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天明（右）執導電影《百鳥朝鳳》

　　吳天明已經離開黃土地太久。

　　1986年，36歲的攝影師張藝謀被47歲的導演吳天明相中，成了電影《老井》的男主角孫旺泉。在老井村一望無際的黃土高坡上，黝黑干瘦而又目光執著的張藝謀一鎬一鎬地刨著干硬的土地，在他身旁不遠處，隱藏于那臺轉動不停的攝影機之后的矮胖男人，就是當時西安電影制片廠的廠長吳天明。

　　在那部被譽為“第四代”導演巔峰之作的《老井》過后，吳天明廣為人知的影片僅有講述川劇藝人的《變臉》一部，黃沙漫天的西部高原似乎已與西北漢子吳天明的視野漸行漸遠。2012年6月，吳天明終于決定再度開拍扎根西北的電影《百鳥朝鳳》。這部影片講述的是在社會變革的年代里，新老兩代陜西嗩吶藝人為了信念的堅守所產生的真摯師徒情、父子情以及兄弟情。“我希望能找到當年拍攝《人生》《老井》時的那種感覺。”吳天明說。

　　導演吳天明：

　　《百鳥朝鳳》是我的感懷言志之作

　　提起吳天明，不能繞過的兩部作品就是《人生》和《老井》。1982年，作家路遙發表在《收獲》雜志上的中篇小說《人生》，引發了全國范圍的熱烈討論，兩年之后，吳天明便將小說搬上大銀幕，影片所塑造的男主人公高加林，儼然成為一代知識分子的縮影。又過了兩年，吳天明拍攝出蘊藏著中華民族精神力量的寓言式影片《老井》，從知識分子史詩跨越到普世性更為廣泛的農民史詩。一個最能代表20世紀80年代文化界思想解放精神的電影導演，從此橫亙于中國影史之中。

　　現在回憶起20多年前的往事，吳天明總是不勝唏噓，感到今天的中國電影，已經讓他這個73歲的老人看不懂、摸不透。“伊朗電影《納德與西敏：一次別離》成本只有30萬美金，藝術風格也質樸無華，但片中人物所體現出的人格與信仰力量，卻贏得了世界的尊敬，在各大電影節上屢獲大獎。”吳天明說，“這與中國影人動輒用千萬甚至上億元投資的電影沖擊國際電影節卻屢遭失敗，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電影不缺錢，缺的是創作者對藝術的真誠、對生活的熱情以及對社會人生的深刻思考。”

　　賦予電影強烈的社會意義與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吳天明對于創作的一貫追求。這一追求，當然會體現在《百鳥朝鳳》當中。“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百鳥朝鳳》是我醞釀多年的感懷、言志之作。我希望這部影片能夠追求一種精神，堅守一種信念，褒揚一種人類共有的價值觀。”吳天明說，“在時代大潮轉折的過程中，傳統鄉村社會原有的禮俗與秩序正在解體；而嗩吶這種民間藝術形式在現代化的擠壓下，也正在逐漸消亡。我所關注的，是在這解體與消亡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影片的男主角焦三爺由陶澤如飾演，而年輕一代嗩吶藝人游天鳴則由新人李岷城扮演。關于選角，吳天明坦言自己只選最好的，不選最貴的。“焦三爺是個外冷內熱的老人，看起來嚴肅古板，其實心懷熱血。陶澤如是我心目中最適合這個角色的演員，他除了能演出嗩吶藝人的堅守、固執，還能演出飄逸、神奇的精氣神來。”吳天明說，“現在很多電影唯明星論，不管片中的角色是張三還是李四，都請最火、最大牌的明星來演。我就納悶了，這世上哪兒來的那么多萬能演員？找最合適的演員演最合適的角色，一向是我的選角標準。拍《老井》的時候，我不就選擇了當時還是攝影師的張藝謀擔當主演嘛！”

　　除了演員，《百鳥朝鳳》中的音樂也是吳天明十分關注的環節。“講述嗩吶藝人的生活，音樂自然是重中之重。《百鳥朝鳳》原本是一首難度超高、只為德高望重之人吹奏的葬禮古曲，這次我們邀請了著名作曲家張大龍深入陜西采風，選取陜西音樂素材，創作了一首全新的陜西版《百鳥朝鳳》。”吳天明說，“這段曲子作為全片的主題音樂，加上重新創作加工的20多首嗩吶曲，再伴以交響樂隊的協奏，中西合璧，為影片烘托出了一種厚重蒼勁、凄婉動人的氣韻之美。”

　　“伯樂”吳天明：

　　大不了扒了我的烏紗帽

　　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影壇，有句盡人皆知的“行話”：“西望長安，有個西影廠；西望長安，有個吳天明。”1983年，44歲的吳天明升任西安電影制片廠廠長，成為當時全國各大電影廠中最年輕的掌門人。在任的6年里，吳天明除了自己執導影片，還在鐘惦棐等老一輩電影人的倡導下扛起了“西部電影”的大旗。在他的率領下，《野山》《老井》《紅高粱》《雙旗鎮刀客》等一大批表現西北大地風土民情的優秀影片脫穎而出，一股強勁的“西北風”令當時的中國影壇甚至世界影壇感到震驚。張藝謀、周曉文、黃建新、顧長衛等諸多“第五代”精英在創作發軔期都曾得到過吳天明的扶持與幫助，“第五代教父”在一段時期內成為吳天明的別號。

