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偉大的轉折
從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幫”到現在,已經整整三年了。這三年,戲劇戰線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思想解放的三年,撥亂反正的三年,也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得到恢復和發展,“雙百”方針得到前所未有的貫徹的三年。它標志著封建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統治中國戲劇舞臺的反動時期一去不復返了;我們正進入社會主義文藝復興的新時期。在我國戲劇的發展史上,這將是繼往開來的偉大轉折點。
在十年浩劫中深受其害的廣大戲劇工作者,積極行動了起來,憤怒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種種罪行,推倒了他們炮制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個反動文藝綱領,批判了“文藝黑線”論和“文藝黑線專政”論所造成的嚴重危害,醫治著這場災難給戲劇界留下的內傷與外傷,粉碎了“四人幫”強加在我們身上的種種精神枷鎖,逐步澄清了被他們顛倒了的路線是非、理論是非與思想是非。廣大戲劇工作者熱情地歡呼我國社會主義戲劇的第二個春天來到了!
在三年的偉大轉折中,整個戲劇戰線上出現了鼓舞人心的新形勢。
首先,在話劇創作與演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績。據不完全統計,粉碎“四人幫”以來新創作的話劇劇本共有兩百多個。短短的三年內,能夠出現這么多好的和較好的作品,決不是偶然的。林彪、“四人幫”橫行十年,億萬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我們的劇作者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戰斗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難,有著深切的感受。當“四人幫”垮臺以后,這股被壓抑的創作熱情奔騰而出。《楓葉紅了的時候》、《丹心譜》、《于無聲處》、《沉浮》、《婚禮》、《有這樣一個小院》、《崢嶸歲月》、《哦,大森林……》、《神州風雷》等劇,憤怒地揭發批判了林彪、“四人幫”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災難;鞭笞了那些“震派”、“風派”人物的骯臟靈魂,也有力地反映出革命人民的英勇斗爭。這些劇本創作,堅持從生活出發,恢復了革命現實主義的戰斗傳統,作者們都有真情實感,經過深思熟慮。這種真情實感,不僅僅是作家自己的感情,而是融合著階級的感情,人民的感情,代表著千百萬人民的愿望。因此,這些充滿著斗爭激情又有著濃厚生活氣息的劇本一出現在舞臺上,就激起了廣大觀眾的共鳴,劇場中這樣熱烈的情緒是多少年來所未有過的。針對著林彪、“四人幫”對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種種攻擊與誣蔑,我們的劇作家寫了《曙光》、《西安事變》、《報童》、《陳毅出山》、《東進東進》、《大江東去》等劇本,滿腔熱情地歌頌了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豐功偉績和崇高品格。從毛主席、周總理、朱委員長到董必武、賀龍、陳毅等許多老一輩革命家的藝術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現在舞臺上,不僅對群眾進行了革命傳統教育,也鼓舞我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不斷前進。這是在戲劇舞臺上前所未有的新成就,是我國社會主義戲劇發展史上嶄新的一頁。
我們也高興地看到,作家思想解放,敢于沖破種種“禁區”,真實地反映農業、工業、國防等各條戰線在新長征道路上存在的矛盾和斗爭,如《未來在召喚》、《報春花》、《向前向前》、《權與法》等。這批作品提出了當前社會生活中廣大群眾關心的重大問題,批判了思想僵化、現代迷信、因循保守、特權思想等妨礙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思想作風,充滿著強烈的時代感情,發揮了戰鼓和號角的作用,喚起和激勵著人民克服困難、解決矛盾的斗志。
