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出現了喜人的態勢，年產達到700多部、銀幕數達到15000塊，上半年電影票房已突破110億元，《人再囧途之泰囧》等單片票房超過12億元。以《周恩來的四個晝夜》等為代表的一批主旋律電影主動貼近市場、走類型化的道路，獲得了票房效益和觀眾的認同；而以青年主創為中堅力量制作的中小成本影片不但獲得了青少年觀眾的追捧，也為中國電影贏得了民族尊嚴，《中國合伙人》《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北京遇見西雅圖》等，以絕對的市場優勢壓倒了好萊塢大片，成為世界電影人、媒體人和國內外觀眾關注的焦點和研究的對象；與此同時，被稱為“三大件”的民族、兒童、農村題材電影也為中國電影市場的多樣化發展作出了特有的貢獻，一批精品佳作以獨特的視角表現了當下變革中各民族的生活、兒童的成長話題和新農村建設中的思索。在剛剛結束的中國電影華表獎評選中，參與評獎的專家們紛紛表示：中國電影進入了快速發展期，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而這，不僅僅是票房的勝利……

　　主旋律電影類型化表達獲得市場認同 

　　在政府獎入圍的70余部影片中，主旋律題材表現突出。“《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中國合伙人》《忠誠與背叛》《生死羅布泊》《警察日記》等一批既叫座又叫好的影片為國產電影樹立了新的榜樣。”人民日報海外版原總編輯丁振海如是說。他指出：主旋律電影不再概念化，而是主動追求類型化表達，從生活細節著手、從老百姓的視角著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以平實的手法，描寫了周總理在基層走訪時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質樸、親切、自然、流暢，讓人感動。對此，中國文聯原副主席仲呈祥也有同感，他說，這部作品讓身居殿堂的領袖心憂基層百姓，又讓處于貧苦生活中的基層百姓用自己的方式為黨、為國家分憂，這種和諧的黨群關系，正好對應了當下現實，所以備受好評。除此之外，像《忠誠與背叛》，寫的是共產黨成立之初建立監督機關的故事，也對應著當下反腐倡廉的社會風氣，讓觀眾感覺既熟悉又新鮮。

　　“主旋律電影好看了，以英模為原型創作的電影，特別注重敘事方法和表達方式，所以取得了重大突破。”北京電影學院教授楊遠嬰分析說。她說，電影《錢學森》沒有急于表現錢學森制造“兩彈一星”的光輝事跡，而是用了大量筆墨描寫錢學森在美國的遭遇，這更加讓他的歸國、和美國霸權抗爭的行為具有人物性格發展的合理性。又如《生死羅布泊》把枯燥的科學考察題材做得生動、富有人性美，其中加入了搖滾、重金屬音樂，加入了民族音樂，充滿了傳奇色彩。

　　“主旋律電影敘事能力明顯提高了。”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李舫認為，在《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毛澤東與齊白石》等諸多主旋律影片中，能夠看到角色性格、人物定位都更加豐滿，充滿風韻與風神，領袖、英模、名流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充滿著平常人的血肉與真情，他們有宏大的精神世界，也有細致、樸素的喜怒哀樂，所以他們能夠走近觀眾并感動觀眾。

　　青年主創成為市場生力軍開創票房奇跡 

　　在本屆政府獎候選影片中，有很多創造票房奇跡的影片出自青年導演之手。單片票房超過12億元的《人再囧途之泰囧》，票房超過5億元的《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國合伙人》《北京遇見西雅圖》等都是青年導演的作品，他們以真誠的態度為觀眾打造著青春夢想。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侯克明說，這些出自年輕導演，甚至是首執導筒的年輕導演的作品，在市場上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這樣的影響力將觀眾從武打、古裝甚至是好萊塢的套路中召喚到了青春、勵志、愛情、友情的現實主義關懷中，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電影具有特殊的意義。

　　楊遠嬰分析說，這批新人新作因為關注當下現實、關注深刻的社會矛盾而格外“接地氣”，也因為具有創新精神和時尚氣息而受到青年觀眾的追捧。比如受到爭議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其實是一部很嚴謹的公路片，編導寫了精英和草根的對接，很極致，但是很有人情味兒。再比如《小時代》可以說是中國版的《穿普拉達的女王》，是“90后”們的青春夢想，表現的是友情、愛情，主題積極向上。

　　“《失戀33天》《中國合伙人》等因為制作團隊年輕化、表達風格時尚化、主題鮮明、緊跟時代、貼近受眾，不僅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績，也贏得了良好的口碑，這些影片擴大了現實主義的影像表達，準確表達了改革開放30多年我們秉持的文化立場、文化操守、文化追求。”李舫分析說。

　　中國電影資料館副館長饒曙光說，在候選影片中我們看到了馮小剛的《一九四二》、陳凱歌的《搜索》、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這三位大導演的功力是在意料之中的。而意料之外的是青年導演們的銳力。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就開始研究如何破解古裝片、武俠片一統天下的格局。而《中國合伙人》《北京遇見西雅圖》《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等影片破解了理論批評層面一直想破解的難題，為中國電影類型化、多樣化作出了貢獻。

　　民族、農村、兒童題材影片類型豐富、個性鮮明 

　　一直處于被政府扶持狀態的民族、農村、兒童題材電影近兩年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質量上都在突飛猛進。令丁振海難忘的民族電影有《西藏天空》和《唐卡》，這兩部電影不但原汁原味地表現了民族風情，還體現出了文化品位和民族精神。而以《百鳥朝鳳》《胡巧英告狀》為代表的農村電影，也讓他不能釋懷，這些電影表現了改革開放進程中農村遇到的新問題，面臨的新矛盾，充滿著現實主義精神。在他看來，被稱為“小兒科”的兒童電影卻表現出了大情懷。《全城高考》以高考為背景，寫的是孩子的成長、家庭的和諧，同樣以高考為背景的《青春派》則不回避青春的困惑、成長的煩惱，構思精巧，洋溢著青春的活力。

　　對兒童電影頗有研究的侯克明欣喜地說，100多部兒童電影，47部動漫電影不僅是數字的概念，也說明了很多制作人對孩子的關心和愛心。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兒童電影呈現出了類型豐富、個性鮮明的特點，有《我的影子在奔跑》這樣的藝術電影，也有《有人贊美智慧，有人則不》這樣的新農村電影，從城市到農村、從普通孩子到問題兒童，視角廣泛，很多作品都具有深刻的內涵，顯示著主創的智慧。

　　饒曙光認為，民族題材電影已經從“過去”“落后”“深山”等固有模式中走了出來，體現了民族題材電影新的創作變化和發展維度。而兒童電影也自覺地尊重孩子的審美情趣，避免了苦難敘事和悲情訴求，像《指尖太陽》等兒童影片都非常富有兒童情趣。農村題材電影也在積極探索新的表達方式，《百鳥朝鳳》《索道醫生》《吳仁寶》等在敘事上、在人物刻畫上下足了功夫。

　　仲呈祥分析說，電影創作要解決好生活和藝術的關系、市場引領和適應的關系，或許一些優秀影片還沒有那么多的票房，甚至沒能進入院線，但觀眾在于培養，審美取向需要引領。而堅持傳播主流價值、有美學追求的電影才能獲得長久的生命力，這也應是政府獎該大力提倡的創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