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文壇，各種現象層出不窮，各種動向紛至沓來，各種現象與動向都指向一個關鍵詞，那就是“新變”。這一年，作家們的各類創作都在嘗試變招，理論批評也在直面新的文學現實中相應變調，網絡文學更是在各種合力的推導下深層變異。這一切，使得整體的文壇，在2013年不可避免地顯現出諸多新的變動，呈現出繁復多樣的新的變局。

　　即以最具分量也最有影響的長篇小說來看，在2013年間，不少文學大家與小說名家都有新作推出，而且都有一定程度的變招。這種小說寫法上的適度更新，主要表現為觀察生活的視點下沉，作品內蘊極具現實性；敘事文筆質樸無華，表現形式上更具故事性。

　　名家作品直面現實

　　賈平凹的《帶燈》，由一個名叫帶燈的年輕鄉鎮女干部如牛重負的“維穩”經歷，寫出了當下底層社會不斷涌動和深刻隱伏著的各種利益糾葛與人際矛盾，及其與此不相適應的管理體制與疏導措施。作品不僅在這些錯綜事象的細切鋪陳中，顯示出強烈的現實性意義，而且在帶燈這個弱女子以微弱之光照亮弱勢群體的作為上，歌吟了深蘊于底層普通干部身上的良善而美好的人性。較之賈平凹以前的《秦腔》、《古爐》，《帶燈》不僅在直面現實上入木三分，而且在細節描寫上也如數家珍。作品有如一壺上好的陳年西鳳酒，既清醇引人，又后勁十足。

　　饒有意味的，是余華和馬原這兩位先鋒小說家，分別以《第七天》和《糾纏》的新作，作了幾乎是搖身一變的新的亮相。《第七天》以死人還魂再去赴死的魔幻故事，打通了虛幻與現實的界限，實現了生活與戲劇的對接，作品以荒誕的藝術形式實現了真實的現實批判，存在的渴望與苦命的絕望始終相隨相伴，讓人感到無比的痛心與徹骨的虐心。為了拉近與現實的距離，余華在作品中引用了大量的發生于近些年的社會新聞與網絡資訊，這種魔幻與現實的有意對接，使得作品在評價上毀譽參半，卻也在市場上熱銷不減。馬原繼《牛鬼蛇神》之后新寫的《糾纏》，一改過去的先鋒姿態與形式追求，以近乎于案件調查、新聞紀實的方式，敘寫了一樁遺產遺囑案件引發的家族奪產大戰，由最日常化的生活事象，來拷問貪婪的人性痼疾，呼喚被泯失的親情、被污損的真情。作品的奇妙之處，就在于由細針密縷的家長里短的抖露中，自然而然地揭示出當下社會親情與人情的溘然變異。余華和馬原的這兩部作品，都以借助社會新聞性以增強作品現實性的有意嘗試，顯示出先鋒小說家不主故常的新異視覺與力圖變法的可貴努力。

　　韓少功的《日夜書》和蘇童的《黃雀記》，都是以近二三十年的時間跨度，把過往的歷史與當下的現實鏈接了起來。《日夜書》在不同類型的知青人物的命運轉折里，既寫出了個體的知青在集體的生活里的磨損與銷蝕，又寫出了人的“個性”在不同時期的閃現與回響。知青生活日益成為過去的歷史，而他們的“個性”卻在人們的記憶中依然不屈地活著。而無論是政治化的過去，抑或是商業化的現在，知青一代似乎一直偏離于社會生活的主流，總是難以真正融入進去。如果說這是悲劇的話，那么，這悲劇顯然不只屬于知青個人。蘇童的《黃雀記》，把藝術的鏡頭對準他所熟悉的香椿樹街，由一樁錯判的青少年強奸案引發的人生糾結與命運轉折，在保潤、柳生和“仙女”的成長與碰撞中，探悉了善與惡、罪與罰、沉淪與救贖、絕望與希望的人生況味。作者一方面細寫三位主人公乖蹇命運造成的緊張、焦慮與痛苦的精神狀態，一方面又抒寫香椿街上悠然、濕潤、幽暗的市井萬象與人生百態，冷與暖、動與靜、明與暗，既反襯著，又并置著，構成了作品含而不露的內在底蘊。

　　在2013年間，金宇澄的《繁花》，可謂不經意中沖出來的一匹“黑馬”。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繁花》是近年來地域文化與時代風情特色最為濃烈的長篇，也是描寫當代上海市井生活為數不多的長篇杰構。作品由滬生等人的左鄰右舍，狐朋狗友，寫出了上海里弄的七行八作，聲色犬馬，在多聲部的視角和話本體的敘事里，小日子、小情趣、小糾葛、小口水，乃至小玩弄、小情色，匯成了豐繁而鮮活的生活萬象與人性百態，引動人伸紙疾讀，咀嚼回味。金宇澄由處女作《繁花》營造的文學上海的繁華世界，有許多奧秘需要索解，但他在長篇寫作中的有備而來和精益求精，卻是他首戰即大獲成功的顯見的訣竅。

　　出現于2013年的王蒙的《這邊風景》，也是一部十分獨特的小說文本。其獨特，既在于它是失而復得的一部舊作，又在于它的不加修飾的原樣推出。因而，這部寫作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農村勞動期間的長篇小說，既真實呈現了作者“文革”期間堅持寫作卻又不免“跟風”的實情，又忠實地還原了“社教”在新疆民族地區深入進行的歷史圖景。這樣兩種真實，使得這部作品具有多重的意義，它既使王蒙的創作軌跡因彌補了“文革”的缺環更加完整，也使蕭瑟、稀薄的“文革”文學因此增添了一個頗為厚重的寫作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