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永遠記著您……

——紀念謝晉誕辰90周年

謝晉漫像 王銀祥

　　不是所有的藝術家都能像謝晉導演那樣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愛戴和普遍喜歡的。2013年11月21日，是我們敬愛的大導演謝晉的90誕辰日。余秋雨先生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把二十世紀分成前后兩半，要舉出后半個世紀中影響最大的一些中國文化人，那么，即使把名單縮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謝晉。”我想也是，但我想在秋雨先生的后面再加一句話：即使謝晉導演在二十一世紀初僅僅只有幾年時間在世，然而他照樣影響著這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因為他的藝術生命始終沒有因為他的生命終結而終結過，相反“謝導”的影子和“謝導”的作品一直在被人們提及和繼續地被當代人捧作經典來觀摩與議論。

　　五年前的2008年10月18日，是謝晉的去世日，當時這一噩耗震驚了中國億萬公眾，因為謝導——全國上上下下的人都這么稱呼他，走得突然，甚至走得有些讓人不可接受。我和所有熟悉他的人都有一種一時無法釋放的悲痛……在謝導90歲誕辰前夕，我收到了由他外甥宋小濱編著的《家里家外話謝晉》一書，讀著里面的每一行動情的文字，不由勾起了我對謝導的懷念之情。同時也泛起了當年謝導與我在一起時所談及的許多“閃光的歷史瞬間”，而這些謝導在世時不曾公開發表的諸多與他電影事業密切相關的史實故事，也從宋小濱那里獲得了更進一步的證實——我以為發生在謝導身上曾經有過的這些重要歷史事件，也應該是新中國文藝史的組成部分，因而想在謝導90歲誕辰時講出來，算是對人民尊敬的中國一代電影大師的一份珍貴紀念吧——

　　謝導在舊中國時代也已經成名了。新中國成立后的1950年，他考取了北京“華北人民革命大家政治研究院”。在當年6月11日的發言中他就說過一段記載于他日記中的話：“我們已經參加了革命隊伍，更是不應該老為個人打算而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但光靠近群眾還是沒有用的，要愛群眾、關懷群眾（像關懷愛人一樣，這當然一時不易做到，但這是方向），并隨時地向群眾請教、學習。”從那個時候開始，謝導一生走的電影藝術事業都是按這條路線走過來的，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歷程。謝晉之所以成為一代又一代領導人的特別重視和關愛、受到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民的喜愛，這與他確定的這一藝術人生方向有著密切相關的原因。他還曾這樣說過：“藝術家要有赤子之心，要有歷史的憂患感，要像太史公寫《史記》那樣，要像屈原、司馬遷、杜甫……一直到當代的巴金那樣，對民族充滿責任感、憂患感、使命感。”

　　正是因為謝導的這份赤子情懷，使得他一生的藝術事業備受幾代領導人的高度關注倍加撫愛。宋小濱給我看了一張照片，那是2007年時，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到上海電影集團公司進行工作調研時，與謝導手拉著手，邊走邊聊的情形。當時習近平滿懷深情地對謝導說：謝導，我是看著你的電影長大的。

　　看著謝導的電影長大的，幾乎是我們許多中國人的真實寫照。但我從謝導的口中還知道，謝導的電影還受到了幾代中國領導人的特別關心與特別關照。

　　1960年，謝導執導的影片《紅色娘子軍》上映后，立即引起全國轟動。同年，紅色娘子軍第二任連長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毛主席還專門授予這位娘子軍連長一支蘇式自動步槍和100發子彈，并舉起大拇指說：“你很不簡單。”1962年，就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0周年前夕，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提議，設立了中國電影“百花獎”。這是由全國觀眾投票選出的獎項，在中國是第一次，也是世界上第一次由觀眾投票評選出的最佳故事片、最佳導演、最佳男演員、最佳女演員等獎項。《紅色娘子軍》被評為最佳故事片，謝導被評為最佳導演。后來又經周恩來總理提議，《紅色娘子軍》改編成芭蕾舞劇。1964年10月8日，毛澤東主席看了該劇演出，評價道：方向是對的，革命是成功的，藝術上是好的。

　　謝導對我說過，他為了導演好《紅色娘子軍》，曾經無數次閱讀了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論聯合政府》等。“毛澤東的著作里，對農民運動作出了極其深刻而生動的描述，對我了解和把握革命中的人民群眾和當時的敵我之間的問題起到了積極的幫助。”謝導曾這樣對我說過。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謝導是個幸運兒，因為他一直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尤其是周恩來總理的特別關照而幸免于難。1957年“反右”斗爭高潮時，謝導正被周恩來總理點名去拍《女籃五號》，這讓他躲過了一劫。后來在“反右”時，還有人奇怪地去電影廠查所有的會議記錄時十分納悶：“謝晉這人平時喜歡胡說八道，怎么會議記錄中沒有他任何言論？”謝導后來笑言：是周總理讓他“忙”得沒時間去“胡說”。

　　在回憶一次周恩來總理召集的“電影創作會議”上發脾氣的事，謝導說：那次會議是在中宣部的一個小禮堂開的。當時謝導坐在第一排，會上有人連說了幾個這不能寫那不能寫，周恩來聽了很生氣，差點拍桌子，當場指著那個發言的人說了句少有的“江湖”話：“你算老幾？”謝導說，當時全場的人都傻了，沉默了很長時間，大家沒有想到周恩來會對那些干涉創作的人如此討厭。“總理有一次批評創作中的大話套話時說，你們文藝作品中寫的大段對話，像報紙的社論。要作報告我作得比你們好多了，要你們文藝工作者干嗎？文藝創作嘛，人民群眾是文藝作品最權威的評判者。”

