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時代在亞洲產生的“兄妹配偶型”洪水神話，完全獨立于希伯來人的《圣經·舊約》中的諾亞方舟神話，而另成一系，其價值和保護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唐人段成式說：巴渝（酉陽）的文化“及怪及戲，無侵于儒”（《酉陽雜俎·序》）。也就是說，巴渝文化是一種與儒家文化及其傳統無緣的獨立的文化。

德江儺戲　貴州省非遺中心 供圖

　　古代神話：

　　探尋人類起源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眾以口傳心授的方式世代傳承、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文化形態，它浸潤著不同時代民眾的世界觀、社會理想與憧憬，承載著民眾的智慧和人類的文明，體現著民族精神、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因此，我們有理由說，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族文化之淵藪，民族精神之根脈。本世紀初，世界已進入現代化、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亞洲各國社會出現了轉型，傳統意義上的文化被邊緣化，民族文化受到西方強勢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巨大沖擊甚至吞噬。在農耕文明條件下產生和傳承，并與農耕文明相適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逐漸失去了生存的條件。于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開始認識到了保護本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保護民族的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提高民族和國家的自信心、自尊心和民族凝聚力，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和文化自覺的重要性。

　　亞洲是一片古老的大陸。在古代，亞洲人民就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只是16世紀以后，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相繼侵入，許多國家和地區先后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經濟遭到了嚴重摧殘，民族文化遭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或侵蝕，致使許多國家和地區長期處于貧困落后狀態。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后，亞洲走上了內部調整和外部合作的轉型之路。然而對于任何民族來說，其根文化畢竟是強國之本，要守住亞洲文化的光輝傳統，復興和弘揚亞洲文化，增強亞洲文化的軟實力，保護亞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是亞洲各國政府和民眾的重要使命。我以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不外兩點：一是保持和守護住千百年來民眾以口傳心授的方式創造和傳播的文化及其傳統，從而弘揚和發展民族的文化；二是既要吸收外來文化優秀的東西，又要遏制外來的強勢文化對本土文化的吞噬與覆蓋。

德江儺戲　貴州省非遺中心 供圖

　　亞洲各國和各地區民眾所創造和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反映了亞洲人的宇宙觀和價值觀、歷史觀和審美觀，是東方文化傳統的珍貴財富。過往的情況是，亞洲國家和地區對其他亞洲國家、民族和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了解，遠遠少于對西方、特別是歐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了解。其原因，無非是若干世紀以來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侵犯和占領，將亞洲國家變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向其宣傳和推銷西方文化，從而導致了亞洲各國對自己國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認識不足，保護和宣傳不得力。所以，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保護好我們所擁有的不同表現形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此，既有利于以亞洲為主體的東方文化傳統的復興和傳播，也有利于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生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上，除了各國政府強有力的舉措外，非政府組織也有很多事情可做，尤其是專家的作用。同時，亞洲各國和各地區攜手合作，也是時代賦予我們這代人的使命。

　　譬如，對“東南亞文化區”共有的非遺項目的保護。中國學者芮逸夫在20世紀30年代就曾斷言：根據銅鼓、蘆笙、“兄妹（姊弟）配偶型”遺傳人類的洪水神話等文化特質或文化元素來判斷，亞洲的東南部存在著一個“東南亞洲文化區”。他說：“這種形式（兄妹兼指姊弟配偶型）的洪水故事的地理分布，大約北自中國，南至南洋群島，西起印度中部，東迄臺灣島。從地理上察看，它的文化中心當在中國的西南。所以我推測，‘兄妹配偶型’的洪水故事或起源于中國的西南，由此而傳播到四方。因而中國的漢族會有類似的洪水故事；海南島的黎族、臺灣的阿眉族、婆羅洲的配甘族、印度支那半島的巴那族，以及印度中部的比爾族與卡馬爾族也都會有類似的洪水故事。”“兄妹（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話作為亞洲廣大地區流傳的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神話）的“原型”，在亞洲文化史上的歷史認識價值和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在芮逸夫的同時和之后，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學者、外國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一直沒有停止過，他們積累了大量的中國大陸、臺灣，以及亞洲其他國家流傳的“兄妹（兼指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話的材料。遠古時代在亞洲產生的這個洪水神話，完全獨立于希伯來人的《圣經·舊約》中的諾亞方舟神話，而另成一系，其價值和保護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亞洲文化區各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和學界，理應攜起手來對亞洲洪水神話類型進行調查、記錄、研究和保護。

