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生前在閱讀《光明日報》 CFP

　　今日的亦曲園，日頭正好。以前在這個時候，百歲老人姚奠中會坐在這里曬曬太陽，與弟子聊聊國學。2013年12月27日凌晨，他安然逝世。（報道見本報2013年12月28日4版）如今，亦曲園還和往常一樣，眾多學子聚焦在這里，追憶著，懷念著。

　　憂國運，護源引流寄意深 

　　1913年，姚奠中出生在山西稷山縣南陽村的一戶書香門第。讀小學時，他在伯父的指導下，不僅完成《四書》的學習，還將《左傳句解》和部分《詩經》背得滾瓜爛熟。

　　進入山西運城的菁華中學后，姚奠中養成了“常懷天下事，博覽古今書”的好習慣，并且詩、書、畫、篆刻樣樣精通。畢業時，老師贈給他一句詩：前程各自努力，有為兼需有守。詩的后半句便成為姚奠中日后的座右銘。

　　1935年底，姚奠中離開家鄉來到江蘇蘇州，進入國學大師章太炎開辦的章氏國學講習會。凡章太炎提到的書籍，他都會買來認真研讀；遇到問題，他都主動到章太炎的書房請教。他后來提出“以正己為本，以從義為懷，以博學為知，以勇決為行，以用世為歸。不苛于人，不阿于黨，不囿于陋，不餒于勢，不淫于華”的“教十條”，就帶有鮮明的章氏風格。

　　章太炎辭世后，其夫人湯國梨在章氏國學講習會開辦預備班，年僅24歲的姚奠中被聘為講師，講授中國文學史。他結合教學，增改講義，寫成《中國文學史》。

　　在抗日的烽火中，章氏國學講習會被迫停辦。當其時，大學以講授西方學術為主，中國傳統學問成了陪襯。姚奠中對此感到心急如焚，他大聲疾呼：學習要以“中”字打頭。他創立了“菿漢國學講習班”。“菿漢”是章太炎頗為偏愛的筆名，“菿漢”者，大漢也，有“大漢之天聲”之意。

　　撥亂云，評古論今保主脈 

　　1951年，姚奠中回到家鄉，在山西大學執教。“文化不是傳承的，而是承傳——你承了才可能往下傳！”姚奠中如是說。新中國的誕生，使他看到了民族振興的希望，他把全部心血傾注在承傳國學上。當時師資匱乏，姚奠中最忙時要同時教授10余門課程，可他從不言困難。在他看來，踵武前賢的方式雖多，守望文化主脈無疑是分量最重的。

　　1955年，姚奠中被戴上“反革命特務分子”的帽子，不久又被打成右派。在此期間，姚奠中始終沒有停止求索，在逆境中編寫出百萬字的教材，梳理華夏文脈。有人對莊子進行貶抑，斥責為“可恥的寄生階級的沒落思想”。1956年，姚奠中發表了《淺談作為文學家的莊子》，鮮明地提出，莊子的思想是“同情苦難的人民的”。

　　當其時，研究先秦諸子的學者，多以西方哲學為框架，套用于中國學術，往往失掉諸子的真諦，并形成一種流弊。姚奠中寫下《論治諸子》一文，對此予以分析批判，提出了研究諸子應有的基本態度與方法。

　　翻閱姚奠中被打壓時期的60多萬字的日記，里面蘊涵著“搶救文化”“薪火相傳”的急迫之情。面對”口誅筆伐”的狂潮，姚奠中從不違心地去做事。在“批林批孔”中，他對親近的弟子說：“中國古代文化是靠孔子傳下來的，歷史事實沒法去掉。不能歪曲歷史，不要說假話。”

　　興國學，育苗潤花播甘霖 

　　1978年，已年過六旬的姚奠中恢復了名譽。他帶領專家、學者團隊，夜以繼日地工作，很快編寫出了一套6冊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并被20余所高校作為古代文學課教材。教學中，他無門戶之見，尊重學子的喜好與選擇，鼓勵他們獨辟蹊徑。姚奠中常對學子說，要做“通才”，拆除掉文、史、哲、藝的隔離墻，先通后專，由博返約。

　　姚奠中的《南國零稿》《忘言齋詩詞》等詩集，無不展現中華文化的“君子之風”。書法被姚奠中當作“學問之馀事”，但就是這件“馀事”，他也有明確的主張：字能移人性情，要避免“俗、弱、媚、軟”。

　　“高深的學問，錯上一個問題，只會影響圈里的幾個人，而普及性讀物面對的是社會大眾，一點小錯誤就會誤一大片人。”姚奠中時常這樣說。他認為，普及國學有利于社會進步，但普及比研究更有必要投入更多的力量。他文集里的內容，最多的是社會大眾所關切的，所能接受的。

　　姚奠中生活儉樸，數年不換一件新衣，但他把價值數百萬元的書畫，以及房產、圖書等，都捐獻出來，用于國學的普及。2010年，“姚奠中國學教育基金會”成立，姚奠中率先捐出100萬元。在他的指點下，基金會的收益全部用于扶持山西大學國學大講堂和《國學之聲》項目。

　　步入百歲以后，姚奠中曾向山西省忻州市領導提出幫“古人的忙”，在他的提議下，紀念一代文宗元好問的忻州遺山祠得以復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