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創造更多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斗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周　揚

　　一

　　從一九四九年召開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到今天，整整四年過去了。在這個期間，我們的國家經歷了空前未有的、驚天動地的變革。由于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國家，完成了土地改革及其他民主改革，恢復和發展了國民經濟，并以抗美援朝的堅決斗爭，保衛了祖國，維護了世界和平。現在我們的國家已進入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正堅定而穩步地進行著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交改造的偉大事業。

　　勞動人民作了國家的主人；隨著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的改善，他們需要新的精神生活。為滿足群眾的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創造優秀的、真實的文學藝術作品，用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崇高思想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向著社會主義社會前進，這就是文學藝術工作方面的莊嚴的任務。

　　四年來，遵從著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我們的文學藝術活動隨著整人民事業的進展而一同前進。

　　新的人民的文學藝術已在基本上代替了舊的、腐朽的、落后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文學藝術。它們在聯系群眾最廣的領域內占領了陣地，并正在繼續擴大陣地。曾經占據我國電影市場的充滿反動墮落思想和庸俗惡劣趣味的美國影片早已為人民的唾棄；廣大觀眾對國家電影制片廣制作的影片，對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的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的影片，表示了最熱烈的喜愛。民族傳統的戲曲，在內容和舞臺形象上，都經過了初步的改革，并造出了一些新的優秀劇目；而這些新的、經過改革的戲曲、和新的話劇、歌劇一道，受到了更多的觀眾的歡迎。新的文學作品，包括翻譯的蘇聯文學作品，銷路比解放以前增加了十倍至二十倍。新的連環畫、年畫、新的歌曲、舞蹈都在群眾中獲得了廣泛的傳播。文學家、藝術家所創造的一切優秀的藝術作品迅速地為廣大群眾所接受，成為他們共同的精神食量；同時群眾又通過多樣的業答卷活動的方式積極地參加了藝術創造的事業；我們的藝術不斷地為群眾的創作所補充和豐富。所有這些，都使人民的文化生活改善了，豐富了，并使文學藝術和人民群眾有了更進一步的密切的聯系。

　　我們的文學家、藝術家努力地在自己的創作中表現了工農兵的形象，表現了他們的新的面貌和新的品質。中國革命的勝利，社會的改革以及對人民的廣泛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工作，不僅必變了國家的社會經濟面貌，而且也改變了人怕道德和精神面貌。人民的政治覺悟和勞動熱忱的提高及其新的品質的生長，是我們革命的最重要、最寶貴的成果；這也正是我們的藝術創作所首先需要加以反映的。

　　我們的作家是比較更熟悉他們曾長期親身經歷的革命戰爭時期的生活和人物的。四年來所發表的作品，小說如柳青的《銅墻鐵壁》、徐光耀的《平原烈火》、陳登科的《活人塘》、劉白羽的《火光在前》、馬加的《圍不敗的花朵》、劇本如胡可的《戰斗里成長》、以及電影如《白毛女》、《鋼鐵戰士》、《南征北戰》、《上饒集中營》、《翠崗紅旗》，都比較真實地描寫了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的一些英雄人物，他們正是在那些艱苦年代里不可屈服的人民的斗爭意志的化身。我們的作家們已開始寫下了一些表現抗美授朝的偉大斗爭的作品，魏巍的有名的通訊集《誰是最可愛的人》引起了廣大讀者的最熱烈的反應。楊朔的小說《三千里江山》，陸柱國的《上甘嶺》及其他描寫朝鮮戰爭的短篇，雖還有不成熟的地方，但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中國人民志愿軍的高度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高尚品質和英雄形象。巴金的關開朝鮮戰場的作品，以作者素有的全部熱情歌頌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真正的英雄。