在新創作的話劇中,還有表現古代歷史題材的《王昭君》、《大風歌》,有表現民主革命歷史的《吉鴻昌》,表現青少年生活的《童心》、《讓青春更美麗》、《愛情之歌》,表現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淚血櫻花》等,都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歌頌我國軍民抗擊越南當局侵略、進行英勇的自衛反擊戰的事跡,以及揭露越南反動當局迫害華僑和表現中越人民傳統友誼的戲劇,也出現了《牛郎織女》、《夜深沉》、《炮臺山下》等劇。這些話劇新作,反映的題材、主題日益廣泛、深刻,體裁、風格也逐漸豐富多采。
在話劇舞臺演出方面,由于解放了思想,貫徹了“雙百”方針,也產生了積極的成果。建國以后的一批優秀的劇目如《蔡文姬》、《茶館》、《最后一幕》等又恢復了演出,還恢復和新排演了《雷雨》、《日出》、《北京人》、《夜上海》以及《伽利略傳》、《陰謀與愛情》、《無事生非》等一批中外名劇;話劇演出的形式風格多種多樣,路子越走越寬廣。在創作與演出方面,一些老、中年藝術家煥發了青春,還涌現出不少富有才華的新人,話劇發展的前途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其次,戲曲的創作、整理、改編與演出,也相當活躍。戲曲表現現代生活有了新的突破。不少劇種在運用戲曲形式塑造老一代革命家的藝術形象方面,作了艱苦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些戲曲反映當代生活,由于思想內容和藝術水平都有所提高,受到了觀眾的歡迎,有的上座經久不衰。這些優秀的新劇目,有秦腔《西安事變》,越劇《報童之歌》、《三月春潮》,京劇《蝶戀花》、《南天柱》、《佤山霧》,粵劇《粵海忠魂》,湖南花鼓戲《野鴨洲》,滑稽戲《出色的答案》,豫劇《謊禍》等。整理改編傳統劇目方面,重新恢復演出了京劇《楊門女將》、《白蛇傳》,彩調《劉三姐》,呂劇《姊妹易嫁》,莆仙戲《春草闖堂》,吉劇《包公賠情》,越劇《胭脂》,川劇《芙奴傳》,豫劇《唐知縣審誥命》,藏劇《郎莎》等優秀劇目;新編歷史劇中也演出了京劇《紅燈照》,昆曲《蔡文姬》,川劇《臥虎令》,黔劇《奢香夫人》以及紹劇《于謙》等等。這些劇目不但給了觀眾以歷史知識、斗爭經驗、美感享受,還因為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起到了現實教育作用。在京劇和各種地方戲曲舞臺上,一大批優秀的和比較好的傳統劇目,重新得到廣泛的演出,也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歡迎。應當看到京劇《海瑞罷官》、《海瑞上疏》、《謝瑤環》,昆曲《李慧娘》,晉劇《三上桃峰》等劇的恢復上演,受到觀眾如此熱烈的歡迎,不僅由于它們藝術上的成就,更由于政治上的重大意義,這是對“四人幫”的攻擊、誣蔑的有力回擊。林彪、“四人幫”的十年浩劫,對我國戲曲藝術的摧殘極為嚴重,數以千計的地方戲曲劇團被迫解散或停演,一大批身懷絕藝的老藝術家遭受迫害而死,或因病老離開了舞臺,青黃不接的情況相當嚴重。現在經過廣大戲曲工作者的三年艱苦努力,周恩來同志生前倡導的戲曲現代戲、傳統劇目與新編歷史劇“三者并舉”的方針,又重新得到貫徹。各地方劇種大多恢復,各民族戲劇有了發展,雜技、木偶、皮影戲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在許多優秀戲曲劇目的演出中,出現了一批很有才能、大有前途的青年演員,為我國戲曲舞臺帶來了青春的光采,受到廣大觀眾的稱贊與重視。
舞劇出現了《絲路花雨》、《召樹屯與楠木婼娜》等一些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優秀作品,為我國的民族舞劇打開了新路。花鼓燈《玩燈人的婚禮》在歌舞劇方面別具一格。新歌劇除了恢復過去的保留劇目《白毛女》、《洪湖赤衛隊》、《劉胡蘭》、《江姐》、《阿依古麗》等以外,還創作了《星光啊,星光》、《壯麗的婚禮》、《蘭花花》、《傲蕾·一蘭》等新劇目,推動了新歌劇的進一步發展。此外,一些外國的古典優秀歌劇、舞劇,如《茶花女》、《天鵝湖》的恢復上演也受到了觀眾歡迎。
文化部自今年一月開始在首都舉行建國三十周年獻禮演出,對創作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迄今已演出八十七臺節目,大多數是戲劇演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近三年來的新創作。這次獻禮演出,是戲劇戰線新成就的盛大檢閱,也是三年來戲劇戰線新形勢的集中反映,它的重大成績是令人興奮和鼓舞的。
三年來戲劇創作取得豐碩成果的主要原因是思想解放,我們不僅沖破了“四人幫”設置的重重“禁區”,而且清除了全國解放后十七年中流行的一些清規戒律。同時,也是由于深入批判了“四人幫”反現實主義、模式化和陰謀文藝及有關的種種謬論,恢復和發揚了革命現實主義傳統,為戲劇創作開拓了廣闊的道路。
