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燭光里的媽媽》最近引來了版權糾紛。起因看上去簡單，歌手羽泉在湖南衛視《我是歌手》的演出中，對詞曲作了改動，卻未征得原作者同意。這首歌的詞作者李春利已向湖南衛視、羽泉等發去律師函，指出其侵權行為，要求公開道歉并支付著作權使用費20萬元，否則就訴諸法律；曲作者谷建芬也正就此事與湖南衛視溝通。

　　音樂界的這類侵權官司，早已司空見慣。看來官司再多，也沒讓電視臺和歌手長點記性。從新聞報道中可看出，詞曲作者不是不允許修改，而是要求改編前，需征得作者同意。對此，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也有規定，只要涉及歌曲改動，均需聯系作者本人。

　　有些人看到此類新聞，往往認為小題大做，甚至猜測是一種炒作。這才是著作權維權中遭遇的最大尷尬。很多人并不認為翻唱、改編詞曲是一種侵權，也不認為它對原作者的名譽會造成什么實質性損害，甚至認為一些利益方之所以打維權官司，是為了提升公眾對自己的關注度，為了博出名。如詞作者李春利所說，看到她要維權，有人說她想“靠炒作出名”，有人嘲諷她想“弄點兒錢花”，還有人勸谷建芬，要她“學學雷鋒”，別如此計較。應當說，社會對著作權的漠視，是屢屢出現侵權的主因。如果多數公眾都認識到侵權是嚴重的道德和法律問題，此類事件就會少得多。

　　很多年前，就有人說過“唱片已死”。其實，大陸唱片業的衰落，與音樂人原創力的每況愈下有關，原創力越來越弱的原因之一，就是音樂人的著作權得不到保護。到2009年，我國CD唱片年銷量相當于2003年的10%，只剩下1.3億元。雖然唱片業在衰落，但與音樂相關的產業卻在急速擴張。在網絡、手機、電視、商場中，音樂變得就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據報道，2011年中國各種形態的數字音樂的總產值超過了300億元，但讓音樂人絕望的是，這個快速發展的市場，卻與他們關系不大。在這個巨大的蛋糕中，唱片公司和詞曲作者能分得的收益還不到3%，在各國音樂人中所占比例最低。有專家調查，在美、日、韓等國，音樂內容方至少拿到總收益的70%，但在中國大多數收益都讓渠道商以各種方式據為己有了。在這其中，詞曲作者又是收益被剝奪得最厲害的重災區。

　　中國唱片業衰落，只靠唱片公司，已無法扭轉頹勢。過去唱片公司的主要投資，是對音樂的投資，如發現、創作歌曲，培養、包裝和推廣藝人等。然而，目前這種行業鏈被完全破壞了，電視臺、電信企業、網站都有了造星能力，在這種音樂話語權被分散的情況下，唱片公司過去的商業模式，顯然已經死亡。音樂市場從行業鏈變成了“多通道”盈利模式。唱片公司或音樂人，只能到不同的通道去收錢，但這與直接賣碟變現不同，都依賴于嚴格的版權保護環境。一旦版權保護意識薄弱，這些收益就成了“空中樓閣”，能看到，卻拿不到手里。

　　這種狀況最終影響的是音樂人的原創力，當音樂人生存都變得困難時，專注投入音樂創作的人也會越來越少，原創力只會越來越弱，中國音樂界目前已經陷入這樣的惡性循環。這需要所有與音樂有關的經營企業、電視臺和音樂人改變理念，如果不主動保障音樂人的著作權，最終損害的是與音樂相關的這些企業的整體利益。

　　美國的音樂產業一直在穩健成長中，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數字音樂等其他銷售模式的增長，彌補了唱片需求的下降。去年美國數字音樂的銷售比重，已占到了整個音樂銷售的近56%，蘋果已成為美國最大的音樂零售商。蘋果的成功模式，之所以很難在中國復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對版權的法律保護的欠缺。如何在法律上建立一個嚴密的版權保護體系，如何保護音樂的原創力，也意味著音樂能否有一個光明的未來。當人們從手機和網絡上，尋找新音樂變得越來越容易，但卻發現這些音樂與中國無關時，已經太晚了。

　　都說我們來到了一個知識經濟的年代。當信息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能推動知識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還是文化和藝術內容的創新。再好的傳播平臺、再便捷的信息技術，如果沒有內容的創新，就不可能帶來巨量增長的使用和消費。從政府到市場都應認識到，知識經濟的核心競爭力，還是在文化和藝術原創力上。而文化和藝術創新之本，又是對相關人才和權益的保護。這一切，都需要從保護文化和藝術人的著作權做起，只有培養起一個人人尊重著作權的社會環境，文化的原創力才能得到保護。

　　改變音樂版權的這種狀態，已變得越來越迫切。因為保護的不只是音樂人的原創力，也是子孫后代的音樂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