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藝術的群體意識和現代藝術的個人意識的統一”——一位藝評家對劉進安藝術風格的一種描述。“……那時總見他緊裹著一件舊式軍大衣，皺著眉頭，好像永遠都懷著一種揮之不去的愁緒。談及藝術他又總是說：‘畫不好。’他永遠緊鎖的眉頭又好像告訴你，他在苦苦思索。”一位好友談及劉進安在南藝進修時的樣子。“劉進安就像一個騎士，當他縱馬馳騁來到一片陌生領域時，瞬間即可開辟一片新天地。”劉進安在一位老同學心中的印象。

　　上面的三句話、三個片斷，大概為我們勾勒了第三屆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獲得者、著名畫家劉進安的其人、其作。作為一位畫家、一位教師、一位文化人，在幾十年的從藝之路上，他不斷超越自己，創作風格幾度變更，卻忘不掉對筆墨探索的持久關注。他筆下農民的“拗”勁和“土”勁，他的靜物中的“直率筆墨”，他對時事的描摹與反思都令人印象深刻。

　　豪放、率真的水墨擴張

　　出生于燕趙大地的劉進安，對養育他的太行山脈與父老鄉親有著特殊的感情。“太行山人”是其藝術創作早期主要的母題。20世紀80年代，劉進安即憑借《父老鄉親》被人們熟知，此后，他以大寫意方式創作的一批農民肖像給水墨人物創作帶來了新的思考。藝評家魯虹這么說過，“劉進安1985年至1988年的農民肖像，與長期以來盛行于各藝術院校的寫實類水墨肖像不同，為了追求自我表現，同時表達隱含于普通農民身上的頑強生命力和巨大的忍耐力，在他的作品中融進了強烈的表現性和象征性，要是說劉進安當時是在努力將十分流行的鄉土寫實主義改造成鄉土表現主義也決不為過。”

　　或許是為了區別那張在中國美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照相寫實主義代表

　　羅中立的《父親》，劉進安早期創作的農民形象，總是粗笨的、夸張的，敦厚與質樸的氣質讓他們的“鄉土氣”十足。冀少峰將其解讀為，“文革”后劉進安對衰微的民族靈魂的切膚感受和強悍的北方男性氣質及崇尚英雄、贊美崇高，并將此視為畫家早期強烈民族大苦難意識的基礎。而劉進安的說法更為直接與感性：“我就是要畫出太行人的那股‘拗’勁和‘土’勁。”

　　少年時，臨摹過連環畫，畫過幻燈片的劉進安，在唐山大地震現場通宵達旦放過電影，也舉辦過展覽，這些都為他日后步入藝術之途積累了豐厚的視覺經驗。古老的土地、淳樸的天性，使其作品中涌動著一種原始的張力。在隨后的創作中，劉進安開始放棄對人物形象的單純描摹，而是在水墨本體語言的研究中加大力氣。兼有具象與抽象意味的疊印影像開始出現在劉進安的藝術創作中。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認為，“劉進安看到的不再是生活中具體的人物個體，也不再是線與面、筆與墨、趣味應如何安排得當生意盎然的寫意造型，而是由無數褪去個體身份角色的人物構成的混沌之象，蕓蕓眾生裸呈的軀體交織成一片生命的世界。”這種帶有原始意味與現代藝術韻味的圖式，被冀少峰頗為激賞。他曾這樣評價，對劉進安的視覺圖式進行清理時，我習慣于用閱讀詩歌的方式去閱讀他的作品，其作品和我心靈間所產生的撞擊與共鳴是非語言所能言表的。

　　超越是劉進安藝術之路上的永恒主題，在人物表現不斷獲得突破之時，他卻將筆鋒一轉，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大膽嘗試了一批水墨畫靜物的創作。按照劉進安自己的說法，他畫靜物是作為人物畫的一種間歇和手段，是為了更好地“控制筆墨和加強筆墨”。劉進安的靜物有意削弱造型的表達，強調直率筆墨方式，強調繪畫性，以求筆墨袒露性情，不掩飾，不做作，簡單、明確、透徹。

