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離開我們整整75年后的今天，我們重讀魯迅。

　　從世界范圍看，魯迅的足跡最遠只到達過日本，在那里，年輕的魯迅最終完成自己對于人生的選擇——成為一個作家。正是這一選擇注定了魯迅身后的思想與文字比他本人走得更遠——到20世紀80年代，魯迅著作的翻譯文本已達到50多個國家、70多種語言，無論東鄰日韓、東南亞，還是歐美大陸各國，乃至西亞、非洲的阿拉伯世界，魯迅都引起強烈的共鳴。

　　而事實上，在55年的人生旅程中，魯迅一生的行動思想指南就是愛國。他以犀利的文筆直陳社會弊病，批判圍觀者的冷漠，對國人的國民性陰暗面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雖然今天的時代早已非魯迅所處的那個時代所能相比，但清醒地、理智地愛國，并勇于直陳社會之弊端，仍然沒有過時

　　愛國者魯迅

　　今天的時代早已非魯迅所處的那個時代所能相比，但清醒地、理智地愛國，并勇于直陳社會之弊端，仍然沒有過時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東爾發自北京 七十五年前的10月19日，現代中國最深刻的思想者魯迅，在上海停止了工作。而在千里之外的福州，郁達夫得知魯迅的死訊后則不禁感慨：“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由此可以想見魯迅在當時國人心中的地位。

　　在55年的人生旅程中，魯迅一生的行動思想指南是愛國。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情緒，是建筑在對于祖國命運的一種深闊的瞭望和思慮基礎之上的。從晚清到抗戰前夕，中華民族憂患重重的日子，魯迅以犀利的文筆直陳社會弊病，批判圍觀者的冷漠，對國人的國民性陰暗面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今天的時代早已非魯迅所處的那個時代所能相比，但清醒地、理智地愛國，并勇于直陳社會之弊端，仍然沒有過時。

　　選擇

　　從三味書屋、南京水師學堂、礦務學堂再到仙臺學習西方醫學，從放棄舉業從事實學，再到棄醫從文以筆為槍，從北京到廣州、廈門最后定居上海，魯迅一生的各種選擇都圍繞著兩個字：愛國。選擇礦務學堂是在甲午戰爭、庚子事變后痛感中國工業技術遠不如船堅炮利的列強，學習醫學也是因為“科學救國”的影響，最后受刺激于“中國是弱國，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偏見后，他終于決定棄醫從文。

　　東渡求學之后，對于清廷的朽腐不可救藥，魯迅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從而追隨章炳麟從事排滿革命，與保皇立憲派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思想戰，為1911年中國命運的大轉折奠定理論基礎。辛亥革命前夕，出于贍養母弟的現實壓力，魯迅無奈回國從事教育工作。俟待民元南北和議成功之后，立即應邀前往北京，從革命者轉變為建設者，開啟了長達十幾年的“作為公務員的魯迅”時期。隨著對北洋政府的失望，魯迅又奔赴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最終在蔣介石亮出“4·12”屠刀的寒光之后轉往華洋雜處的上海，直至去世。

　　魯迅生命中每一次轉變，都是直接或間接地服務于建設理想中的中國的目標。而他后期的雜文創作更是直接介入政治事務與社會生活，蘊積了更強的能量和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清醒

　　魯迅更是一位清醒的愛國者，他是以憤火來照出對中國的愛。對于中國的人與事的問題與缺陷，魯迅是從來不留情面，務求治病斷根。他曾斷言“世上固多愛者，但也羼著些愛亡國者。愛國者雖偶然懷舊，卻專重在現世以及將來。愛亡國者便只是悲嘆那過去，而且稱贊著所以亡的病根。其實被征服的苦痛，何止在征服者的不行仁政，和舊制度的不能保存呢？”。

　　對于那些挾洋自重來麻痹國人的言論，他也頗不以為然：“贊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國人的肉的！”這樣掐臂見血的言語必會遭到趨時媚世者的嫉恨，對于宵小的攻擊，魯迅卻毫不在意：“漢奸頭銜，是早有人送過我的，大約七八年前，愛珂先羅君從中國到德國，說了些中國的黑暗，………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這一套。”