　　我們的作家們試圖表現產業工人的生產勞動和階級斗爭的主題，描繪工業領導干部和模范工人的形象。杜印的劇本《在新事物的面前》，李廣昇的劇本《四十年的愿望》及白朗的小說《為了幸福的明天》，就是在這一方面所作的嘗試。老舍繼《龍須溝》之后的新作《春華秋實》，努力地表現了工作階級反對資產階級不法行為的偉大的“五反”斗爭。在描寫農村新生活的作品中，婚姻和家庭問題的主題了顯著的地位。青年男女對待婚姻采取了和過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態度，他們不只是勇敢地爭取婚姻的自由，而且自覺地把公共利益放在個人幸福之上。婦女的解放和整個社會的改革不可分地聯系 。正是在劇烈的社會斗爭中培養了和鍛煉了新的婦女的獨立的勇敢的性格，這種性可靠在不少文學和戲劇作品中出色地反映出來了。

　　歌頌偉大祖國和保衛世界和平的主題，在一些優秀的詩歌、音樂和美術作品中得到了強烈的鮮明的表現。

　　文學藝術領域中的值得特別注意的現象，是繼續不斷地出現了新的工農的寫作者，大家所知道的高玉寶就是其中的一個。同時開始出現了新的少數民族的作者，他們以國內各民族兄弟友愛的精神，真實地描定了少數民族人民生活的新舊光景，創造了少數民族人民中先進分子的形象，他們的作品標志了國內各少數民族文學的新的發展。

　　在推進新的文學藝術創作的同時，我們改革和發展了瑞還活在人民中間的民族固有的各種藝術，以便使藝術遺產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能由人民充分地利用來建設他們新的文化的活活。新的文學藝術是不能脫離民族的傳統而發展的，只有當它正確地吸取了自己民族遺產的精華的時候，它才能真成為人民的。另一方面，舊的遺產出只有在新的思基礎上加以整理之后，才能完全適合人民的需要。人民珍愛自己民族優良的戲曲，但是隨著他們政治、文化水平和欣賞趣味的提高，他們對舊有戲曲中的某些消極的、有害的內容不能接受了，看到舞臺上丑化、侮辱勞動人民的形象及其它猥褻的精俗的表演是不能忍耐了。他們要求戲曲的改革。幾年來，新的、經過改革的優秀劇目，如《梁山伯和祝英臺》、《將相和》等，就可靠外地受到了群眾的歡迎。地方戲曲在表現現代生活的題村上也創造了一些成功的經驗。在戲曲改革工作上，我閃著重批判了對待遺產的精暴態度，同時也批判了墨守成規，不求改進的保守思想。

　　許多戲曲和曲藝的藝人，在戲曲和曲藝的改革上盡了他們的努力。他們在新社會中所受到的國家和人民重視，他們在和廣大工農后人觀眾的接觸中所受到的深刻的感動和啟示，以及他們在參加各種社會政治活動中所受到的思想鍛煉和教育，使他們大大地提高了愛國的政治勢情和創造的積極性。可是我們的有些從事戲曲改革工作的同志往往看不見藝術的這種進步，在工作中不去依靠藝人的創造性和積極性，不尊重他們的技巧和經驗，而單憑自己的一股熱情或行政命令來辦事，這種粗暴態度就使戲曲改革工作受到了一些損失。

　　去年和今年所舉行的全國戲曲會演和民間音樂舞蹈支演，在改革和發展民族戲曲、音樂、舞蹈的事業上起了重大的推動的作用。民間的以及各少數民族的音樂、舞蹈，為新的音樂、舞蹈藝術的創造提出了最豐富的源泉。只有經過對民間音樂、舞蹈的廣泛的搜集、整理和加工才能找到發展音樂舞蹈藝術的正確的道路。離開民間基礎，憑空創造出來的東西，是得不到群眾歡迎的。