　　評論家郎紹君認為，劉進安對“簡單、明確、透徹”的筆墨追求雖然在相當程度上放棄了“一波三折”之類的傳統要求，卻沒有放棄筆墨最基本的要素，沒有放棄對力度與韻味的把握。如用筆率直而拙澀，沉著有力，不浮滑甜柔，也不粗糙獷悍；用墨則渾融厚重而有層次，不輕薄光軟，也不板滯僵硬。這一經驗，極為珍貴。

　　文化態度與社會責任

　　劉進安對中國畫筆墨語言的探索，如果放置于一個更為宏大的背景中，其意義將一步凸顯。上世紀80年代，中國畫壇充斥著各種西方的現代主義思潮，彌漫著關于筆墨與形式的種種討論，但這些并沒有阻礙劉進安對于筆墨問題與中國畫發展前途及方向的思考。

　　劉進安一直堅持著自己對傳統獨特的感受。“傳統繪畫經過歷史的傳承不但豐富了繪畫表現形式和技術手段，同時，也不斷強化和印證了一個獨特的結構法則和藝術理念。倘若把這一結構和理念的核心理解為一線一墨、一皴一點并以此稱為中國繪畫結體元素的話，不免會驚嘆先賢以那哲人般的智慧對大千世界、自然萬物的高度歸納。它不僅給后者提供了一個表達方式和觀察事物的視角，更主要的是從此建立了認知自然、表達事物的鮮明的民族作風以及獨特的繪畫理想。”劉進安說。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全球化以及新媒體時代的來臨，當代都市的快節奏，都改變了我們對于傳統，對于中國畫的認識。這個時候，多元并舉的價值觀，常常會讓年輕的創作者迷失前行的方向。對于劉進安來說，這卻是個對中國畫認識更加明朗與清晰的機會。他認為，近百年來針對繪畫藝術的探索與實踐，在試圖建立新型圖式以取代舊有（傳統）圖式的轉型中，由于新圖式還不能夠證明其有系統、有根據的存在，沒能形成一個占據主導地位又具中國表達方式的文化格局，使這一繪畫形態始終在兩條不和諧的軌跡中并存。中西合璧式和堅守舊有傳統，二者同樣是不可取的。基于此，劉進安開始了自己的水墨擴張。他將水墨語言上升為一種文化責任。“重新高舉水墨旗幟，其內核就是以弘揚偉大精神為主導，重新復位由一線一墨、一皴一點所構筑的水墨原生態，并由此擴張了體現這一精神的水墨‘擴張性質’。民族文化藝術的偉大與深厚，不能成為當代繪畫藝術發展的障礙，同樣也不能成為重復傳統秩序的理由。相反，它是孕育新藝術形態的根源與土壤。由此，現在的情形，不是我們做過了什么，而是做得很不夠。”劉進安說。

　　帶著責任與使命，他開始研究中西融合美術教育的問題，并使得教學基礎的各個環節細化，為培養年輕的中國畫創作人才不斷探索與實踐。他培養的學生分別在“第三屆全國青年美展”、“金陵百家”美展上獲獎。在一種強大文化擔當意識的驅動下，劉進安出色地完成了一個畫家和一個教師的任務。同時，他還先后參加由中國美協、中國慈善總會、首都師范大學等組織的為災區籌辦的慈善筆會，義務捐贈作品10余幅。

　　人們愛說，劉進安的筆墨特別，殊不知在從藝道路上他如何不斷超越自己，并在“文革”后的30多年觀念、思潮的巨變中，堅守并不斷擴張自己的水墨表現。人們愛說，劉進安桃李滿園，殊不知在中西融合美術教育中他如何長期摸索與實踐，并將其對待水墨與人生的態度傳遞給每一位受教于他的弟子。

　　（作者為《中國藝術報》記者）

　　劉進安　　

    男，漢族，1957年8月生，首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院長，教授。

　　中國畫代表作品有《我們都是》《陳述》《看美國大選》等，出版個人專集15部，參展、發表作品500余幅，發表論文10余篇，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作品入選“95張力與表現水墨展”、中國畫百年展、深圳國際水墨雙年展等。曾獲第三屆全國連環畫繪畫二等獎、河北省文藝振興獎。擔任文化部“畫院扶持計劃”、中國美術家協會“2010全國中國畫展”、“西部大地情——中國畫、油畫作品展”評委等。

　　在首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師資隊伍建設、教學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積極參加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慈善總會、首都師范大學組織的慈善筆會等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