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書畫家，高興莫過于作品為世人喜愛、求購乃至珍藏，但有的人卻過于迎合市場、貪圖名利，將自己的作品千方百計地贈送到知名公共場館、社會政要、名人或巨賈手中，而后借助名館、名流“被收藏”來大肆炒作自己。此舉常常是某些“著名書畫家”所為，為業(yè)界和社會有識之士所詬病。

　　自古以來，中國書畫大家多追求德藝雙馨的境界。他們常常不以書畫家自許，書畫不過是其怡悅情志、修身養(yǎng)氣的藝術(shù)方式，是其精神生活的一項內(nèi)容或禮尚往來的一種習慣。他們惜墨如金，不屑媚俗，恥于主動送上自己的作品來求得相關(guān)的名與利。

　　從收藏的角度而言，非親非故之間，若要慕名求得大家真跡，那是要想些法子并有所表示的。于是《隋書》中有了支付稿費的最早說法“潤筆”，后來潤筆費有了約定俗成的報酬標準叫做“潤格”。清人鄭板橋就曾公開宣布自定的書畫尺幅價格，為后人所模仿。常言道，“便宜無好貨”，何況是送上門來的作品？雖然有些未出名的書畫家潤格不高、藝術(shù)水準不低，但在特殊的功利目的促生的“被收藏”現(xiàn)象中，那些送上門來的作品，即便是作者的“力作”，也不會是意境、技藝高超的妙品——心在名利，作品又能如何？因此，古來大家或名流諸君，往往假托不諳書畫之道，對那些不請自來的書畫家避而遠之，以免落得個“被收藏”對象，而污損了自己的名節(jié)。

　　遺憾的是，“被收藏”如今已然成為當今書畫炒作營銷的主要手段之一——那些自以為“著名”而又不被社會認可的書畫作者和他們的包裝者，絞盡腦汁找到聯(lián)系知名公共場館、社會名流的道兒，或者穿梭在各大展覽的開幕式現(xiàn)場，尋找一切機會將精心炮制的所謂精品力作“敬呈方家賜教”。這一過程少不了合影留念乃至錄像，也少不了一些鼓勵甚至褒獎的話。主動的贈予者，表面恭敬，心中竊喜；被動的接受者，作為社會名流“撥冗”接見書家的時刻，也總得作喜形于色之狀，附庸風雅，講點好話，否則怕人傳出某公“沒有品位”或是“不近人情”之說。不負責任的點評，經(jīng)常是迎合世俗而又無可奈何的需要，卻讓“力作”被收藏之后的社會效應和市場效應達到了令人滿意的效果。

　　這些“被收藏”的作品真實水準如何，在這種“喜慶”的時刻，恐怕是沒有人實話實說的。現(xiàn)實的情況是，有些書家，即便將常年練習的“神”、“龍”、“福”、“壽”等字全都寫上，再加上有如魯迅先生筆下人物孔乙己“茴”字般的多種寫法，這“力作”也依舊蒼白無力。然而，即便是懂得書畫藝術(shù)的行家里手，在書畫作品“被收藏”的現(xiàn)場給予了嚴謹客觀的評價乃至批判，也不影響這次見面市場價值的深度挖掘——書畫作品“被收藏”后，炒作此公的系列動作也就出籠了。一般而言，某“學術(shù)單位”會先將此公作品編湊成冊，加之手拿作品與公共場館負責人、社會名流的合影，精美裝幀出版，再舉辦此公的專家研討會，安排圈內(nèi)人士給予廉價的高度評價，諸如“幼受庭訓”、“涉獵諸家、多體兼擅”，又如“作品多次獲得大獎，被多家博物館收藏，入列世界華人藝術(shù)名人大典”等。最后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是媒體曝光，各色媒體紛紛推介，此時常常也要加上“被某公共場館收藏”的信息或作者與社會名流的合影，更少不了名流和業(yè)界口吐蓮花的稱贊——作品毫無生氣的“平庸”被說成“古拙”，突破法度的“丑書”被說成“創(chuàng)新”，如此等等。這陣勢讓人目眩耳鳴，置我等普通藝術(shù)愛好者于云遮霧繞之中，若是心里還是沒有長出幾分佩服，便會懷疑自己是否有些狂妄或無知。

　　此類“被收藏”的市場炒作，利用的是崇尚名流的羊群效應。“被收藏”的謎底并不復雜，技巧也并不高明，卻助長了書畫界炒作的不良風氣，傷害了藝術(shù)市場的參與者。若將此類現(xiàn)象的危害全部歸因于書畫家本身，似乎有失偏頗。始作俑者，往往還有囤積炒作的收藏者、來者不拒的知名公共場所、不負責任的拍賣公司等。他們和書畫家一樣，都是書畫市場鏈上的利益共同體。大伙只顧在“雞犬升天”的過程中撈足油水，哪管是否真有“一人得道”，此公創(chuàng)作的東西是否值得收藏。

　　還有一些“被收藏”漂洋過海，欺世盜名，貽笑異域——人脈廣泛的利益相關(guān)者托關(guān)系將作品硬塞給了國外的博物館、聯(lián)合國官員、外國名人政要。此等消息在國內(nèi)媒體廣為傳播，卻難以得到“收藏方”的證實，也難見到作品被展示。國外博物館長期陳列的，還是人們公認的經(jīng)典，包括從我們老祖宗手上搶去的東西。云泥有別，大浪淘沙。我深信，書畫藝術(shù)和市場自有其基本規(guī)律，“被收藏”的作品即便可以欺人一時，也騙不了一世，更騙不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