　　新的年畫、連環畫的流行，正是由于它采取了民間的形式，這種形式和新的內容正在逐步地、適當地融合起來。但我們對民族繪 畫、雕塑、建筑藝術的全部遺產還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和系統的研究。民族畫家正在開始探索如何改進和發中國古黃的繪 畫藝術的形式，使之和新的創造任務相適合。這是十分必要的。不解決這個任務，民族繪畫的優秀傳統就不能繼續發展。很顯然，群眾希望在畫中看到的首先是他們同時代的人物的形象，而不盡是那些屬于遙遠的過去的古裝仕女；群眾愛看日常生活中的美麗的花卉、蟲鳥、山水，卻不能欣賞那種遁遁跡林泉，沒有人問煙火氣的隱士的情調。一切不愿落在時代后面的藝術家都必須懂得并努務地適應群眾的需要和愛好。

　　整個說來，新的文學藝術創作還是貧弱的。群眾感覺新的文學藝術作品太少，特別是電影、戲劇作品太少。人民是有完全的權利要求文藝工作者產生比事在更多而又理好的作品的。因為人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迅速地成長了，他們對藝術的要求和趣味迅速地提高了，他們就不但要求新的文學藝術創作有足供應他們需要的數量，而且還要求這些作品有適合于他們要求的水平。青年們特別尖銳地感覺我們的作品缺乏蘇聯的作品那樣高度的鼓舞蹈和教育的力量。我們國家的生活是這樣地充實和豐富，這樣地充滿了劇烈的變化，但在我們的作品中描繪出來的生活圖畫，卻常常是顯得單調而乏味的。我閃的人民中出現了那么多的忠誠于中家和人民事業的，具有新的高尚的精神品質的英雄，但在我們的作品中卻十分缺少這種人物的生動的形象，而人們是多么渴望著在作品中看到這種形象并將他們作為自己學習的榜樣啊!

　　無可諱言，我們的文學藝術事業同整個人民和國家的事業相比，同人民的需要相比，是遠遠地落后了。

　　當我們對四年來的文學藝術的發展作一回顧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發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經歷了劇烈的思想斗爭的。文學藝術是社會觀念形態的一種形式，不可能不反各個階級的不同利益和思想。雖然在文學藝術上，我國資產階級并沒有甚么貢獻和地位；但這并不等于說我閃文學藝術就不經常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襲，特別是因為工人階級正處在和資產階級合作的時期，這種侵襲的危險性就更應引起我們的驚惕。

　　在解放戰爭接近勝利結束，我閃即將從農村轉入城市之前，在某些文藝工作者中間就已經 生了“解放區的文藝到了城市能吃得開嗎?”這樣的懷疑，這實際上就是表現了對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的動搖。歷史做了相反的證明：表現了新的群眾的時代的解放區文藝立刻受到了工人和城市勞動人民及進步的知識分子的熱情歡迎。自然，同時我們也聽到了一些這樣的論調，說解放區的文藝作呂是什么“農民文藝”，說這些作品沒有“人情味”，沒有“情調”。說這些話的人實際上是應不起為工農兵的文藝的。他們的意見是不能代表人民群眾的。

　　我們的文學藝術是要表現工農兵的思想和感情的，特別是表現工農兵群眾中先進分子的思想和感情，這就是說，要歌頌他們的堅強的斗爭意志，忘我的勞動熱忱，表揚他們對集體、對國家、對人民利益的無限忠心，藉以培養人民的新的品質和新的道德，幫助人民推動歷史前進。而資產階級文學藝術就恰恰相反，它總是頑強地表現自己，宣傳個人主義、個人崇拜、自我欣賞，灌輸對國家和人民命運漠不關心，對群眾斗爭厭惡的思想，藉以竭力鞏固人的的舊的思想、習慣、偏見，把歷史拉向后退。電影“武訓傳”所 是極端有害的，就在于它巧妙地宣傳了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的思想，宣傳了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和個人主義；影片中所歌頌的個人苦行不過是個人主義的一種傾倒的、畸形的表現而已。電影“武訓傳”正是這些有毒素的思想，加上藝術的形式，使廣大觀眾和不少文藝工作者，包括某些黨員的文藝工作者在內，受到了迷惑。問題的嚴重生就在這里。一九五一年黨中央和毛主席所發起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及時地給了文藝上的這種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襲以有力的回擊，同時也給了我們文藝工作者特別是黨的文藝工作者以極深刻的難忘的教育。這個批判運動和隨則來的文藝的整風學習，以及積極地參加反對資產階級的思想侵蝕和非法行為的“三反”“五反”斗爭，大大地幫助了文藝工作者在思想上劃清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界限。“武訓傳”批判是工人階級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大勝利，它使工階級思想在文藝領域內的領導地位，獲得了進一步的鞏固。