第三,在戲劇評論界,思想比較解放,討論比較活躍,對一系列的劇目和問題展開了討論,初步形成了一個生動活潑、百家爭鳴的局面。例如,北京討論了《楓葉紅了的時候》、《曙光》、《有這樣一個小院》、《未來在召喚》;安徽討論了《犟隊長》;湖北討論了《研究研究》;上海討論了《“炮兵司令”的兒子》和某些戲曲傳統劇目。此外,報刊上還討論了關于領袖形象的塑造問題,關于戲曲的推陳出新問題,關于斯坦尼斯拉夫司基體系問題,悲劇問題,喜劇問題,歌頌與暴露的問題等等。參加討論的同志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無論是正確的意見,不正確的意見,都能得到發表的機會;在討論中,有批評,也有反批評,即使出現一些主觀武斷的粗暴批評,也不再能形成政治壓力。這就改變了過去那種以勢壓人的“一言堂”的現象,大家感到心情舒暢。這說明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已經不是停留在文件的字面上,由于開始有了政治民主和法律保障,所以能夠逐步在實際中得到貫徹執行。實踐證明,放的方針是繁榮社會主義藝術的唯一正確方針。
在戲劇戰線展現出一派生氣勃勃、欣欣向榮的新形勢下,在黨中央領導下,在全國戲劇工作者大力促進下,中國戲劇家協會于一九七八年六月恢復活動。在這前后,各地劇協分會也陸續恢復活動。這一段時間里,我們主要做了下面的一些工作:
第一,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和他們的極左路線,堅定地落實黨的政策,撥亂反正,把被他們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
粉碎“四人幫”以后,許多戲劇工作者紛紛在《人民戲劇》等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文章,揭發批判了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文藝路線和文藝綱領,以及他們迫害戲劇工作者的種種罪行,推動了對于一些重大冤案、假案、錯案的平反昭雪。劇協有關負責人參加了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文化部、文聯聯合召開的政策落實會議,為戲劇界一些同志的政策落實,做了一些具體工作。
一九六二年的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被“四人幫”誣蔑為“廣州黑會”,株連與會戲劇家達一百六十多人。一九七八年五月在劇協召開的全國戲劇創作座談會上,推翻了“四人幫”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為廣州會議恢復了名譽,新華社為此發表了消息。抗日戰爭時期的“抗敵演劇隊”,是在我們黨和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建立和工作的。“四人幫”為了陷害周總理,把“抗敵演劇隊”誣蔑為“反革命別動隊”,把參加過演劇隊的許多同志打成反革命分子,株連達千人,被迫害致死者十多人。劇協有關同志向中央反映了這一情況。在中央組織部領導下,這一大冤案平反了。組織部曾發出七八年八號通知,指出,抗敵演劇隊是黨領導的革命文藝團體,“四人幫”的一切誣陷之詞應予以推翻,應該為演劇隊同志們恢復名譽。
“四人幫”誣蔑《海瑞罷官》、《謝瑤環》、《李慧娘》為“三株大毒草”,并對這些戲的作者進行殘酷的迫害。在這千古奇冤的“文字獄”中,吳晗、田漢、孟超等同志被迫害致死。為了促進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劇協邀請史學界、戲劇界同志為《海瑞罷官》等劇舉行座談會,《人民戲劇》等報刊發表了文章。北京京劇院、中國京劇院、北方昆曲劇院恢復上演了這三個戲,為這三個戲和它們的作者進行了平反昭雪,恢復了名譽。
中國劇協主席田漢同志,對我國革命戲劇事業的發展有著巨大的貢獻,卻遭到“四人幫”以及他們的“顧問”的誣陷與迫害,慘死獄中。劇協為田漢同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發表了許多悼念文章,他的劇作也陸續恢復上演,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映。此外,各地分會為當地許多蒙冤受誣的知名戲劇家平反昭雪,也做了許多工作。《人民戲劇》等刊物為這些戲劇家恢復名譽發表了文章,旗幟鮮明地撥亂反正,推倒林彪、“四人幫”的種種誣陷不實之詞,表彰了他們為戲劇事業所做的貢獻。這些活動伸張了正義,鼓舞了全國戲劇工作者的斗志!
