1982年夏，李德倫率中央樂團小分隊在北京紅塔禮堂作普及音樂會，門票0.5元。圖為演出前，李德倫在普及交響樂常識，以便讓觀眾了解如何欣賞交響樂。從作品分析到指揮家對作品的理解，從各聲部的交響到聽眾該重點聽什么，他用最能夠讓人們理解的語言，讓人們可以在短時間被帶入音樂。時至今日，張國勇等音樂家仍在多方努力爭取讓大眾有更多欣賞劇場藝術的機會。 陳 雄 攝

　　政府在大力繁榮和發展文化、加大對文化投入的過程中，首先應該加大對文藝院團的投入。

　　其次，形成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良性機制，降低票價，把對文化的投入分解在每一張票上。

　　隨著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的召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被賦予了更為重要和深遠的意義。而讓普通老百姓有機會欣賞劇場藝術，則是構建和諧社會，大力繁榮發展文化的重要方面。

　　所謂劇場藝術，它包括歌劇、音樂會、芭蕾、話劇等等，是有別于娛樂性的東西的。作為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為何在今天又要重新提出來？首先是時機的成熟。隨著我國GDP的快速增長、國際地位的提升、在國際上話語權的增加，文化發展和文化精神需求越來越明顯地被擺到了重要的位置。其次，從某種程度上說，它也是和諧社會的重要支柱。構建和諧社會、關注和改善民生一直是兩會的重要主題。民生問題的改善就是要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數。幸福指數是雙重的，一是物質上、二是精神上。但我們現在所說的民生問題，很大程度還停留在物質層面，類似工資、物價、房價、拆遷、農民工問題。這些肯定是要關注和改善的，而精神層面也不容忽視。往往精神上的幸福指數提升了，會給人帶來心靈的安寧。整個社會環境的改善，包括污染、噪音、秩序等等也是和諧社會的一部分。所以說，再次提這個問題，還是很有必要的。

　　近些年來，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與之匹配的市政建設，像高樓、大橋的建造也走在世界最前列。在文化大發展號召下，全國各地，無論經濟實力如何，無論市場需求多少，大劇院、音樂廳紛紛建造起來，一個建得比一個好。但是，很多省市沒有交響樂團、芭蕾舞團等演出團體，在規劃之初，并沒有考慮劇院開業后的運營等問題，而是腦袋一熱，花了大量的成本把劇院建起來。建成后，有許多劇院都流于形式，成為擺設，沒有實際演出。即使偶有演出，要么花大量經費邀請國外樂團，成本很高，而百姓所能接受的程度很有限；要么淪為魚龍混雜、參差不齊的三流水準娛樂演出場所，無法真正意義地滿足百姓欣賞劇場藝術的需求。

　　國內劇場演出還普遍存在這樣的問題：劇院運營成本巨大，又沒有良性的藝術生產過程，因而靠高價買節目來吸引老百姓的眼球，拼命宣傳，把錢砸在所謂大活動上。這一市場導向的偏差帶來了對百姓的誤導，大家對世界著名樂團、大型節目趨之若鶩。就好比我們在飲食上過多把注意力放在一年當中幾次節日聚餐上，狂吃海喝，而忽略了一日三餐的質量。實際上，這是最不健康的飲食習慣。這些國際著名交響樂團來華的演出，由于高票價原因，受益的往往只是一部分中產階層、高收入人群。從某種程度講，能買得起票的觀眾未必就有能力和渴望去欣賞，而真正希望得到滿足的百姓卻沒有機會去參與。

　　因為從事指揮專業，我每年都會到世界各地交流演出。從上一次兩會結束到現在，我去了芬蘭、瑞典、美國、俄羅斯四個國家，能明顯地感覺到，這些國家對交響音樂、歌劇、芭蕾舞的熱衷程度很高。到劇場欣賞藝術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很自然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這里面有幾個原因，一是悠久的歷史，劇場藝術在這些國家已經有三四百年的歷史，這些傳統并不因為戰爭、自然災害、經濟危機、政治體制改革而中斷或變質，而是不斷延續和發展。二是全民文化素質高，老百姓對欣賞劇場藝術有需求。三是政府對本國的劇院、藝術團體的重視程度高，政府意識到劇場藝術的發展，既能滿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也是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體現，是國家文明的標志。因而，在國家體制機制的規范下，劇場設施建設、文藝院團扶持和聽眾受惠成為一個非常良性的運營模式。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建立劇場，用納稅人的錢資助文藝院團，納稅人自然也有權利和義務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到劇院欣賞交響樂、芭蕾舞。因而，這些國家劇場演出的票價很低。