　　文藝界整風學習的結果，促使更多的作家、藝術家到工廠、農村和朝鮮前線去深入地體驗生活。這就為文藝創作和廣大群眾斗爭更進一步相結合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在文學藝術戰線上，我閃必須對資產階級思想的各種表現繼續進行批判的工作。比方，盲目崇拜西方資產階級文化，輕視自己民族的傳統，就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典型的表現之一，這種思想就是必須加以批判的。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是我們的一個長期的任務。同時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反對文學藝術創作上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一切反現實主義的傾向；如果不克服這些傾向，我們的文學藝術就不能前進。為文學藝術上的現實主義斗爭，也是我閃的一個長期的任務。

　　我們的文學藝術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我們的文學藝術作品反映了作為歷史創造乾的工農兵群眾的生活和斗爭，反映了現實生活中的尖銳問題，緊密地服從了當前的政治任務，正因為這親，許多的作品對人民發揮了積極的教育作用，對人民的各種斗爭和國家建設作了有益的貢獻。我們的文學藝術作品直到現在還沒有能夠把中國人民在長期斗爭中所積累的各方面的豐富經驗在藝術上加以綜合和概括，還沒有能夠創造出卓越的正面人物的典型形象，許多作品還不免于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這就表現了我們的文學藝術中現實主義薄弱的方面。主觀主義的創作方法是嚴重存在的。有些作家在進行創作時，不從生活出發，而從概念出發，這些概念大多只是從書面的政策、指示和決定中得來的，并沒有通過作家個人對群眾生活的新自體驗、觀察和研究，從而得到深刻的感受，變成作家的真正的靈感源泉和創作基礎。這些作家不是嚴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發展規律，而是主觀地按照預先設定的分式來描寫生活。但是對大多數作家來說，這種主觀主義并不是有意識的。他們參加了實際的群眾生活和群眾斗爭，并且也極力想要真實地來描寫生活，但是由于他們沒有十分深刻地全中地認識生活和理解生活，而有些作家，特別是年輕的作家，又還是有充分地掌握表現生活的創作方法和文學技巧，這就形成了產生概念化、公式化的最普遍最主要的原因。要克服創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傾向，關鍵就在于提高作家的認識生活和表現生活的能力。現在許多作家深入了群眾生活，他們已進一步體會到，作家必須從斗爭中、生活中、工作中去建立和群眾的真實的新密的聯系，同時必須學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及黨和國家的政策的觀點來考察、估量和研究生活，免使自己掉在生活的大海里而迷失方向。

　　文學藝術創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還由于一種把藝術從政治的關系簡單化、庸俗化的思想作崇。

　　文學藝術區別于其它觀念形態的根本特點是藉助于形象來表達思想， 沒有形象，就沒有藝術，而形象是只能從生活中吸取來的。我閃的有些文藝工作的領半者和不少的作家，卻往往不理解藝術的這個根本特點，他們離開藝術形象的真生去追示抽象的政治性，不去要求作品創造有典型性的、有生命、有性格的人物，而只要求作品中的從物作某種思想的簡單的傳聲筒。其結果，人物不是在一定環境中自然地、合乎規律地行動著、發展著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孤憑作者任意擺布的傀儡；思想不是滲透在作品的藝術組織當中，而只是一些硬加到作品中去的抽象的議論。作品中需要有人物好像只是為了借他們來解說各種具體的政策，而并不是通過具有高尚品質、思想、情感的人物的真實形象來感染和打動讀者。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醒作家不要為了席勒而忘了莎士比亞，不要為了思想的因素而忘了現實的因素。列燈、斯大林一再強調作家必須忠實于生活。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特別強調了作家必須深刻地觀察、體驗和研究人民的生活，他要求文學藝術的政治性和真實性的完全一致。