　　而對于流血和犧牲的愛國志士的的遭遇，他冷靜觀察的結論是：“活著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數是被壓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橫恣的是漢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罵漢奸的逸民。后來自己壽終林下，兒子已不妨應試去了，而且各有一個好父親。至于默默抗戰的烈士，卻很少能有一個遺孤。”但即使如此，魯迅也并未就此墮入犬儒主義，依舊認為愛國并不等同于經商，不能問值得是否。后來者常將二周并列，但就識見與氣節而言，開始愛惜羽毛，最后落水附敵的周作人跟其兄的差距，不可以道理計較。

　　批判

　　魯迅對于愛國的理解并非機械、僵化，并不是時刻當做一種主義來束縛自己，即使對于他親自參與的辛亥革命與最為珍視的中華民國也是如此。魯迅對辛亥革命的反思與批判起源于對這場革命所承諾的秩序變遷的忠誠。他的心目中存在著兩個辛亥革命：一個是作為全新的歷史開端的革命，另一個是以革命的名義發生的，對歷史的重復。他的心目中也存在著兩個中華民國：一個是建立在“革命”基礎上的由“新民”組成的中華民國，而另一個是回到歷史循環的另一個階段的、以中華民國名義出現的社會與國家。

　　魯迅沉痛地說：“我覺得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我覺得什么都要從新做過。退一萬步說罷，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還只有十四年！”他對于中華民國喪失了創建之初的理想和目標，是極為憤怒和不滿的，因此在他晚年轉而尋找新的希望——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革命。

　　清醒愛國的另一面表現在魯迅對于國民性的持久而深刻的反思與批判，希冀能祛除這些國民性的缺陷，建立嶄新的積極向上、樂觀進取的國民人格。

　　諷刺是熱愛的另一種形式，負面的基調可以表達正面的內容，魯迅一般不用辛辣的諷刺，而一般采用冷嘲白描的筆法，如刻畫中國人的冷漠：“然而也有經過許多人經驗之后，倒給了后人壞影響的，如俗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傷，一不小心，向來就很容易被人所誣陷……所以，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于高興的人盡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這便是犧牲所換來的壞處。”對照近幾年見死不救見傷不扶的種種新聞、報道，不禁讓人既欽佩又慚愧，欽佩的是魯迅目光準與狠；慚愧的是快七十年過去了，盡管中國已經重新崛起，但魯迅的批評依然如明鏡般映照著當下社會的某些犄角旮旯。

　　另一位20世紀的中國偉人——毛澤東這樣由衷地贊嘆：“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這么多年過去了，毛澤東的評價愈來愈顯示出其正確與準確。盡管由于某些原因，魯迅的作品以顯而易見的速度退出今天的教科書，然而，魯迅和他的作品總是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期所召喚，肯定與否定都源自魯迅和他的作品成為人們看待自己的社會和時代的坐標。從這個原因上而言，魯迅永遠是一位“當代”作家，而我們也有必要在今天重讀魯迅。

　　世界的魯迅與魯迅的中國

　　在不同話語體系中呈現的相異面目，是魯迅意外成為全球不同文化圈借由同一形象反觀自我的契機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楊梅菊發自北京 在魯迅短暫的55年生命中，他的足跡最遠只到達過日本，在那里，年輕的魯迅最終完成自己對于人生的選擇——成為一個作家。

　　正是這一選擇注定了魯迅身后的思想與文字比他本人走得更遠，肉身死亡之后，它們替他繼續遠行——據統計，到20世紀80年代，魯迅著作的翻譯文本已達到50多個國家、70多種語言，無論東鄰日韓、東南亞，還是歐美大陸各國，乃至西亞、非洲的阿拉伯世界，魯迅都引起強烈的共鳴。而他于日本期間所確立的對于中國國民性批判的視角，更是令世界認識魯迅的極深刻標記。