　　以美國的情況與中國做比對，在美國，平均票價約為100美元，是每月最低生活標準的1/6；工薪階層平均工資最少有3000美元，票價占到平均工資的不到1/30。而在我國，以一張票平均票價200元計算，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600元計（2011年4月起上海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為505元），票價占到1/3；居民每月平均工資以4000元計（2011年公布的上海市月平均工資為3896元），票價占到1/20。

　　在并不發達的拉美國家，如厄瓜多爾、墨西哥，一個藝術院團從政府得到的資助更大，所以他們沒有必要通過票房來彌補日常生產所需的經費。比方我合作過的厄瓜多爾國家交響樂團，一年政府資助700萬美元，折合人民幣4500萬元，對于這個并不算發達的拉美國家，占GDP的比例相當高。而我國現在政府資助最多的應該是上海交響樂團，一年政府給予2000多萬元撥款，加上民間資助也不過4000萬元。

　　有了政府如此巨大的資助，交響樂團無需為生存掙扎、為生計發愁，無需靠頻繁的商演來彌補經費，商演對一個交響樂團是弊大于利的。要想提高交響樂團水平，使之成為國家名片，成為國際著名交響樂團，應降低商演的比例，把精力集中在業務訓練和提高、拓展曲目上。厄瓜多爾國家交響樂團的演奏水平充其量不過是中國的二流水平，但藝術家能享受到舒適的環境和放松的心情。排練場所每天都備有各式水果、飲料、點心，藝術家工作、生活得很有尊嚴。

　　有了對藝術團體的巨額資助，所有劇場演出的票對老百姓也都是免費的，連乞丐都有機會進劇場欣賞藝術。他們采取的辦法是，演出前兩小時排隊領票，發完為止。因此，無論是什么指揮、什么曲目，每場音樂會都是滿座，反響非常熱烈。受殖民文化影響，觀眾的穿著、秩序、禮儀都非常好，這與市政建設的落后形成很大的反差。而我國的市政建設、劇場硬件設施都非常完善，但國民素質和藝術欣賞水準卻遠遠不能與之匹配。

　　近年來，在一些發達城市，政府對劇場文化的投入加大，也形成了一批公益性、普及型的劇場藝術演出，如上海的星期廣播音樂會、東方市民音樂會、上海大劇院藝術課堂，國家大劇院的“周末音樂會”、“經典藝術講堂”，廣州星海音樂廳的“音樂下午茶”等，票價在20-50元不等。這些普及音樂會一經推出，受到老百姓的熱捧，劇場常常爆滿，這充分證明老百姓還是有欣賞劇場藝術的需求的。高票價成為橫亙在觀眾和劇場之間的鴻溝。票價之所以一直降不下來，一是因為劇場需要自己負擔管理經營成本。二是文藝院團沒有資金維持正常的開支，只能通過提高單場演出票價來彌補虧損。票價的提高往往拒聽眾于門外，文藝院團演出變成自娛自樂，形成惡性循環。

　　以排演一部西方經典歌劇為例，最低成本要在350萬元左右。其中演出4場，需要租用10天的場地，演出場地費48萬（每天12萬），裝臺場地費18萬（每天3萬），共計66萬。按每場1500個座位計，光場租的費用平攤在每張票上的價格就是110元。要使收支平衡，每張票必須平均賣到583.3元。

　　因此，政府在大力繁榮和發展文化、加大對文化投入的過程中，首先應該加大對文藝院團的投入。我不反對文化體制改革，但現在文化體制改革中最重要的問題并不是院團用何種方式生存的問題，而是如何培養觀眾，吸引更多的人走進劇場的問題。必須先有觀眾，然后才能真正談到藝術發展、藝術創作，不然也只是紙上談兵、泛泛而談。其次，形成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良性機制，降低票價，把對文化的投入化解在每一張票上。在某些城市和地區，政府對文化的投入并不算少，但要不就是大量投入在劇場等硬件設施上；要不就是大量投入在所謂的原創劇目創作。這種投入一定程度上只能帶來政績效應，無法讓老百姓感覺到實實在在的幸福指數提升。

　　我們應該學習西方的成熟做法，把對文化的投入分解在每一張票上。只有這一天的到來，我們的劇場藝術才能真正發展，老百姓才能把欣賞劇場藝術作為一個基本生活要素，真正的大和諧社會才會到來，真正的國際形象才會提升。

　　（張國勇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音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