第二,努力貫徹和宣傳黨的三中全會精神,堅持毛澤東同志倡導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積極參加當前的思想解放運動。
黨的三中全會精神和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極大地鼓舞和促進了戲劇界的思想解放。劇協的刊物結合戲劇戰線的實際為此發表了專論,召開了座談會,動員戲劇界參加學習,并在刊物上展開了一系列討論。這三年來,特別是一年多來,戲劇創作蓬勃發展,都是思想解放運動取得的積極成果。但是,這些成績的取得都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沖破重重阻力,打破層層禁令,經過斗爭的結果。粉碎“四人幫”不久,《曙光》最先以我國革命歷史上“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為題材,塑造了賀龍同志的生動形象。但是,“解凍文學”、“違背歷史的真實”等帽子隨之扣來。《于無聲處》象一聲驚雷響徹舞臺,熱情歌頌了天安門事件斗爭中的英雄,但有的地方卻以天安門事件尚未公開平反為理由拒絕演出和宣傳。《未來在召喚》旗幟鮮明地反對現代迷信,尖銳地批判了思想僵化的領導干部,卻被有的人說成是“反領導”、是“砍旗幟”。《有這樣一個小院》正面描寫了天安門事件,反映了在這事件中一個普通小院里人民群眾的悲劇,卻被認為是只寫個人悲傷,散布傷感情緒,是反對“四個堅持”思潮的反映。《星光啊,星光》描寫了一個老干部全家人在與“四人幫”斗爭中悲壯的犧牲,卻被認為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報春花》批判了反動的血統論,指出它對“四化”建設的危害,卻被認為替剝削階級鳴冤叫屈……。總之,幾乎每一個新的優秀劇本出世,都引起尖銳的爭論和不同的評價,一方面受到群眾異乎尋常的歡迎,一方面也受到一些思想僵化或者受“四人幫”余毒影響的人們的種種責難、批評、阻礙。劇協和它的刊物,堅持三中全會的精神,同這些作者和演出團體站在一起,共同為清除思想解放運動的障礙進行斗爭;為他們召開座談會,發表文章,為有的劇本發表提供園地,為它們通向觀眾與讀者打開通道。有人說,你們支持的“傷痕文學”只能使人們情緒消沉,對前途失去信心;有人說,這些是“向后看”的文藝,都已過時了,不應提倡;有人說,這是給社會主義社會抹黑,是“缺德”;有的認為這樣下去,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就被否定了;有的恐嚇說,前一時期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混亂,你們起了“帶頭羊”的作用,甚至威脅說,不要多久就會出現一九五六年那種情況,要來一次反右派的政治運動等等。應該說,這些議論絕大多數是認識模糊,思想不解放,或者身有余毒,心有余悸;但從思想路線上看,它們就是不符合三中全會的精神的,是違背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的。這些情況都說明,林彪、江青炮制的《紀要》,雖然中央已經明令撤銷,但它的流毒還遠遠沒有肅清。三中全會的精神還要進一步貫徹,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還要認真地補課,端正思想路線,這仍然是戲劇界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第三,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繁榮創作,活躍評論,促進戲劇藝術水平的不斷提高。
去年五月劇協剛籌備恢復,立即召開了全國戲劇創作座談會,有全國各地的近百名劇作家參加。這是繼“廣州會議”以后又一次戲劇作家的盛大集會。會上集中揭發了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了他們販賣的“主題先行”、“三突出”等反動文藝理論,為《兵臨城下》、《抓壯丁》、《不平靜的海濱》等一批作品平反;還交流了戲劇創作的經驗,認真討論了貫徹“雙百”方針的問題。這次會議對于戲劇界解放思想,推動創作,發生了積極的影響,會后,產生了《報春花》等一些優秀的話劇新作。
