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發展下去，人就有可能成為馬爾庫塞所說的單面人，成為沒有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單純的技術性的動物和功利性的動物。從物質的、技術的、功利的統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時代的要求、時代的呼聲。而這時代的要求，恰恰引導我們回到中華文化，引導我們在高科技、全球化的時代條件下，努力推動中華文化的復興。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經濟的復興，同時也是中華文化的復興。經濟的復興是基礎，文化的復興是靈魂。沒有文化的復興，也就沒有了靈魂。中華文化的復興，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要求。

　　當今世界的一個嚴重問題是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失去了平衡。在世界的各個地區，似乎都有一個共同的傾向：重物質，輕精神；重經濟，輕文化。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經濟的現代化，人們的物質生活比較富裕，但是人們的精神生活卻越來越空虛。與此相聯系的社會問題，如吸毒、犯罪、艾滋病、環境污染等問題日益嚴重。發展中國家把現代化作為自己的目標，正在致力于科技振興和經濟振興，人們重視技術、經濟、貿易、利潤、金錢，而不重視文化、道德、審美，不重視人的精神生活。我們中國也不例外。在社會生活的某些領域，價值評價顛倒，價值觀念混亂，在“文革”十年中一度泛濫的反文化的思潮依然經常冒頭。社會生活中一再出現的食品、藥品的安全問題，汽車軋死人逃逸而去的現象，在建大樓、大橋倒塌的現象，等等，都提醒我們，當年魯迅提出的改造和提升國民性的問題，依然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問題。

　　200年前，哲學大師黑格爾在海德堡大學開始他的哲學史的講演時，曾對他那個時代輕視精神生活的社會風氣感慨萬分。他說，“現實上很高的利益和為了這些利益而作的斗爭”，“使得人們沒有自由的心情去理會那較高的內心生活和較純潔的精神活動，以致許多較優秀的人才都為這種環境所束縛，并且部分地被犧牲在里面”。黑格爾所描繪的19世紀初期的這種社會風氣，在人類進入21世紀的時候，不僅重新出現，而且顯得更為嚴重。無論是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一種危機和隱患：物質的、技術的、功利的追求在社會生活中占據了壓倒一切的統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動和精神的追求則被忽視，被冷淡，被擠壓，被驅趕。這樣發展下去，人就有可能成為馬爾庫塞所說的單面人，成為沒有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單純的技術性的動物和功利性的動物。因此，從物質的、技術的、功利的統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時代的要求、時代的呼聲。我們應該回應這個時代的要求，更多地關注心靈世界、精神世界的問題。而這時代的要求，恰恰引導我們回到中華文化，引導我們在高科技、全球化的時代條件下，努力推動中華文化的復興。

　　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非常重視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求，非常重視人自身的教化和塑造，也就是要使人不斷從動物的狀態中提升出來。在儒家學者看來，人和動物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有高級的需求——精神的需求，包括道德的需求，奉獻的需求，審美的需求，等等。這種精神需求不同于物質功利的需求，它是對于物質功利需求的超越，是對于個體生命的感性存在的超越。有人把中華文化的這種特點概括為重視人文精神、重視人文教養的傳統。這種人文教養的目標，就是要塑造一種高尚的人格，就是要追求一種理想的人生境界。

　　馮友蘭先生認為，人生境界的學說是中國傳統哲學中最有價值的內容。馮先生說，從表面上看，世界上的人是共有一個世界，但是實際上，每個人的世界并不相同，因為宇宙人生對每個人的意義和價值并不相同。宇宙人生對于每個人的這種不同的意義和價值，就構成每個人的人生境界。世界上沒有兩個人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動物沒有自己的境界。中華文化強調人文教養，就在于引導人們追求一種理想的人生境界。

　　為了推動中華文化的復興，我們要在全社會特別要在青少年中提倡學習和繼承中華文化的智慧，提倡尊重經典、學習經典，要引導青少年和廣大群眾不斷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追求一種更有意義、更有價值、更有情趣的人生。同時，我們要把中華文化的精神，把中華文化的尊重自然、熱愛生命、祈求和平、盼望富足、優雅大度、開放包容、生生不息、美善相樂的精神，融入當代的生活，使我們的老百姓過一種既享受高科技的成果，又有高遠境界和優雅品位的生活。

　　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全世界都在對中國議論紛紛。這種種的議論歸結起來最核心的一點，是幾乎所有的人都看到，中國的崛起將會以極其深遠的方式改變整個世界的面貌。

　　我贊同國外有的學者的看法，就是那種認為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的觀點，已經有些過時了。在歷史上，中國人的智慧和美感對世界發生過極深刻的影響，中華文化對人類文明有重大的貢獻。我相信，21世紀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更深刻的、更深遠的，將是中國文化的影響，特別是科技層面和精神層面的影響。我們都知道，當年的大唐帝國對于世界有多么大的影響。學者們稱之為“大唐盛世”、“盛唐氣象”。我相信，“大唐盛世”、“盛唐氣象”在21世紀將會重新出現，當然那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在高科技、信息化、全球化的時代條件下的復歸，是在更高階段的復歸。我們也許可以把“盛唐氣象”在21世紀的再現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標志。

　　（作者為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