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說命》（局部）

　　漢字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的表征，漢字的形成和發展，與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密切相關。因此，漢字研究既是漢語文字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也是中國古代文明史研究的重大課題。

　　漢字研究在我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早在東漢時期，就出現了著名的文字學家許慎，他撰寫的《說文解字》是傳統文字學研究的經典著作，影響非常深遠。從東漢以來，漢字研究積累了大量的成果，歷代學者都在這方面有所貢獻。但是，直到近代，歷代的漢字研究都沒能從根本上突破許慎和《說文解字》。除傳統語文學對漢字認識的理論水平還比較低以外，歷代學者所能見到的漢字史料有限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自漢代隸書流行以后，傳世的早期漢字除秦漢篆書外，只有少量的“古文”和“籀文”。許慎在《說文敘》中就曾感嘆：自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歷代學者沿襲許慎的研究道路和所使用的基本材料來研究漢字，自然不能取得漢字研究的實質突破。

　　近代以來，隨著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從原始刻劃符號、殷商甲骨文到近代漢字，一系列出土文獻資料重見天日，各個時代漢字的歷史面貌清晰地呈現在研究者面前，使現代學者對漢字的起源、構造及其形體演變進行新的理論探索具備了可能，從而突破了以《說文解字》為代表的傳統文字學的理論構架，取得了許多新的理論研究成果，使得文字學在二十世紀成為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成功轉型的典范。

　　盡管如此，充分利用出土文獻資料進一步全面系統地開展漢字研究，依然是當前和今后漢語言文字研究和中國古代歷史文明研究的重大任務。在漢字研究方面，利用出土文獻資料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開展深入系統的工作。

　　一是關于漢字起源的探索。作為中華文明史研究最基本的問題之一，漢字起源這個重要問題至今尚未能形成比較一致的看法。出土殷商甲骨文表明，至少公元前14世紀漢字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一般說來，從文字萌芽的出現到成為成熟的成體系的文字，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那么，漢字到底起源于何時？是以何種方式起源的？雖然歷史上有不少傳說和猜想，但是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長期以來卻毫無進展。由于新石器時代刻劃符號的發現，漢字起源的研究也出現曙光，上個世紀后三十年發表了不少關于這一問題的重要研究成果。不過，對新石器時代刻劃符號的性質及其與漢字起源的關系，現在還遠未能形成統一的認識，即便是像良渚文化遺址陶器符號和丁公村龍山文化陶文等出現多個成行排列的符號，對其性質是否為文字，學者們在認識上依然還存在很大的分歧。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又發現了許多新的資料，這為文字起源探索提供了重要線索。只有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和其他早期零散的文字資料開展更加全面系統的考察分析，并結合不同時期的社會條件和情況，以廣闊的視野將不同國家、地區發現的各類原始符號與我國發現的古文字材料進行比較研究，才有可能更加深入地探討我國新石器時代各種刻劃符號的性質及其與文字起源的關系，促進漢字起源問題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

　　二是關于漢字構形的研究。出土文獻材料對漢字研究最明顯的影響之一，就是對漢字結構的分析和漢字構造理論的研究。許慎分析漢字的構造，主要是依據小篆和少量的“古文”和“籀文”。這些形體都是漢字長期發展后的結果，依據較遲的形體來分析漢字早期的構造方法和原理，錯誤自然在所難免。自19世紀末葉之后，殷商甲骨文的發現和深入研究，為糾正許慎分析漢字結構的錯誤，正確認識一些漢字的構造并科學總結漢字構形原理提供了可能。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乃至春秋戰國文字，保存了各個時期原始的文字面貌，為形體結構分析提供了直接的可靠的依據。根據這些材料，可以更加清楚地認識一些因形體演變而無法分析的漢字結構，糾正許慎的某些分析錯誤。漢字結構分析水平的提高，又進一步促進了漢字理論研究的進步。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漢字結構理論的研究立足于出土文獻和古文字材料，取得了許多新的進展，如古文字學家唐蘭、裘錫圭先生等對傳統“六書”的分析和關于漢字結構類型新說的提出。目前，出土文獻資料越來越多，不同時代和類型的材料中出現了許多過去未曾知曉的漢字構形新要素。但是，對各個時期漢字構形資料的全面整理和綜合研究做得還很不夠，對一些新見的構形現象還缺乏具有理論深度的分析，這使得漢字構形理論的研究還沒能因新材料的大量發現而隨之實現重大突破。與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漢字構形理論的研究依然是一個有待加強的薄弱環節。

　　三是關于漢字發展演變的研究。出土文獻作為“同時資料”比較客觀準確地反映了歷代漢字形體、結構和使用的實際，這為開展漢字發展演變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漢字在先秦時期的歷史形態，前人并不是十分清楚，到東漢時尚流行著“秦之隸書即倉頡時書”、“古文”乃“詭更正文，鄉（向）壁虛造不可知之書”等觀點。出土文獻則全面再現了先秦漢字的歷史原貌及其演變軌跡，彌補了文獻記載不詳的缺憾，長期流傳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因這些資料的發現而得到糾正，從而根本上改變了漢字發展演變研究的歷史，比如：對殷商到春秋漢字形體的發展、六國文字異形的實際情況、小篆的形成、隸書的發生和發展等重要問題的研究，依據出土文獻提供的大量“同時資料”都獲得了重要突破，當代學者對漢字發展演變歷史的認知程度遠遠超越了歷代學者。近年來，漢字發展演變研究進一步突破長期以來偏重于描述形體發展的局限，開始從不同層面致力于揭示漢字內在的發展變化。比如，依據出土的文字資料，給單個漢字和漢字系統建立歷史發展檔案、描述其發展演化軌跡并揭示其發展規律；揭示漢字構形方式系統隨著漢字體系的發展而發展，在不同歷史層面各個構形方式的構形功能所發生的重要調整，等等。當前，依據出土文獻進一步開展漢字發展演變的全面綜合研究還需要加強。這既要研究漢字體系的整體發展演進，進而從宏觀上揭示漢字發展演變的一般規律，又要研究漢字個體在形體、結構、使用等不同方面發生的歷史變化，以便從不同層面對漢字的微觀變化作出全面的描述；既要將數千年來漢字從產生、發展到變革作出全景式的研究，又要對不同歷史時期漢字不同發展階段進行深入細致的斷代描寫研究。我們認為，只有通過這樣的全面綜合研究，才會對漢字的發展演變獲得更為全面科學的認識，才能真正把握漢字發展演變的歷史規律。

　　此外，依據出土文獻所提供的原始的和不同歷史時期的漢字樣本，還可以拓展漢字學相關研究領域，如漢字的文化闡釋和比較文字學等方面的研究，這些研究必將進一步開拓漢字學的理論視野，豐富漢字學的理論內涵。

　　總之，要推進歷史悠久的漢字學研究取得新的更大的突破，關鍵還是要依據出土文獻資料。只有依據歷代出土的文字資料，對不同時代呈現的文字現象進行理論的探討，才能真正揭示漢字形體結構的規律和特點，最終構建能反映漢字實際的文字學理論體系；只有依據不同時代的出土文字資料，對漢字的發展和演變進行深入的斷代研究，才能更加準確地認識漢字起源、發展的歷史，揭示漢字體系發展演變的基本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