　　一座豐碑的塑造

　　沒有人懷疑魯迅作為精神偶像于這個世界的存在——進人20世紀90年代后，西方國家對魯迅作品的翻譯進度有所減緩，主要原因在于前幾十年歐美翻譯家已經譯介了相對比較充足的魯迅作品可供學術研究之用。但全球對于魯迅的深入研究乃至重新接受并未放緩。

　　1990年，美國學者威廉·萊爾翻譯的《<狂人日記>及其他短篇小說》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刊行，魯迅的短篇小說基本上已經被收錄在內。1992年，美國密歇根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電影<阿Q正傳>導讀》。1996年，寇志明的專著《詩人魯迅：魯迅舊體詩研究》在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刊行，該書載有寇志明用英文翻譯的魯迅現存64首舊體詩。2002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刊行了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翻譯的《阿Q正傳》譯本，屬于“中國現代文學中英對照”系列中的一本。80年代前期在中國工作的麥克道格爾，完成了魯迅和許廣平的書信集《兩地書》的翻譯。1990年，米歇爾·露阿翻譯的法語譯本《阿Q正傳》由法國文學出版社印行。

　　德語譯本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在瑞士聯合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魯迅選集》，該選集翻譯了魯迅的全部小說和詩歌，雜文集《墳》，以及散文詩集《野草》，是德語國家的一批學者歷時巧年精心翻譯出來的成果。該選集的主編是時任德國波恩大學教授的沃爾夫岡·顧彬，副主編是德國漢堡大學教授關愚謙。

　　正如許多研究現代文學的同行一樣，直到現在，魯迅還在歐洲漢學研究委員會成員馮鐵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從尼采的哲學出發，魯迅所吸引馮鐵的，不僅是作為一個雜文家和《野草》作者的魯迅，而且也是把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序言”的前三節，分別用文言文和白話文翻譯出兩個不同版本的翻譯家魯迅——很少有中國翻譯家這么做過。

　　在馮鐵看來，中國對于魯迅這座豐碑的塑造大概從1931年9月魯迅50歲壽誕時就已開始，1936年10月魯迅逝世后這一“工程”更是明確啟動，憑借不斷地自我復制，直到目前，這一潮流依然表現強勁，并且似乎將來也肯定會高效地持續下去。“從脫離具體文本語境把單個詞句摘出編錄在一起的‘選本’，到注解詳盡的‘紀念碑式’十幾卷‘全集’，再到不久前才在臺灣摘掉異端邪說的帽子獲得自由流通權利的奇怪現象”，正如眾多西方漢學家所感興趣和關注的那樣，魯迅的“經典化”及其所有作品文本的處理過程，同樣成為西方研究中國幾十年來意識形態嬗變的重要依據。

　　拯救母親的兒子們

　　上世紀90年代冷戰的終結使歐美魯迅研究進入了良性發展階段。自由的爭辯使人們對于魯迅的感知更加明晰：大多數學者在通往魯迅的途中找到共同的密室之門——一個從未停止批判自己所在國家及國民的作家，如何與他的國家，他的同胞，甚至“自身作為被批判者的一部分而存在”這一境況自處？

　　正如西奧多·哈特斯的《生活的側影：論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家的聲音》所讀出的魯迅充滿懷疑的聲音：其小說敘述者聲音中透出的無力感，是魯迅本人在現實社會中一再受挫而產生無力感的回音；薩莉·列伯曼則以魯迅作品中母親形象的塑造為論述原點，探討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民族主義、現代性以及兩性政治的關系。魯迅自幼喜歡“目蓮救母”這出戲，在其作品中，常常能看到“母親”形象與中國“男性氣質”的并置，遺憾的是，這種并置并未產生“目蓮救母”的親情英雄主義效果，在《補天》、《奔月》、《在酒樓上》等小說中，兒子(男人)都沒能成為“母親”的“拯救者”。