　　時過境遷，吳天明認為這個漸已被人遺忘的別號根本不值一提。“當時坐在廠長的位子上，我的任務就是振興西影廠。怎么振興？靠那些老人肯定不行，只能靠年輕人。我所做的只不過是把一批有才華的青年電影人請到西影廠，并且盡可能地支持他們拍攝作品。他們中的有些人很爭氣，拍了一些好電影，其結果是為西影廠爭了光，也為我這個廠長爭了光。所以說，不是人家‘第五代’應該感謝我，而是我應該感謝人家。至于‘第五代’日后所取得的成績和產生的好或不好的變化，都跟我沒半點兒關系。”吳天明淡然地說。

　　主演《老井》時，做了4年攝影師的張藝謀對吳天明說，自己想把莫言的小說《紅高粱》拍成電影。吳天明讀過小說，很快就同意了這個攝影師的“非分”之請。張藝謀興高采烈地跑到山東高密，轉了一圈后卻發現莫言小說里寫的地方壓根兒就沒有高粱，必須得自己種上，然后秋天再去拍。于是張藝謀回到西影廠，向吳天明打報告申請資金去種高粱。“依照當時制片廠的程序，必須劇本審過后，經過廠長辦公會議、常務會通過，財務科才能拿出錢來，可當時張藝謀連《紅高粱》的劇本都沒有。”吳天明說，“我就找到廠里的幾個車間主任，跟他們湊了4萬塊錢，讓張藝謀趕緊去高密種高粱。其實這是違反常規的做法，弄不好會影響我的廠長之位。但事實上我并不想當官，我心里想的都是怎么讓西影廠繁榮起來，所以就當機立斷地湊了錢。那時我想，大不了就把我那小小的烏紗帽給扒嘍。”

　　在第二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上，吳天明被授予“中國電影人伯樂”獎，但他的獲獎致辭，卻與自己的獎項有些相悖：“年輕導演不應只把自己的未來寄托在‘伯樂’身上，更要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努力，任何年輕導演都有可能成為真正的‘千里馬’。”

　　這就是吳天明。他的眼中只有電影，個人榮譽不過是過眼云煙。

　　觀察者吳天明：

　　我就是那個說真話的小孩

　　《百鳥朝鳳》開拍前，吳天明還破天荒地主演了兩部電影，兩部電影的導演都是張揚。一部是常規的影院電影《飛越老人院》，一部是時下最流行的微電影《老人愿》。吳天明說，演戲對于自己而言純粹是“玩票”，但在演戲的過程中，自己卻頗有感觸，“我發現跟我一起演戲的那些老藝術家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要求都很簡單。大家從不主動要片酬，從來不要求報銷，住在墻壁斑駁的招待所里也沒一個人有怨言，老人們就是想把戲演好。”吳天明說，“反觀一些年輕的所謂‘大腕’，不僅沒高片酬就不演，而且還要求住高檔酒店，到哪兒都是助理、經紀人一大堆，心里卻很少琢磨該怎么詮釋自己所演的人物。”

　　由演員圈的浮躁，吳天明聯想到了整個中國電影界存在的問題。“批量生產的商業電影固然正在促進著中國電影市場的繁榮，但產業化10年來真正具備精神層面追求的國產商業片又有幾部？我們總是說要學習好萊塢，好萊塢最值得我們學習的是什么？支撐在很多極具觀賞性的好萊塢商業片背后的，是一種正面、積極的價值觀。誠信、友情、奮斗等人類共有的價值追求，無時無刻不從那些優秀的商業電影中滲透出來。”吳天明說，“而我們的商業片呢？在娛樂過后，觀眾還能回味什么、還能反思什么？電影是文化產品，承載著傳播人類精神文明的重任。在精神上作假、放棄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放棄人類共有價值追求的電影，拍出來又有什么意義呢？”

　　1995年，香港邵氏公司找到吳天明，邀請他執導一部表現川劇藝人生活的電影。吳天明拿到邵氏提供的劇本，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十分商業、而且商業得非常低級的故事”。吳天明在刪掉了大量諸如將通奸的女人扒光了綁住的橋段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這部電影究竟應該表現什么？這時北影廠的老導演水華給吳天明提了個醒：應該表現人間的真情。于是按照這個思路，吳天明完成了電影《變臉》。

　　“當初確定這個主題，是因為我們的社會的確很需要真情。如果當時的我知道在十多年后，我們的社會上會出現扶摔倒的老人起來反被栽贓、學雷鋒的人被當成精神病關進精神病院的‘怪事’，一定會更加堅定自己的信念。”吳天明說，“一部電影改變不了一個國家，也改變不了一個民族，但作為電影工作者，我們拍攝的每一部電影都應該堅守一種精神，通過電影藝術來呼喚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頌揚人世間的真情。”

　　吳天明向來喜歡說真話，即便說真話時常會得罪人，而且往往說了也白說，他還是堅持要說。“白說也得說，發聲總比沉默好。我到了這把年紀，已經無欲無求、無所顧忌了。”吳天明說，“就像《皇帝的新衣》的故事，明明皇帝光著屁股，可群臣都夸他穿得如何漂亮，只有那個小孩說了真話。如今的我就想做那個敢于說真話的小孩。”

　　當被記者問起，以73歲的“高齡”拍攝《百鳥朝鳳》，是否感到有些力不從心時，吳天明半開玩笑地回答說：“沒半點兒力不從心。只要我還活著，只要還有人愿意給我投資，我就會一直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