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識途　著名作家，中國作協名譽委員。從事革命工作的同時筆耕不輟，創作出版了大量小說、紀實文學、散文、隨筆、詩歌等作品，包括長篇小說《清江壯歌》《夜譚十記》《滄桑十年》，紀實文學《在地下》，短篇小說集《找紅軍》《馬識途諷刺小說集》等。其中《夜譚十記》從1942年起開始創作，歷時40年，三度書稿被毀，三度重新創作，電影《讓子彈飛》即據此書改編。

　　在第八次全國作代會現場，有一位老先生，身軀偉岸，鄉音濃重，不論走到哪里，都會圍過來一群年輕人：馬老，我們合個影吧；馬老，給我們簽個名吧。他就是馬識途，現年97歲，早年從事地下工作，后開始大量創作，電影《讓子彈飛》的火爆即得益于他的《夜譚十記》。馬識途的女兒有些心疼：“客人一撥又一撥，他太累了。合影的時候，他身體太沉，久了怕站不住。”然而馬老總是笑著有求必應。11月25日，馬老送走又一撥訪客之后，接受了本報的專訪。

　　革命風云錄：戰火中的青春，邊做地下工作邊求學

　　中國藝術報：您早年在西南聯大讀書，對哪些老師印象最深刻？

　　馬識途：西南聯大中文系名師云集，如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李廣田、陳夢家等。而學生只有五六十人，我們年級只有一二十人，但老師卻有十幾個之多。我跟聞一多比較熟。我當時在學校擔任黨支部書記，和他在政治上有一些交往，他是一個很善良的人。他參加了民主運動，成為最英勇的戰士。

　　讀西南聯大之前我已經讀過“中央大學”，參加革命以后就放棄了。我原來做地下工作，后來組織遭受破壞，我的愛人也犧牲了。組織上讓我到昆明去隱蔽、考西南聯大，我就是這樣走進西南聯大的。在西南聯大又重新從一年級讀起，接受了文學的科班訓練。

　　中國藝術報：您在西南聯大時也還在繼續地下工作嗎？是怎樣展開工作的？

　　馬識途：還在繼續地下工作。同時我還要認真地學習功課。當時黨中央對地下工作者提出“三勤”的要求：勤學、勤業、勤交友。也就是說，在學校讀書的，一定要勤學，一定要在你所在的地方成為拔尖的人物，這樣才能團結更多的人走向進步。所以當時既要做黨的工作，也要認真學習。

　　中國藝術報：您跟聞一多先生更熟一些，當時聞一多提倡白話詩，自己也創作了很多白話詩力作。作為學生，您怎么樣理解這樣的理論主張？

　　馬識途：聞一多寫了很多白話詩，大家很熟悉，比如說《紅燭》。但是后來他搞學術研究去了，搞楚辭、搞唐詩。他在古代文獻的研究方面，也很有成就，還出版了《聞一多全集》。當時他已經不寫白話詩了，他指導學生組織的詩社，叫“新詩社”，很多寫新詩的同學都以他為導師，發表了很多東西。后來出現的很多詩人都跟他有關。到了后期他的舊體詩寫得也很好，他寫詩說：“唐賢讀破三千紙，勒馬回韁作舊詩。”他說他自己騎馬寫詩，現在返回來寫舊詩了。就在這個時期，他提出了中國新詩必須要有格律的主張。

　　中國藝術報：就是新格律詩要有建筑美、音樂美、圖畫美“三美”主張。

　　馬識途：對的，他當時發表的一些新詩都是帶有格律的，和我們后來這些白話詩不一樣。針對新詩怎樣建立格律的問題，他和何其芳都有這樣的做法，做了一些試驗，把西方新詩的那些異質引到我們現代語言里面來。我們知道英詩是有分節的，他認為新詩也應該有西方詩歌的那種節制。但是我們現在詩歌散文化了，基本上沒有什么格律了。

　　中國藝術報：那個時代出了很多大師。您覺得一個時代產生大師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馬識途：兩個字——自由。當時北大有一個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這是西南聯大最根本的、一切學術幾乎都要貫徹的東西，這才塑造了具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群像。當時各種流派的作品都可以發表，百家爭鳴，不受任何限制。所以教授們都是有一家之言的學者，學生們在那樣自由的環境中也都能得到充分發揮自己潛質的機會。那里的學風適合文學的發展，所以西南聯大不僅培養了很多科學家、政治上的領導者，而且也培養了很多文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