　　魯迅選擇直面這種存在于中國民間倫理上的危機，并且把這種危機視作民族的積弱所致，面對西方這個強大的他者，他們喪失了“男性氣概”而感到懦弱無力；面對“母親”，歷史上備受尊崇的兒子(男人)們，喪失了拯救苦難母親的能力。

　　西方人這種對于魯迅文字背后的精神屬性觀察，在新世紀之后達到新的高度。2005年，保羅·福斯特指出：20世紀前期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文學“不僅是建構民族身份的關鍵，而且也是對國民性的破壞性批判力量”，并因此形成矛盾的民族主義——“諷刺的民族主義”。至此一個悖論性的事實被揭露：魯迅的《阿Q正傳》本來是揭露中國國民劣根性的作品，但是因了歐洲大文豪羅曼·羅蘭的幾句稱贊，《阿Q正傳》成為中國文學“正面的范例”，“魯迅在中國人的想像中成為了中國國民性的典范——一位諾貝爾獎的競爭者”。

　　尼采的信徒，中國的奧威爾

　　幸運的是，在其后魯迅形象的傳播過程中，毫無血緣關系的的相似性和傳承性被一再發現。正如英國學者將魯迅與其同時代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相比，二者之間存在著通過文學創作進行自我精神與民族精神治療的意向：他們的作品“大多揭露社會的黑暗，民族病態靈魂”，他們都是“病態的天才”；他們對各自“民族精神疾病的診斷和揭露，以及‘療救’情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主體感悟與自我剖析”。

　　2001年德國法蘭克福的彼得·朗格公司出版了華裔學者張釗貽的《魯迅：中國“溫和”的尼采》一書，張釗貽認為魯迅接受的是“溫和”尼采的精神遺產(諸如對中國文明衰落性的看法、對現代世界文明的批判等)，認為魯迅并不完全是尼采的信徒，而是在中國當時的時代語境中的一個尼采的等同者。魯迅預言了一個市場法則主宰下的“黃金時代”的到來，而張釗貽認為如果魯迅活到現在，他或許會發出“救救狂人！”的吶喊。

　　來自美國的漢學家、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教授華志堅則曾在《時代》周刊撰文稱魯迅為“中國的奧威爾”：二人皆有新名詞進入政治辭典：阿Q主義在中國之易于理解，恰如“老大哥”通曉于他國；魯奧皆半生以左派獨立思想者立命，批判教條主義與政治光譜中的一切偽善。

　　被拒絕的諾貝爾

　　漢學家李歐梵至今認為魯迅是屬于全世界的、大眾的，每個人心中都可以有一個魯迅。上世紀60年代歐洲和美國的學界出現左翼思潮，因此魯迅的作品被介紹到美國和歐洲。但是，現在美國大眾很少有人了解魯迅。“這其實是一種吊詭。你只能說魯迅是屬于世界的，才能促使世界的讀者都去認識魯迅。但如果把魯迅當做一種學問，外國人又多不懂中文，就沒人能懂魯迅了。”這一點，正如大多數人會記得作為第一位受外國人關注并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中國作家，魯迅拒絕了這個獎，但他的理由卻鮮少被提及。

　　1927年，來自諾貝爾故鄉的一位探測學家來到中國，了解了魯迅的文學成就之后，這個瑞典人便與劉半農商量準備推薦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劉半農托魯迅的好友臺靜農去信征詢意見。但魯迅婉言謝絕了。在給臺靜農的信中，魯迅說：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中國”兩個字罷……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

　　魯迅寫這封信，正是在中國新文學經過風風火火的10年之后，彼時對于中國文學的高度自信正在知識分子群體中間流行。但魯迅難得地保持了理智，他的那封信則永遠留給了中國文學的后來者們，直到今天，我們的作家們依然極度渴望著這一獎項，多少因為他們沒有足夠幸運到擁有魯迅的清醒。

