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為一種抵達歷史的想象方式和認知方式，具有特殊的力量。”日前，在作家阿來紀實文學《瞻對：終于融化的鐵疙瘩》研討會上，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這般論述文學面對歷史時的“姿態”。

　　傳統文論都秉承“文史不分家”的理念，如今史學已經成為一個獨立、嚴謹的學科。但文史之間并不是“老死不相往來”，而是互動頻繁。文學應該如何面對歷史、書寫歷史，是與會評論家集中探討的一個話題。

　　鉆進故紙堆里，尋找現實的答案 

　　現在，一些城市進行形象宣傳時，喜歡如數家珍地羅列此地出了哪些名人，有哪些歷史悠久的景點。在李敬澤看來，這更多是將歷史景觀化，目的是開發旅游，不僅對歷史不尊重，而且讓人看不清歷史，也看不清現實。

　　而面對現實，又有不少人被“微博世界觀”支配，忙于此時此刻世界發生了什么，自己又知道了什么，然后當即表態，發表觀點。“這是單一、平面地看待現實，一般人倒也罷了，如果作家對現實的認知也停留在這個層面上，那就是嚴重失職。”李敬澤說。

　　所以，他認可一些作家進行歷史寫作，鉆到故紙堆里，因為對歷史的關切與熱情，很少是不與現實相連的，“在歷史中發現和提出的問題，大多都是在現實中需要面對的問題。而且很難相信一個對過去沒有探究興趣的人，能夠負責任地面對現在和未來”。

　　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主任梁鴻鷹認為，歷史是通向現實的，文學就是要抵制遺忘，為我們從歷史中尋找更多的現實啟示提供支撐。他同時認為，隨著時光的推移，歷史的真實遭到不斷地消磨與掩蓋，真相書寫的難度陡然增加。

　　作品中有個人的呼吸，而且是自然的呼吸 

　　從1730年開始到1903年，清朝政府6次發兵，征討一個只有縣級建制的彈丸之地；民國年間，此地歸屬權在川藏爭奪中搖擺不定；直至1950年，解放軍未經戰斗將此地解放。這就是瞻對，即今天的四川省甘孜州新龍縣。四川省作協主席阿來將目光聚焦這里，試圖梳理一段長長的歷史。

　　中國報告文學常務副會長李炳銀發現，這段歷史富有傳奇色彩。但是，阿來的興趣和注意力并沒有放在那些傳奇的、謀略的、神秘的內容上，而是緊扣“文眼”來展開自己的講述，也就是現實精神。

　　阿來的講述，有大量的史料作為支撐。在陳述史料的間隙，他也時不時站出來，發表一些精簡的議論。比如，乾隆年間，戰事緊急，一位指揮官卻擅自離任，理由是生病了。通過考證，阿來認定他請病假是鬧情緒，隨之感慨：“從古至今，官員無論大小，無論漢夷，很多時候，生病與休病假，都與身體狀況無關。”

　　在《人民文學》雜志主編施戰軍看來，作家容易情緒化，面對一段歷史發議論，往往會跑偏，脫離軌道。但阿來的這些議論與評析，都是冷靜的推斷，都有史實作為后盾。并且這些議論表述生動，讓人感覺作品是活的，“也就是說，作品中有作者個人的呼吸在，而且這個呼吸不是大喘氣，也不是故意的平心靜氣，而是非常自然的呼吸”。

　　紀實文學要不要想象與虛構 

　　紀實文學要不要想象與虛構？這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沈陽師范大學賀紹俊認為，對于紀實文學中的虛構，應該采取零容忍的態度，一票否決，“非虛構是套在紀實文學作家頭上的‘緊箍’”。

　　但是，不少紀實文學作家不愿意戴上這個“緊箍”，并且搬出《史記》作為例證。賀紹俊說，《史記》開創了中國的歷史敘述傳統，從而使紀實文學的敘述空間更加開闊，“但《史記》的傳統也包含著壞的因素，我們在繼承時卻不加辨識，這就帶來了紀實文學根除不了的惡果，即對虛構的容忍和縱容”。

　　他認為，今天的文化環境與古代相比大為迥異，古代的歷史觀、世界觀特別是對歷史的界定，與今天的現代歷史觀有不小的區別。古代特別是先秦及兩漢時期，真實的事實和傳說、神話往往都是混在一起的，并不作嚴格的區分。

　　“《史記》中那些生動的歷史細節，并不完全是司馬遷憑空面壁虛構出來的，多半是口口相傳的傳說。司馬遷廣泛采擷到這些傳說，并作為信史寫進了《史記》，我甚至愿意把司馬遷視為一位善于開展田野調查的學者。”賀紹俊說。

　　因此，賀紹俊認為在資訊如此發達的今天，作家不應該還以司馬遷為借口，為自己在紀實文學寫作中的投機取巧辯護。

　　那么，紀實文學對虛構零容忍是否就導致作品面目可憎？賀紹俊說，《瞻對》開篇寫了1744年發生在川藏大道上的一樁搶劫案。阿來沒有概念化地寫乾隆如何龍顏大怒，也沒有寫土司如何負隅頑抗，而且依憑皇帝的圣旨和官員奏折之間的往來，把這場戰爭講解得頭頭是道。“這也說明紀實文學的文學性是多方面的，但就是與虛構無關。”賀紹俊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