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村干部每天忙著上面派來的活兒，到底是‘欽差大臣’還是‘村民代表’？”要是以前，面對村民這樣尖銳的提問，江蘇蘇州太倉市沙溪鎮中荷村村委會主任曹峰可能還有些底氣不足，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2008年10月，太倉市在全國率先開始“政社互動”探索。用太倉市委書記王劍鋒的話來說，“社會治理并不只是政府的事，而是把基層自治組織請進來一起參與”。2010年3月，該市列出“兩份清單”，明確規定凡村居自治事務，放手其自主管理；政府部門行政事務，不得隨意下派。這一改，政府下派給村居的事務減少了64%。

　　“角色轉變了！”曹峰對此感觸頗深，“以前村委會和鎮政府是上下級關系，現在變成了協約式的伙伴關系，村委會也真正成為村民的代言組織。”變化在一日日地進行著：責任狀取消了、臺賬減少了，補貼卻多了。

　　對角色之變感同身受的，還有太倉市璜涇鎮西塔社區主任周文新。這個社區有兩條商業街經過，一條園林路，一條懷仁路，因為年久失修，園林路早在2010年就開始翻建。但就這么個好事，偏沒有得到附近老百姓的理解：“修之前沒聽居民意見，修路是為了政績”。更有沿街商戶抱怨，“因為修路而關門，營業損失算誰的？”甚至上訪到了太倉市政府。

　　因此，當懷仁路列入璜涇鎮2013年的民生工程后，鎮里決定將修路的“拍板權”交給居民。一個月時間，社區搜集到居民們意見90多條，涉及道路工程、街面改造、污水管道等諸多方面。在由鎮工商、城管、司法、信訪等部門以及黨員代表、居民代表和商戶代表共同參加的4次座談會上，討論通過了懷仁路改造工程實施方案。

　　直到這條路竣工通車，所有問題與矛盾都在社區內部得以解決，沒有發生過一起居民糾紛。“修這條路，我們都說好。”曾對修路憂心忡忡的社區居民朱金斗說。

　　目前，政府主導和社會共治結合的社會治理新模式已在蘇州全市推開。江蘇省委常委、蘇州市委書記蔣宏坤說，我們將努力形成政府調控同社會協調互聯、政府行政功能同社會自治功能互補、政府管理力量同社會調節力量互動的新型社會治理模式。

拆遷修路等公共事務，如何兼顧個人利益？小區修浴室引發爭議怎么辦？面對日益多樣化的“百姓需求”，單靠政府一個公共服務“窗口”的標準化服務，無法“一招鮮，吃遍天”。解決“社會毛細血管”里的問題，需要社會主體共同參與。

問題倒逼改革，改革在解決問題中逐漸深化。自2012年開始，蘇州市在全市推廣“政社互動”的社會治理新模式，治理主體從政府包攬向政府主導、社會共同治理轉變，讓政府調控同社會協調互聯，政府行政同社會自治互補。

從責任狀到協議書

厘清行政權力與自治權利的界限

不久前，太倉市沙溪鎮中荷村村委會主任曹峰與鎮長潘紅忠簽訂了《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協助政府工作事項》的協議，其中有關安監工作由鎮里委托中荷村辦理。

2013年起，沙溪鎮安監辦廢止了以往與中荷村簽訂的安全生產責任書，轉而簽訂安全生產委托書。村里指派一名工作人員擔任當地的安全生產監督員，由其承擔當地的安全生產監督任務，鎮安監辦負責業務指導、經費保障、工作考核，村負責人員管理與工作監督。

這一改變，最高興的是曹峰。“由責任書到委托書，雖然只改了一個詞，實則顯示鎮政府摒棄了簡單的行政命令式管理，轉而與村建立了委托合作的關系，算是給我們松了綁。”他介紹，2013年實行委托管理后，各村（社區）共自排自查各類安全生產隱患152起，全鎮70%以上安全生產事故隱患的排除都是由村（社區）安全生產監督員在第一時間上報的。

“政社互動”，轉變首先體現在政府與社會重新確定各自邊界。蘇州市明確規定，凡村（社區）自治事務，放手讓其自主管理；政府部門行政事務，不得隨意下派。目前已整理出10項“自治組織依法履職事項清單”，清理出的“行政權力限制事項清單”則由原來的78項減少到28項，減少六成多。

走進中荷村，村委會門前告示欄里，貼著兩份清單：《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協助政府工作事項》、《村民委員會依法履行職責事項》，引來村民駐足查看。

記者從清單上看到，一些政府部門的事項，因無法律依據和市級政府以上規范性文件依據，被“清理”出村委會職責；而一些本屬于村（居）委會的法定工作則得以明確，比如村民用地申請審批、農業技術推廣、古村落的保護等。太倉市社會辦主任葛為平說，社會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職能，但政府不能越位、錯位、缺位，這兩份清單厘清了“行政權力”和“自治權利”之間的界限。

協商共治，人人參與

自己的事，自己說了算

政府不再大包大攬，行嗎？太倉市城廂鎮中區社區居委會主任王金亞說，有些事，自我管理能做得更貼老百姓的心。

中區社區的人民二村小區有個兩層樓的旅館，業主黃老板為擴大生意，將一層改建為一個浴室。社區居民潘阿大對此很不滿：“浴室用水量大，到時會不會影響居民用水？鍋爐是否安全？進出人員很雜，會不會破壞小區的和諧局面？”