　　魯迅逝世時，英國教授謝迪克當時正在北平燕京大學任教，后來他這樣描寫魯迅的肖像：“從聳立的頭發到他有力的頭骨，無處不洋溢出堅決和剛毅。一種坦然之貌，惟完美的誠懇的人才具備的。前額之下，雙眼是尖銳的，而又是憂郁的。眼睛和嘴都呈露出他的仁慈心和深切的同情，一抹胡須卻好像把他的仁慈掩蓋過去……”

　　正如他的長相所同時傳遞的尖銳與憂郁那樣，無論是之于中國還是世界，魯迅皆同時具有讀書人的柔情和戰士的赤誠。他是如此多面以至于從來難以被界定，但在其逝世后的年月中，他的作品和文字走得越遠，魯迅身為一個符號被誤讀的可能性便越大，而他的被演繹，也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全球不同文化圈借由同一形象反觀自我的契機——一座“豐碑”不但會激發著人們去追尋誰曾經作為雕塑家參與了對它的塑立，也會讓人想知道它是豎立在哪兒，畢竟海邊與城市公園中心是完全的兩個概念。時空和語境的相異不停改變著他的面目，但魯迅因此從不曾離開這個世界。

　　魯迅的日本粉絲

　　魯迅的作品，既是了解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必經之路，也是幫助人們認識當時中日兩國歷史的寶貴文獻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黃文煒發自東京 10月19日，位于日本仙臺市博物館內的“魯迅之碑”，迎來了建碑50周年的紀念日，約有90名中日友好團體人士以及魯迅的粉絲們參加了當日舉行的紀念儀式。仙臺市市長、市魯迅先生顯彰會會長奧山惠美子發表演講時稱贊魯迅：“有了打開從封建時代走向現代化的先輩的引導，很多中國留學生來到仙臺，希望年輕一代加深中日友好，開辟新時代。”

　　作為中國現代對日本影響最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魯迅的作品自戰前就成為了日本的暢銷書。在曾經留學過的仙臺，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戶曉。每逢魯迅逝世周年紀念，都會有來自日本全國各地的粉絲們趕來仙臺敬獻鮮花。

　　仙臺視魯迅為驕傲

　　如今在日本東北大學的正門附近，還完好保存著一座二層普通日本舊式民居——這里就是魯迅故居。門前是公共汽車穿梭的公路，周圍多是現代公寓，魯迅故居夾雜其間雖然有些破舊，卻也因其特殊的歷史滄桑感而顯得彌足珍貴。

　　故居的右側矗立著魯迅故居碑，碑上寫著：“中國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魯迅，年輕時在仙臺學習最初居住在這里。”

　　魯迅1904年至1906年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學醫，這是東北大學醫學部的前身。在那里，魯迅遇到恩師藤野嚴九郎，寫出了著名的散文《藤野先生》。在東北大學，現在為魯迅和他的老師藤野修建了半身像。今年7月19日，東北大學的史料館設立了魯迅紀念展示室，并于9月28日舉行了開放儀式。展示室展出了魯迅的入學許可書和成績單的復印件，魯迅的成績在142人中排名第68位；還藏有北京魯迅紀念館贈送的藤野先生用紅筆為魯迅修改的筆記的復印件。日本的許多學者都拜訪過這個展示室。

　　進入東北大學片平校區的北門，走到院子最深處，便是另一處永久保存的文化遺產：魯迅當年經常聽課的階梯教室。這間教室后來被命名為“魯迅的階梯教室”，平時也吸引了眾多參觀者。

　　仙臺人提起魯迅時常說，魯迅是仙臺的驕傲。這不僅因為他是曾在仙臺留學過的最有影響力的中國留學生，更因為魯迅的精神和洞察力亦是日本社會自我剖析的力量源泉。

　　國民性批判的中日版本

　　深受魯迅影響的日本作家為數不少。比如武田太淳、堀田善衛，他們的作品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有著深刻的反省。而在當代作家中，魯迅印記最深的莫過于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有一篇小說，名為《失敗的Q氏》，被日本文學評論家認為與《阿Q正傳》不失關聯。魯迅筆下的阿Q生活在一個地方小鎮，是一個最底層的勞動者，魯迅通過阿Q畫出了當時中國的國民性。而村上春樹也正是通過一個上世紀80年代日本中產階級的典型代表“Q氏”批判了日本的國民性。