　　當然，文藝作品是應當表現黨的政策的。文藝創作離開了黨的務家的政策，就是離開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政策是根據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制定的，是集中地反映和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作家在觀念和描寫生活的時候，必須以黨和國愛的政策作為指南。他對社會生活中的任何現象都必須從政策的觀占來加以估量。作家必須表現政策在群眾生活中所產生的偉大力量。我們的政策總是依靠群眾和干部來進行的。政策一經被千百萬群眾掌握之后就以無可拒抗的力量改變著和指導著人民的生活，決定著整個國家和人民的命運。因此，在藝術作品中表現政策，最根本地就是表現黨和人民的血肉相連的關系以及黨對群眾的領導，表現人民中先時和落后力量的斗爭，表現共產黨員作為先鋒隊的模范作用，表現人民民主制度的優秀性。因此，正確地表現政策和真實地描寫生活兩者必須完全統一直來。而生活描寫的真實性則是現實主義藝術的最高原則。

　　文藝作品必須描寫人物、描寫人的思想和情感。只有能冠軍人物、才能反映階級斗爭和生產。因此有些描寫生產的文藝作品不去歌頌勞，歌頌勞者的奮斗精神和創造精神，而去單純地表現生產技術過程，操作方法，甚至表現機器動作（如像好些舞蹈所表現的那樣），那不但是違反藝術的要求，而且是缺乏政治思想內容的。

　　新的文藝一般地說還是比較年輕的，它們正在成長的過程中，它們面前的許多困難。文藝工作者的領導方面的主要責任應當是盡一切力量幫助它們健全地成長，支持它們的每一步的新的進展，同時耐心地幫助它們克服缺點和困難。新的年輕的文學藝術事業是十分需要正確的、具體的、細致的領導的。

　　那么，現在看看，我們的文藝領導工作的狀況如何呢？不能不說，是十分不能令人滿意的。這正是造成目前文學藝術工作的落后現象的嚴重原因。

　　列寧在一九○五年所寫的《黨的組織和黨內的文學》的有名的文章中曾經指出：“文學事業應當必定成為和其它部分不可分離地聯系著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的一部分”，但他同時也指出出這個部分不能和其他部分“刻板地一親看待”、“文學事業最不允許機械的平均劃，少數服從多數”，“在這種事業上必須無條件地保證給個人的創造性，個人的愛好以廣大活動余地，給思考和幻想，形式和內容以廣大活余地”。這就是說，文學藝術活動必須受黨和國家的領導，這是不可動搖的、確定不移的原則；但這種領導又必須十分注意文學藝術活的特點。

　　我們在工作中常常違背了列寧的原則。一方面，沒有把文學藝術事業經常看成黨的整個事業的一個和其他部分不可分離的聯系著的部分，沒有幫助作家認真地研究黨和國家的政策，積極地參加群眾的實際斗爭，致使文學藝術工作中發生脫離政治、脫離實際的現象；另一方面，又往往不愿文學藝術活動的規律，在對文學藝術活的指導上表現了粗暴的態度。