　　謝晉對鄧小平同志的尊敬和感情也特別深。他一直保存著1997年參加鄧小平追悼會的那身黑色西裝和“鄧小平治喪委員會”邀他的通知書和參加追悼會時戴過的白花。有一件事讓謝導在生前久久不能忘懷：那時1994年春節，鄧小平和家人一起在上海過春節。當時的全國殘聯主席鄧樸方提出要到謝導家看智障孩子阿四。謝導知道后十分激動。鄧樸方到謝導家后，親自為阿四系上紅領巾。看著傻兒子佩著紅領巾不停地在喊著“紅領巾”“紅領巾”的情形，謝導的眼睛里噙滿了眼淚……“我感謝樸方，更感謝小平同志還惦記著我家有個傻兒子。”謝導動情地在我面前提起此事。

　　1984年，謝導拍了部當時影響巨大的《高山下的花環》。許多中央領導同志看過這部影片。謝導對我說，有一次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到北京軍區視察部隊，問秦基偉司令員：怎么搞的，烈士撫恤金才500元？（《高山下的花環》里有一句這樣的對話說了撫恤金的事）秦基偉司令員只好對總書記說：“這個標準是抗美援朝時期定的。”胡耀邦同志立即指示道：得馬上改一改了！事后，中央有關部門很快將撫恤金提高了許多。此事在全軍廣為流傳，大家都要感謝謝導的電影。甚至有當時的老山前線軍人將自己的軍功章寄給謝導以示感謝他對傷殘軍人和革命烈士的關心。

　　江澤民與謝導可算是“老朋友”了。“那時江澤民同志已經到北京，在總書記的位子上了。有一個晚上他打電話到我家，當時我不在家，他就在電話里對我老伴說：‘我是江澤民，你是謝晉導演的愛人嗎？’我老伴一聽連聲說是是。江澤民接著說：‘我找謝晉導演，他在家嗎？孩子的病怎么樣了？’我老伴趕緊回答說我在外面拍片子，孩子挺好。后來我打電話回家才知道此事。事后有一次江澤民同志見了我笑著說：‘謝導，我找三次，都找不到，你比我忙呵！’”謝導抿著嘴說他與江澤民同志之間的友情。

　　在拍《鴉片戰爭》時，謝導碰到了難題——資金籌措出現困難。他想到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并兼中國銀行行長的朱镕基，于是電影后來很順利地拍了出來。在請黨和國家領導人觀摩的會上，電影放完后，影場里沉默了好一陣。謝導有些緊張地壓著大嗓門，小心地問了一聲：“怎么樣？”沒有人回音。突然，有個聲音打破了沉默：“很好！”是朱镕基的聲音。第二天，中共中央辦公廳調去拷貝再放一場，會場外面至少停了500輛車子。時任國務委員的吳儀對謝導說：“我們在辦公時間看你的電影，這事以前從來沒有過。”

　　后來謝導又籌拍《拉貝日記》，同樣遇到了資金問題。他再度求到朱镕基。謝導的本事大，當時他應邀出席國慶招待會，坐在與江澤民同志一起的一號桌。見朱镕基在二號桌，見縫插針時，謝導悄悄跑到二號桌前，笑瞇瞇地將一封“幫忙”的信件交給了朱镕基同志。“后來中國銀行的行長看了朱總理的批示很吃驚，說總理批準的權限是在5億美元以上，副總理和國務委員的批準權限在5億美元以下。可你謝導，朱總理批你的是1000萬元人民幣的貸款，前所未有！我只是笑，不能告訴行長你我使的啥‘秘密’招數。”謝導說這事時，連干了三杯茅臺。他給我講這些“故事”時總是格外得意。我知道后來由于涉及拍攝《拉貝日記》要用外籍演員問題，因一時未能請到一位合適的這樣的演員，所以有人建議把這1000萬元貸款先放在銀行里“吃利息”，但謝導堅決不同意。此片最后還是因為版權及聘用外籍演員費太貴，謝導不得不放棄了。1000萬元貸款也如數被謝導歸還給了銀行。

　　謝導一生也有不得意的時候。與我的合作算是件不怎么順利的事，這也應該算是謝導最后的一件遺憾的事了。那是2003年北京“非典”仍處高發期時，他不顧風險，獨自跑到京城來找我，說建明你寫了那么多“教育題材”的作品，我準備要拍部“鄉村女教師”的電影。大導演找我拍電影，令我十分激動。于是我們一老一少倆人忙乎了足有近一年時間，把劇本也寫出來了，拍攝的點也踩好了，但資金卻遲遲落實不了。主要是謝導的原因——他原本以為由他拍這樣的關于國民教育大事的題材肯定有人會出錢，但結果就是找不到出錢的主，為此已經82歲的他，多次跑到北京，找這個領導那個部門，但就是沒有最后落實，他甚至向時任國務委員的老熟人陳至立寫信求援，可由于種種原因沒有著落，一直到他在突然去世之時依然沒有落定資金——這是謝導最后的一個遺愿。我知道他生前掛念著要為中國教育做件事，可惜壯志未酬人先逝，為此我聽了謝導不幸去世的消息后，不由萬分悲痛……

　　謝導一生，導演了無數精美的電影，在中國人民心中留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藝術形象。他與他的藝術形象一樣，也將永遠留在我們心頭，即使再過90年、100年，人們依然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