　　不光在文學領域，日本學術領域的“魯迅熱”也常年不衰。今年9月底，在紹興舉辦的2011年魯迅論壇和魯迅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有20名日本學者與會。其中，神戶大學教授山田敬三發表了《關于魯迅的古小說觀》，分析了中國古小說對魯迅走上文學之路的影響。

　　關于現在研究魯迅的意義，日本學者藤井省三認為，一方面是了解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必經之路；另一方面，魯迅是在日本留學時發現了文學改造國民性的力量，他受到日本明治時期的影響，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中考慮自己國家的命運，因此，研究魯迅也有助于人們認識當時中日兩國的歷史。

　　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設有“希望學研究工程”。魯迅1925年1月1日所寫的日記《希望》，被東京大學學者當作希望學的典范文來研究，從中發現魯迅的“希望思想”，解讀深奧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等語句。學者佐藤由紀說，魯迅要傳達的意思是，了解絕望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希望。可見，魯迅思想對當今日本學界理解社會現實亦有幫助。

　　日本學生很熟悉“閏土”

　　由于有魯迅作品被收入到日本的中學國語課本，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魯迅的讀者基礎。其中，幾乎所有日本學生都讀過他的小說《故鄉》。筆者曾看到日本的中學生在網上繞有興趣地議論“閏土”這一人物：“閏土為什么要把十多個碗碟埋在灰堆里”？一些中學生說：“這是為了不被人偷走”，“魯迅寫把東西埋在灰里，說明當時魯迅的心情也像灰一樣黯淡”。日本學生們不覺得“閏土”離自己很遠，反而覺得他是一個值得細細研究的、有深度的人物。

　　日本出版界幾乎翻譯出版了魯迅的所有作品。從1956年到1964年，日本出版了《魯迅選集》13卷，在1983年一年里，出版了《魯迅文集》6卷。魯迅的名著《阿Q正傳》、《狂人日記》在上世紀60年代由角川書店出版，時隔20年之后，又有另外三家出版社出版了《阿Q正傳》。

　　2011年，為了紀念魯迅誕生130周年，日本的出版社和中國書店合作，出版了《魯迅的言辭》一書。

　　雖然，包括《阿Q正傳》等在內的魯迅小說和雜文并不易于日本學生閱讀和理解，但在大學里學習中國文學的日本學生，通常會在論文做題時選擇研究《阿Q正傳》和《故鄉》。對他們而言，魯迅略顯艱澀的文風和遣詞用句既是中文博大精深的奧妙所在，也是幫助他們了解中國過去和現在的一面鏡像。

　　魯迅語錄選摘

　　魯迅曾評價自己的作品，“不敢說是詩史，但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終其一生，魯迅歷經社會動蕩與變革：17歲時戊戌變法；30歲時辛亥革命；50歲時九一八事變……正是對救亡和啟蒙舊時代的激昂疾呼，才有了鞭撻中國社會和國民性的力透紙背。

　　本報特選取部分魯迅經典語錄，以饗讀者。只言片語背后，要讀懂中國現實，應先了解中國過去。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自題小像》1903年

　　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的說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隨感錄四十一》1918年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它發揚起來，中國人才有真進步。——《華蓋集續編·學界三魂》1925年

　　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未有天才之前》1926年

　　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懲罰之心，并不下于學者和軍閥。——《答有恒先生》1927年

　　中國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兩種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網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無能力。其二，是終日給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撲，使他畏葸退縮，仿佛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然而父母卻美其名曰“聽話”，自以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他們外面來，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海上的兒童》1933年

　　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捽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高興的人盡有，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經驗》1933年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1934年÷

　　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功之后……——《中國語文的新生》1934年

　　巨大的建筑，總是一木一石疊起來的，我們何妨做這一木一石呢？我時常做些零碎事，就是為此。——《致賴少麟》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