　　我們比較地習慣于采取簡單的行政方式，而不善于運用社會方式來領導藝術創作的活動。有些文藝工作的領導機關在布置創作任務的時候，往往不愿各個作家的不同生活經驗和寫作能力而任意地像對待小學生似地給他們規定題目，規定完成創作的時限，甚至規定創作的形工。而在作品寫成的時候，又往往簡單地、輕率地加以否定，沒有把一個作品的成功或失敗當作重要事情看待，因而也就很少認真地去研究和總結這種成功或失敗的經驗來具體地幫助作家。這種對于創作的行政式的領導方法正是無思想、無政治的領導的表現，同時也就助長了創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錯誤傾向。對文學藝術創作動是更適宜于用社會方式來推動的。我們應當更多地依靠作家、藝術家自己的團體來組織他們的創作，更多地發動作家、藝術會相互間在創作上的自由競賽，發動他們中間的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發動正確的社會輿論來推和指導創作；這樣才能創造適宜創作發展的氣氛，造作家的藝術勞勸的最有利的條件。這些就是我們過去所忽視了的方面。自然，這樣做并不是為了減弱黨和政府對文學藝術事業的領導，而恰恰是為了更好地實現這種領導。

　　文藝批評是推動和指導文藝創和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自電影《武訓傳》批判以后，我們對文藝創作中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傾向以及對文藝他創作上的粗制濫造、不負責任的現象進行了尖銳的批評。這是完全必要的。沒有這種批評，我們的文學藝術就會陷于停滯或走入歧途。兩三年來，我們的文藝批評工作是有成效的。在一部分文藝工作者中間，現在有一種害怕批評、憎惡批評的情緒，這種情緒，不能認為是正常的。但在我們的批評工作把整個傾向是反人民的作呂和有缺點甚至有錯誤但整個傾向是進步的作品加以區別，沒有把作家對生活的有意識的歪曲和由于作家認識能力不足或是表現技術不足而造成的對生活的不真實的描寫加以區別，而在批評的時候一律采取揭露的、打擊的態度。任何缺點、錯誤，都是應當批評的，但只是它不是反人民的作品，就必須首先定共正確的方向，然后批評其缺點，并積極地指出改正的途徑。批評家對于作家缺乏應有的同志般的愛的態度，沒有將嚴正的批評和熱情的鼓勵，將對作家的嚴格的要求和對他的創作命運的關心正確地結合起來。批評一般地指責多而幫助少。其次，是批評的方法。有些批評家在批評一個作品的時候，常常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教條公式出發。他們常常武斷地、籠統地指責一篇作品這樣沒有描寫對，那樣也沒有描寫對，但卻很少指出究竟怎樣描寫才對。批評家往往比作家理缺乏對于生活的基本知識和深刻的理解，同時缺乏對作品作具體的藝術分析的能力。

　　報刊上所發表的一些粗暴的、武斷的批評，以及在這種批評影響下所煽起的一部分讀者的偏激意見，再加上文藝界的領導方面對文學藝術創作事業缺少開心、幫助和支持，這就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壓抑和苦惱。這種情緒是需要設法轉烴的。我們的批評必須有助于鼓勵作家、藝術家的創造性和積極性，發揮藝術創造的潛力，而不能是相反。同時我們的作家也必須有聽取批評甚至聽取不正確的批評的勇氣和度量，并以作家的資格積極地、主動地參加批評的活動。我們的文藝批評，也正如創作一樣，是年輕的，它同樣地需要支持和扶植。雖然地，目前批評工作是必須加強而不能絲毫削弱的。糾正批評工作中的偏向，發展有利于創作事業的正確批評，這是作家和批評家共同的任務。

　　上面所講的文藝工作中的一些錯誤和缺點，都是和全國文聯及文學、戲劇、音樂、美術等各個協會的工作狀況分不開的。四年來，全國文聯和各個協會的領導機關放松了甚至放棄了對文藝創作和批評的指導；對于作家、藝術家的創作和學習表現了不夠關心的態度，既沒有認真地進行有關文學藝術創作思想的討論，又缺少和作家、藝術家在思想上和創作上的經常的接觸。全國文聯對各個協會的工作缺少和指導；對各地方文聯也缺少應有的聯系。這樣，就使全國文聯成為一個脫離群眾，也脫離文藝界的沒有活躍的工作，沒有生氣的機關。全國文聯工作的這種不政常的狀況，是應當受到指責的，是亟需加以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