鑒于戲曲現代題材和歌劇創作不夠活躍,去年冬天劇協又舉辦了戲曲、歌劇劇本討論會,有各地的戲曲、歌劇作者五十多人參加,充分發揚藝術民主,集思廣益,討論了一批作品的初稿。越劇《刑場上的婚禮》、《報童之歌》、歌劇《憶娘》等,就是這次討論會后出現的一些較好的作品。
劇協創作委員會恢復以后,積極開展工作,同全國各地的戲劇作家重新建立聯系,了解了他們的創作計劃以及在創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并創造條件,幫助他們深入生活和進行創作,還組織了一批劇作家到邊防前線,調查訪問,寫出了一些反映自衛反擊戰的作品。
要發展創作,特別要關心和扶植青年作者的的作品。這些青年作者思想敏銳,政治責任心強,提出了群眾關心的重大問題。他們的作品有新穎獨到之處,但在藝術上還不夠成熟,需要得到有經驗的老作家的幫助。我們曾先后組織過一些青年作者的劇本創作座談會,給予這些新創作以支持與幫助。
第四,加強戲劇隊伍的團結。
我們的戲劇隊伍,在四害橫行時被打散了,損失了一批寶貴的有生力量。但粉碎“四人幫”以后,馬上重新集合了起來,立即投入了戰斗。事實證明:這支在黨培養下成長起來的隊伍是一支堅強的隊伍,有戰斗力的隊伍。
今年,劇協依靠各地分會,對會員重新進行了一次登記。一九六三年登記時,全國劇協會員共二千六百九十三人,在這期間去世的共四百五十四人,現在登記的共有二千一百六十人,尚有七十九人下落不明。由于十多年沒有發展會員,最近各地分會推薦的新會員共一千多人,我們準備陸續分批發展。這是我們劇協興旺發達的標志之一。
為了加強與分會的聯系,今年二月,我們召開了各地劇協分會負責同志參加的工作會議。這是從一九六三年以后相隔十五年的一次工作會議。會上討論了今年召開這次代表大會的一些準備工作問題,也交換了各地分會的恢復情況和今后開展工作的意見。象這類工作會議,今后爭取每年舉行一次。
為了密切戲劇工作者之間的聯系,我們舉辦了一些座談會、觀摩會、聯歡會,以交流經驗、增強團結。如今年春節劇協舉辦了多年未開的春節聯歡會,邀請了一些老一輩戲劇藝術家和已故著名戲劇藝術家們的家屬以及在過去運動中受到錯誤批判如今恢復了名譽的同志們,大家歡聚一堂。一些中央領導同志、文藝界的負責同志和大家一起歡度春節。許多多年未見的的戲劇界同志,劫后重逢,情緒非常激動,精神大為振奮,大家決心要把丟掉的時間補回來,團結一致,同習同德為四化作出貢獻。
為了繼承和發揚“五四”以來革命戲劇的光榮傳統,繼承老一輩戲劇藝術家們的豐富藝術經驗,去年舉辦了肖長華百歲誕辰紀念活動,今年我們舉辦了歐陽予倩誕辰九十周年紀念演出,老舍誕辰八十周年紀念演出,“五四”六十周年紀念演出。這些紀念演出,和為這些紀念在報刊上發表的有關文章,在群眾中起了很好的影響。這些紀念,也是團結自己,批判“四人幫”的具體行動。
為幫助戲劇工作者進行學習,劇協從一開始就重視編輯出版工作。《人民戲劇》與《劇本》月刊這兩個刊物,雖然每期共發行三十多萬份,對交流藝術經驗,推動戲劇創作起了一定作用,但在數量和質量方面遠遠不能滿足廣大讀者的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加以改進,使它們能適應新時期戲劇事業的需要,真正成為戲劇工作者自己的園地。為了幫助戲劇工作者學習與借鑒外國優秀的戲劇藝術,了解、研究各國的戲劇動態,劇協今年恢復出版了《外國戲劇資料》。此外,我們還印發過一些戲劇藝術的學習材料,舉行了多次關于外國戲劇情況及戲劇流派的報告會。
隨著國際文化交流的開展,劇協同世界各國戲劇團體與個人的交往也逐漸增多,去年以來,接待了三十多批美、英、法、日、羅馬尼亞、希臘、瑞典、菲律賓等國的戲劇家。希臘國家劇院正在北京演出,英國“老維克”劇團本月即將來華,我們也計劃派出訪日、訪英、訪德等代表團,出國考察。這對于增進彼此的相互了解與戲劇文化交流,加強我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團結,都是有意義的。
