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吉安渼陂村的古街巷。邱春林 攝

江西吉安富田鎮的“喊船”送神儀式。邱春林 攝

　　經濟技術全球化的到來，令新生事物從城市向鄉間強勁滲透，幾乎無人還能從容選擇慢節奏的生活。這十幾二十年里，那些散布在大江南北的鄉間村落，似乎不再產生夢想和激情，年輕人去往他鄉，原本生氣勃勃的鄉村空了、老了，只有偶然闖入的游客會為它駐足流連。

　　具有漫長農耕文明史的中國，是世界上農耕文化發育得最充分的國家之一，古村落是傳統社會最重要的單元組織。一些有千年以上建村史的古村落，不僅有發達的農業做依托，還有過繁榮的手工業、商業，等等。其文化遺存是豐厚的，既有物態的，也有不可觸摸的文化遺存。營造、雕刻、髹飾等既是技術又是人文，總結天文、地理、生產的知識經驗同樣既是技術又是人文。不管是軟實力還是硬實力，古村落的文化遺存都是以極富人情味的生活方式體現出來，它對傳統文化的承載，比正史來得更豐滿，也更生動。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存續的最重要的原生文化空間——傳統村落一旦消失，失去的不只是一座座民居、一條條街巷，還會喪失掉豐富的地方性知識。對于歷史的記憶，遠不是建幾個博物館，保存幾件文物就可以，散布在鄉村社會的民間記憶、經驗與官方史料具有同等價值。對古村落的保護，既是文物管理部門的職責所在，同時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管理部門應該關心的事情。

　　日前，筆者與幾位專家學者應江西省吉安市文化局的邀請，實地考察了廬陵文化的存續狀況。從城市到鄉村，幾天走下來最精彩的篇章應該是渼陂、陂下、釣源、蜀口4個古村落的文化。這4個典型的江南古村落開基時間可上溯到兩宋，屋宇儼然，布局科學又富于藝術性，千年古樟像一個個巨人護衛著村民。廬陵自古重文教，自隋唐開科取士以來考取進士的接近3000人，單是不足200戶的蜀口村歐陽氏一族就有21位進士傲然入仕。適宜的氣候、肥沃的丘陵水土、貫通南北的水道運輸、中原士族人口的不斷南遷、發達的農工商等有利條件，都令這塊“吳頭楚尾”之地成為繁華富庶之地、文章節義之邦。這4個古村里祠堂多、書院多、牌坊多、牌匾楹聯多、阡表多。儒家的宗族倫理和道家的法自然觀念落實在村落營造中，歐陽修、文天祥、楊萬里、黃庭堅、王陽明、方以智等高官大儒在這里留下不少墨跡，有關他們的傳說仍在村里代代相傳。歷代官宦雅士卜居于村落，做入世前的沉潛或出世后的逍遙，使青磚黛瓦的廬陵村落在質樸之中不失儒雅、尊貴與秩序。

　　青原渼陂的“彩擎”、富田陂下的“喊船”、釣源古村的舞龍都是當地“下元宵”民俗的系列活動，各村的形式雖有不同，目的都是為在開春之際娛神祭祖，祈求一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正月三十，是陂下村“喊船”的送神日，按照習俗只有送完神之后村民才能外出打工，當日聚集到該村的男女老少有三四千人。村里老者在古祠堂前主持祭祖獻牲儀式，由青壯年組成的儀仗隊穿著整齊，他們舉彩旗、趕金龍、執鑾架、抬龍船，在鞭炮和土沖的巨響中，游行隊伍浩浩蕩蕩穿行于祠堂民宅之間，然后一路過橋蜿蜒出村去往下游河邊，焚燒送神。盡管整個儀式活動流光溢彩，但因在古老的文化空間里進行又顯得特別的自然莊重。儀仗隊員手中舉著的20件錫器，居然是宋仁宗所賜的使用了千年的一套完整的歷史鑾架。老主持人的“喊船”聲雖用的是鄉間土語，卻也對仗、押韻，頗具文采。

　　類似“喊船”這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假如離開了它原生的文化空間來做保護傳承工作是否行得通？古村民居中的木雕、石雕、木刻、石刻、磚雕、彩繪壁畫等，誰是闡釋者和繼承者？是村民還是專家？假如從建筑構件上把它們剝離到博物館中做一勞永逸式的保護是否合理？

　　目前，全國各省市縣都在積極規劃、申報立項、建設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館。國家層面上建館自然要通過民間征集或行政命令方式從地方調集項目內容，省市縣里要建館自然要向村里調東西，如此難免造成大量承載非物質文化的物態化產品、作品和工具等都要從它原生的文化空間里剝離出來，在非遺展示館中它們的功能變成了文字上的功能“展示”。而對于大量民間戲曲、民俗、舞蹈、音樂、傳說而言，因為要集中做“展示”，同樣會遇到脫離它們的“老主顧”“老戲臺”的問題。

　　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館的陳列遠比單純的文物博物館要來得復雜。就目前情況看，普遍的做法是綜合運用圖文展示、實物展示、制作展演、舞臺展演和多媒體展示方式，盡可能多角度、多層次、立體化地反映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涵，讓觀眾身臨其境。常識告訴我們，人為搭建的場景再逼真也取代不了原生文化空間的意義。各級政府所規劃建設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館比較容易做成非遺的文獻館、文物館以及保護工作的成就館，突出這些功能自然也有它的社會教育價值和研究價值。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活著的文化主體不可分離，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原生的文化空間不可分離，因此我們應多重視那些非遺項目較集中的古村落的整體性保護。只有保護了非遺的原生文化空間，才談得上維護非遺保護的真實性和整體性原則。（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