　　我所提議亞洲攜手合作保護的“兄妹（兼指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話，巴渝文化圈里也有流傳，也應被視為巴渝之地口頭文學的珍品。《路史·后記一》：“伏羲生咸鳥，咸鳥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顧相，降處于巴，是生巴人。巴滅，巴子五季流于黔而君之，生黑穴四姓，赤狄巴氏服四姓，為稟君，有巴氏、務相氏。”這是古籍的記載。不妨讓我們回到1939年。這一年的2月28日，流亡在重慶的美術史學家常任俠先生寫了一篇《重慶沙坪壩出土之石棺墓畫像研究》，其所報道和描繪的在嘉陵江畔的沙坪壩前中央大學農場附近的漢墓中出土的兩個交纏在一起的人首蛇身畫像，乃廣泛流傳于苗漢兩族中的伏羲女媧神話，并指出“蓋其時民俗所尊崇耳”。“其時民俗尊崇”6個字告訴我們，學界認為起源于南方民族的伏羲女媧及洪水神話，至少在漢代還在嘉陵江畔的重慶地區廣為流傳。

　　40年后，1979年4月在第一次民族調查中，重慶的基層文化工作者胡長輝和尚云川在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搜集到一則題為《布所和雍妮》的神話傳說，其內容說，洪水中牛羊沒有了，雞狗也被淹死了，人也沒有了，宇宙間只剩下了布所和雍妮兩兄妹。他們坐在一個大木箱子里，得以逃生。烏龜、青蛙勸他們成婚以繁衍人類。雍妮總是以一母所生拒絕成婚。經過滾磨盤相合、劈竹子相合、種葫蘆藤蔓纏在一起三個環節，雍妮還是不從。最后，烏龜勸他們圍著古王界轉，七天七夜，誰也追不上誰。于是老烏龜教導布所回頭轉，于是與妹妹雍妮相遇，二人不得不結婚。生下來的是些肉團，劈開撒在大地上，變成了帕卡（漢族）、畢茲卡（土家族）、白卡（苗族）等。從此，世界上有了人，并且一天天多起來。5年后，1984年，在全國民間文學大普查中，同樣是酉陽的基層文化工作者劉長貴和彭林緒搜集到另一篇題為《洪水朝天和百家姓的由來》的洪水神話。內容與前一篇神話大同小異。

　　1986年，基層文化工作者李德乾、張繼青、陳萬華、熊平等人，在奉節縣的新政鄉何家村、高治鄉大力村、白帝鄉浣花村，城口縣的白芷鄉和平村；1987年，王良裔在巴縣姜家鄉農民村、劉謙勝在大足縣對溪鄉跑馬村，也都搜集到這些地方口頭流傳的洪水后伏羲兄妹婚的神話傳說。

　　先后在酉陽、巴縣、奉節、城口等地搜集到的這些古老的人類起源神話——洪水后兄妹婚神話，說明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還以口傳的方式在三峽地區群眾中廣為流傳。雖然神話中的兄妹名字不同，實則與《玄中記》《史記補·三皇本記》《帝王世紀》《淮南子·覽冥篇》等古籍中記載的伏羲女媧故事、與20世紀40年代在沙坪壩出土的漢畫像中的伏羲女媧人首蛇身畫像背后所隱含的人類起源神話，同屬于一個古老的母題或原型，是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口頭流傳版本。這意味著酉陽、巴縣、奉節、城口等這些地方，因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獨特的文化傳統，保存下來了如此古老的人類起源神話，見證了民間神話傳說的頑強生命活力。筆者最近讀重慶當紅女作家方棋所著的《最后的巫歌》，發現作者在對生活于三峽中，從重慶巫溪到湖北清江流域的古巴人的悲壯歷史和文化傳統的描寫中，也寫到了這個古老的民族對這個人類起源神話的鮮活記憶。

