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六年（西元1927年），康有為從上海移居青島不久，離開了人世；

　　民國二十一年（西元1932年），今文經學大師廖平學經六變，在四川與世長辭；

　　民國二十五年（西元1936年），章太炎在蘇州寓所去世；

　　西元1953年，前清樸學殿軍曹元弼，留著前清的辮子，在蘇州寓所黯然謝世；

　　西元1968年，廖平高足蒙文通，在飽受凌辱中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經學自此絕矣！

　　事實上，自經學科廢，新學蜂起，經學研究在民國時期，已經式微幾絕。民國時期的經學研究，主要是晚清經學之余緒，而極少有義理之創發。這種情況，自經學立場觀之，固為事所必至。蓋每當時代巨變，文明更新，舊法不能無弊，必有新的立法者出乎其間，創為一代新法。中國意義上的“革命”，正是因為前代之法行久積弊，不可收拾，遂有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到來，以重新組織政治，整頓社會，改變生活方式。周秦之變如此，辛亥革命亦是如此。前者最終變天下為郡縣，后者變帝制為共和。而在政治社會革命過程中，國家構建若不“法先王”，將國家植根于身后的文明傳統之上，則必須重新尋找立法者，時王出，僭古圣，號后王，立新法，從而帶來無窮的暴政。在周秦變局之后，漢初經師深知暴秦之苦，于是由孔子之刪削述作，而知孔子集前圣之大成，以為后世立法，而漢室帝王亦漸知帝裔并非圣種，必須尊順神圣立法者之法，國家乃得長治久安，于是有漢武之后，去黃老刑名，而尊先王之法，開中國二千余年的政治格局。

　　而近代以來，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隨著辛亥鼎革，帝制土崩，經學行世二千余載，亦因之而徹底退出政治生活。事實上，由此以上八百年，宋世道學的興起，中國的學術中心早由五經轉向四書，以四書為基礎的新儒學，在復活、重構儒家精神價值的同時，忽視了建立在五經基礎之上的理想政治的信念，如蒙文通所言：“漢儒言政，精意于政治制度者多，究心與社會事業者少。宋儒則反是，于刑、政、兵、賦之事，謂‘在治人不在治法’。其論史于錢、谷、兵、刑之故，亦謂‘則有司存’，而諄諄于社會教養之道。”熊十力亦曰：“宋明諸大師，于義理方面，雖有創獲，然因浸染佛家，已失卻孔子廣大與活潑的意思，故乃有體而無用，于物理、人事，少有發明，與社會政治，唯誦知古昔。”熊、蒙二氏皆精于理學，蒙氏并鉆研經學，而二氏之論，大抵不謀而合。宋明學問重建儒家之心性本體，使人于內在心性修養有無限提升之可能，于社會教化，也頗有建設禮樂教化人民之功績，但于政治之建設，則多流于空言，而無實際之制度建設。及至清世，經學復興，諸儒考究群經，發明漢人舊義，不遺余力。但清代經學，實為考古之學，清儒既不能以經學議政，而清代政治也不待經義而立，況科舉考試，仍以四書為主。

　　本來，隨著晚清今古文經學的理論發展，今文至廖平、康有為而致力于純化經義，回應千年變局；古文至劉師培、章太炎而漸入史學，以貞固國本。而辛亥革命的發生，又使經學與政治名義上的關系也完全脫離。在這種條件下，正是重整傳統經史之學，共為新的建國大業做好充分準備的機緣。一個成熟的文明體，每當遭逢巨變，必回首其文明的源頭，從發源之處再出發，以此文明的價值回應遭遇的挑戰，實現真正的“文藝復興”。但是，西來新學蜂起，糟粕《詩》、《書》，使康、章之輩，漸知事無可為，只能從事講學，終老戶牖。今文經學之實質被徹底拋棄，而學術之主流，也隨著文化的更新，從章太炎轉向胡適之，從以史為本轉向以史料為本。在胡適等人倡導的“整理國故”，建立現代分科學術之后，中國學術全面摧毀古典文明體系，而成為“世界學術”的一個部分，成為世界學術的“地域性知識”。而經學研究，也因之在學術主流中徹底消失。

　　肇啟于章太炎，完成于胡適之的現代學術，行至今日，已近百載。這是中國學術“現代化”的一百年，也是經學瓦解、潰敗乃至消亡的一百年。中華文明，自漢世尊奉五經，以為政治社會之核心價值，二千余年間，宅國在茲土，立教在斯人，容有一時之神州激蕩，一代之宗廟丘墟，而疆土、文明、人種，百世不絕，此實全賴經學大義之相傳，以保禮樂文明之不墜。而此二千余年之中，即便如六朝士風之玄虛，晚明學術之狂涎，仍有一部分飽學之士，保文明之不失，守墳典之不絕，而未有如辛亥之后五經之學不但全面退出政治社會，而且完全脫離學術研究者。

　　在一個激變時代，只有回到文明自身的傳統，以古人的眼光看待古人，才能理解這個文明的價值，理解古人的生活，才能真正地認識自己。而對自身文明的認識，是保守文明之美的前提，更是學習外來文明的基礎。中國文明的核心，即在經學，在經學瓦解百年之后的今天，重新回到經學，才能深層次地認識歷史，在歷史中尋找未來的方向。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本文摘自作者著作《經學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