但黃老板的理由也很充分：旅館和浴室都是經過工商部門批準注冊的合法公司，政府也不能取締，何況小區？

矛盾一觸即發。社區干部迅速組成由社區居民代表、業主代表及物業人員等組成的協商小組。經過溝通協商，黃老板決定尊重其他居民的意見，拆掉浴室、重新修建旅館。

“這個事件的處理，鎮政府全程都沒有介入。”城廂鎮鎮長胡捷說，政府假如介入，不但在賠償方面于法無據，反而會令事情更加復雜，而發揮社區自治作用，居民之間矛盾及時被內部消化了。

如今，在蘇州，正在形成社會治理人人參與的局面。

王振熙是城廂鎮電站村電站花苑的業主，這兩天正忙著裝修房子。“這個安置小區的質量很好，因為我參與了工程質量的監理。”

原來，電站花苑還沒開工建設，不少村民就要求推選代表成立建筑質量的監察隊伍，對新建小區現場監管，并最終確定由王振熙、高覺亮、周建初等9人組成“監工隊”。“他們之中有學土建專業的年輕大學生，有曾經做過泥瓦工、木工、水電工、油漆工的老師傅，也有工作認真負責的老黨員。”電站村村委會主任沈建忠說。

被村民稱為“泥腿子”監工隊的9人小組雖然沒有國家認可的監理資質，所形成的意見也不具備法律效力，但是施工方對他們提出的意見卻十分尊重。“因為我們代表了電站村全體村民，通過我們的現場監督，村民們對安置房的戶型、環境、建設進度和工程質量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形成的意見和建議也能夠及時向施工方反饋。”監工隊隊長周建初拿出一個小本本，上面記載著每次工程監理的情況。記者看到，從開工到竣工，他們共監理37次，發現問題26個，現場召開協調會25次，問題全部得到解決。

放得了，還需接得住

讓更多“草根”組織長成芳草地

“方的蘋果”、“花草上的笑臉”，兩幅繪畫充滿童稚，但誰能想到作者豆豆，是患有輕度自閉癥的5歲孩童。

豆豆住在蘇州市姑蘇區婁門街道永林社區。在社區“樂涂少兒美術”工作室工作人員的呵護下，這個小男孩的性格慢慢開朗了起來。

“豆豆剛來時，母親一離開視線就哭鬧，如何交流也不愿搭理。”工作室負責人李盟說，“我們就想方設法地走進豆豆的內心世界，了解他的喜好、主動去接他過來一起玩。”得知豆豆喜歡小汽車，李盟就陪他一起畫，不厭其煩地畫各種各樣的小汽車，總共畫了100多幅汽車畫。慢慢地，豆豆臉上露出了笑容，性格也開朗起來，漸漸地與周圍的小伙伴交上了朋友。

“這些工作原先都壓給了政府，政府有心無力，層層下達，就落到了社區，但社區也不是萬能。”永林社區居委會主任彭建和坦言，社會組織的培育和壯大，成為“政社互動”推向深處的關鍵，“如果沒有社會組織，政府退出的事務由誰來接手呢？”

李盟創立的這個“樂涂少兒美術”工作室是入駐永林社區的第一家社會組織。這個工作室針對轄區范圍內青少年群體開展服務，主要服務項目有美術指導、殘疾人子女看護和其他青少年興趣愛好培養。目前共有專職社工兩人，兼職社工4人。豆豆說，他很喜歡這里，“因為這里讓我感到快樂”。

但對于蘇州市副市長盛蕾來說，蘇州絕大部分社會組織規模偏小、專業社工人才匱乏，還難以完全獨立承接政府簡政放權后的公共服務。“如何對社會組織進行孵化培育，是蘇州亟待解決的問題。”她說。

去年3月，姑蘇區雙塔社區“昌和公益坊”開園。這是一個社會組織孵化園，通過租金補貼、產品策劃等方式扶持社會組織。目前，已有29家社會組織正在這里孵化。這其中，“幸福呼公益服務中心”是較為成熟的一家。

“幸福呼公益服務中心”起源于該小區居民、一家物業公司老板丁全福的獻愛心活動。隨著事務的不斷拓展，如今，這個社會組織逐步發展成為一個愛心服務團隊，服務附近的孤寡老人、行動不便的殘疾人等弱勢群體。“主要是為他們提供‘愛心敲門’、心理慰藉等一對一上門服務。”丁全福說。

這樣的社會組織受到了居民的歡迎，也獲得了政府的支持。“幸福呼公益服務中心”，共獲得各級公益創投資金22.5萬元。

盛蕾介紹，為培育和壯大社會組織，蘇州已建成科技孵化基地20個，并從2012年開始開展公益創投活動，創意設計并實施了348個社區服務項目，惠及居民20萬人次，較好地提升了社會組織的服務能力。

目前，蘇州市第四屆公益創投活動正在準備，預計兩級公益創投資金將超過2000萬元，將資助超過200個社區服務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