　　古巴人曾經的駐地也好，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也好，嘉陵江畔的沙坪壩也好，以及巴縣、奉節、城口等三峽地區也好，無疑都是這個洪水后遺民再殖人類起源神話——“兄妹（兼指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話——的重要流傳人群和流傳地區，都應該納入這個類型的神話的保護范圍。

　　巫儺文化：

　　土家族的文學瑰寶

　　三峽大峽谷和巴渝故地都是古文化源遠流長、巫風淫祀甚盛的地方。巴人有著獨立的文化傳統，與南楚文化有較為深厚的關系，而未能篤信儒家的學說。已故歷史學家蒙文通在《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一文里指出，《山海經》的《大荒經》部分，是西周東遷之前的作品，所記內容則更早。“《大荒經》五篇，曾四次提到‘巫山’，這也是《山海經》其余兩部分所不見的；同時，《山海經》中有關‘巴國’、‘巴人’的記載，也僅見于這部分（《大荒海內經》）。因此，我們認為《大荒經》部分可能就是巴國的作品。”“《大荒經》部分所記神怪最多，應當說是時代最早的部分（或者是文化更落后地區的材料）。”清咸豐五年（1855年）四川順慶海清樓成或因刻本《山海經繪圖廣注》中的一些古圖，“神與獸特征鮮明、形象夸張、線條粗獷，個別圖像有明顯的世俗化、宗教化與連環畫化的傾向。……這些圖可能來源于巴蜀的圖畫。”

　　在酉陽，至今還保留著巫師作法或行儺時吟唱的儀式敘事歌。就其性質而言，酉陽古歌屬于巫儺古歌，如同許多南方民族的古歌一樣，不僅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化信息和藝術因子，如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等蒙昧觀念，而且融會了原始先民和后世農耕勞動者長期積累起來的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是古代巴人及其后裔現代的土家族的民間文學瑰寶。唐人段成式說：巴渝（酉陽）的文化“及怪及戲，無侵于儒”（《酉陽雜俎·序》）。也就是說，巴渝文化是一種與儒家文化及其傳統無緣的獨立的文化。這種觀點是很有見地的。但到了農耕文明時代，已經逐漸雜糅了道佛等文化和觀念。許多地方和民族的喪葬儀式，都有道教的參與。土家族的巫歌，是否有儒家思想的影響或加入，筆者沒有研究，不敢斷言。2010年，酉陽縣文化部門向文化部申報“酉陽古歌”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經過專家組的討論通過，于2011年5月獲國務院批準為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我們期待著負有保護責任的酉陽縣盡快向公眾提供出完整的古歌（風俗詩、贊美詩、訣術詩等）、古諺等巫儺詩文作品來，做到資源共享。

　　巫儺是漫長的中國農耕文明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普遍性文化形態。20世紀八九十年代，作為臺灣清華大學王秋桂先生的《中國儀式戲劇之研究》計劃的一部分，重慶市的文化學者們對轄區內的一些巫儺文化豐厚的地區進行了一次田野調查，于1993年由臺灣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出版了胡天成撰寫的《重慶市巴縣接龍區漢族的接龍陽戲》、段明撰寫的《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雙河區小岡鄉興隆村面具陽戲》、王躍撰寫的《北江縣舒家鄉上新村陶宅的漢族“祭財神”儀式》三部大型調查報告。繼而，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又承擔了全國藝術科學“八五”規劃重點課題，深入重慶市的山鄉農村作更加深入的調查，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材料進行梳理、研究，撰寫出了230萬字的《民間祭禮與儀式戲劇》（貴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課題組調查搜集到的儺戲（陽戲）文本資料、儀式記錄，面具、服裝、神像、神明神位、茅人神位、表亭、星辰圖、紙錢等實物，以及在研究成果中提出的“中國戲曲的起源是多元的，民間祭祀活動是重要源頭”的研究結論，為重慶市巴渝文化圈的文化整合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