各省市自治區劇協分會的同志,這一時期也做了許多工作,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
通過劇協恢復后這一年半以來的工作實踐,結合三十年來戲劇工作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深切地感到,今后要把工作作好,使社會主義戲劇事業適應新時期人民群眾的需要,迅速繁榮起來,歸根結底,仍然是要堅決、徹底地貫徹“雙百”方針。在這方面,我們有幾點初步體會:
實踐告訴我們,貫徹“雙百”方針,必須解放思想。思想僵化或半僵化,這是當前貫徹“雙百”方針的主要阻力。黨的三中全會決議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對于我們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是這樣,對于思想戰線一個重要方面的文藝、戲劇事業更是這樣。我們必須真正樹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完整、準確地理解和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體系,從林彪、“四人幫”制造的極左路線、現代迷信、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種種禁區禁令和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繼續深入地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研究新時期戲劇戰線出現的新情況,解決“雙百”方針真正貫徹后產生的新問題。使社會主義戲劇在“雙百”方針進一步貫徹中不斷前進。
實踐告訴我們,貫徹“雙百”方針,必須正確對待放與爭。一定要堅持放,同時也要堅持爭。只有在各種題材、風格的創作與演出的競爭中,在各種學派、各種觀點的爭論中,才能分清是非,看出高下,辨明真偽,只有在競爭和爭論中思想認識才能進一步提高,戲劇藝術才能有更大的發展。真正做到了放與爭,民主空氣必然高漲,思想必然活躍,戲劇必然呈現繁榮。在出現香花的同時,會出現大量一般的作品,也會出現一些有錯誤的東西甚至毒草。歷史的經驗證明,面對這種局面,會出現兩種態度:一種是熱烈歡迎這種大好形勢,參加到放與爭中去,同群眾一道前進,按照黨的方針政策加以引導;另一種是驚慌失措,大呼“太亂”,他們口頭上也講“雙百”方針,等到“雙百”的局面開展了起來,又葉公好龍似地不知所措,慌忙要采取行政手段,趕緊“剎住這股風”,這就必然把蓬勃發展的大好形勢葬送掉。我們必須堅持放的方針,決不能收,放就是運用民主的方法,群眾路線的方法來發展文藝,收就是以“長官意志”、“一言堂”的方法來壟斷文藝。放則興,收則衰。多年來的實踐已經作了結論。能否貫徹“雙百”方針,關鍵在于領導。我們堅信,廣大群眾是文藝最有權威的評定者,正確終將戰勝謬誤,香花終將戰勝毒草,形勢必將越來越好。社會主義的文藝、戲劇事業必將在放和爭中越來越興旺、發達。
實踐告訴我們,貫徹“雙百”方針,必須有政治民主和法律保障。實行“雙百”方針,就是實行藝術民主、學術民主,但沒有政治上的民主,沒有法律保障,藝術與學術民主就是一句空話。“四人幫”實行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的年代,江青的話就是法律,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就是宣判書,戲劇工作者的人身自由尚且毫無保障,還談得上什么“雙百”方針!因此,必須健全法制,嚴格區分政治問題、思想問題、學術問題;不論是政治問題、思想問題、學術問題,都可以自由討論;只要不違法,任何人強加于人的帽子、棍子都不產生法律效力。只有在充分的政治民主與健全的法制的保護下,“雙百”方針才能得到真正的貫徹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