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來源：北京電影學院宣傳部及文學系

　　汪流，浙江紹興人，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杰出的教育家和劇作家。1948年就讀于上海滬江大學中文系；1954年畢業于中央電影局電影學校編劇班；1954年至今，執教于北京電影學院，對電影文學教育傾注了畢生心血。2012年12月1日13點20分，他因急性肺部感染搶救無效，永遠離開了我們，享年83歲。他的學生張民根據記憶和訪談整理成文，為我們展現了汪老生前的點滴事跡，以此來追憶這位老電影人的藝術人生。

　　 我的第一堂電影課 

　　2012年12月5日送別汪流老師的途中，看著車窗外晴朗的天空和蕭瑟的樹木，我想起1993年冬天他給我們上課的情景，忍不住淚盈眼眶。那是研究生部舉辦的進修班，一間能容納六十人的大教室坐得滿滿的，大家都裹著厚厚的棉衣，求知的目光里充滿了期待，這時走進來一位穿西裝打領帶、戴黑框眼鏡、顯得有些瘦削的老教師，用一口濃重的上海普通話，開講《電影劇作》。他就是汪流老師。我們被他由淺入深的講授、抑揚頓挫的語調、漂亮工整的板書和翩翩風度所吸引。我還清楚記得汪老給我們帶來的課堂片例：講到《廣島之戀》時他特地對比影片和劇本，指出電影劇本的文字描寫需要具備視聽傳達和暗示功能；放《貓頭鷹橋事件》時，他反復拉片子讓我們數鏡頭；他講《魂斷藍橋》還插入了一個笑話，講七八班的謝園在某次晚會上模仿他用上海口音講課——“今天，我要給大家分析一部電影，‘混蛋藍橋’”，大家頓時就笑翻了。汪老講授的劇作理論為我打開了一片新天地，讓我對電影有了新的認識。這是我的第一堂電影課。

　　1996年我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劇作專業的研究生，師從王迪。每個學期開學、結束及節日，王老師都會請我們三個研究生吃飯，有好幾次都邀請到汪流老師，想讓我們從飯桌上多聆聽前輩的教誨，感受老一代的風范。因此，我和汪老越發熟悉起來。當我畢業從教之后，與汪流老師打交道就更多了，尤其是2010年校慶六十周年，為了制作文學系教育史紀錄片《我記得》，我特地到他家進行了一次深入訪談。也正是這次訪談，我細致地了解到汪老近六十年教學生涯的點點滴滴。

　　 “五一班”的學習生活 

　　作為后輩，我們總是對前輩的求學生涯充滿好奇。汪流老師愛講往事，又總是講得特別生動。他上小學的時候看《桃李劫》，從此對電影產生了濃厚興趣，后來還一直保留著上世紀40年代的電影說明書和票根。他1948年就讀于上海滬江大學中文系，后因時局的變化他肄業了。1951年，22歲的汪流看到《光明日報》發了一條文化部電影局電影學校招生的消息，高興得去報考。當時的報考要求很高，要大學畢業或者至少大學肄業，還必須發表過劇本或小說。恰好他都符合，此前他曾把趙樹理的小說《福貴》改編成舞臺劇在蘇南上演，引起過一些轟動。經過激烈競爭，最終他成為被錄取的十六名學生之一，但等待他的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樣。

　　“我們興高采烈，坐了36個小時火車，等到了北京，說老實話，大失所望。”汪老后來跟我說，那個時候也沒有什么大巴，就來了個敞篷卡車，從火車站把我們拉走，越拉越遠，拉到西四牌樓的一條胡同，就是石老娘胡同。我們原來以為學校規模很大，哪知道是一個四合院！四合院過去是王爺、軍閥住過的地方，這怎么能夠辦學呢？校長叫白大方，長得胖胖的，愛唱蘇聯歌曲，那個時候窮，校長連個小臥車都沒有，就有一個帶兜的摩托車。開摩托車的司機姓張，胖校長就坐在兜里。胖校長開學第一天就跟我們說，你們不是來上學的，你們是來參加革命的。一家伙就嚇跑了好幾個學生。”

　　50年代是供給制，學校每年給學生發一套棉制服、兩套單制服、兩件白襯衫，一個月發五塊錢津貼。“我們每個月就盼啊，一拿到錢馬上去西四一家叫‘華賓園’的澡堂子洗澡，然后吃頓火鍋。再用剩余的錢買點日用品，一天就把錢花光了。花光怎么辦？就豎著耳朵聽胡同里打小鼓收破爛的，我們從家里來都帶了兩床被，拿一床來換錢。”“五一班”唯一能講課的老師就倆人，一位是班主任耿西，在部隊里編過報紙，負責講《情節結構》；還有許之喬，參加過演劇隊，在上海戲劇學院教過書，講《沖突》。于是學校外請了許多專家來講課，俞平伯講《紅樓夢》，孫家秀講《莎士比亞》，聶紺弩講《水滸》，艾青講詩歌，丁玲講小說，當時藝委會主任蔡楚生和技委會主任史東山講《電影特性》。汪流等“五一班”學生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批正規培養出來的人才。

　　 50年代的教書生活 

　　汪老向我們講述50年代的教書生活總是十分激動，“那時不像現在有那么多教材可以做參考，教學那個苦啊！苦到什么程度？我給你說個笑話。我當時剛留校，院長就讓我開一門《語法修辭》。我一聽嚇得都快暈了，我學的是電影編劇，哪會《語法修辭》啊！院長一擺手，‘工作需要，你就別客氣了。’學生都是從各個崗位上調來學習的，比我年歲大，而且馬上就開課。我實在沒有辦法，我的同學張天民幫我想了個辦法，他高中老師向錦江正好在北京市教育學院當老師，講《語法修辭》。‘你去聽他的課，回來就可以給你的學生講！’于是我開始了聽課和講課的循環。有一次，向錦江病了，停課，這下子要命了，我講什么？于是我也‘病’了。”汪流的這段往事儼然成了傳奇。

　　1954年電影學校成立文學教研組，由許之喬任組長，手下只有兩個“兵”，其中一個就是汪流。后來學校為了加強文學教研組，把攝影系的沈嵩生調過來了。“許之喬先生和我們之間有點像舊時師徒的關系。他要是有什么生活上的事情需要我們幫忙，我們跑得歡著呢！他人非常好，三天兩頭地請我們幾個老師‘打牙祭’。”說起那時候“蹭飯”的經歷，汪老顯得很興奮。每次回憶起來他都說，別看那時候生活艱苦，大家在一起關系特別好，很親，就像個大家庭。

　　 個人的創作遺憾 

　　汪流1954年畢業時并不想留校當教員。“我之所以讀電影學校，就是想到上海制片廠當編劇。可畢業那天，電影局人事處找我談話讓我留校當老師。我為此鬧了很大的情緒。后來人事處長找我談話，問我‘為什么不愿意留校’，我回答‘我學的是編劇，不是學教育的’，我們倆辯論了半天，最后他問了我一句話‘你是青年團員，是不是應該服從組織分配？’就這一句話把我卡住了。雖然還不大情愿，我還是留下了。”

　　汪流留校后，仍然懷抱創作的理想。50年代，何占豪和陳鋼寫了《梁山伯與祝英臺》非常轟動，汪流動了心，利用暑假去上海音樂學院住了兩個月，和何占豪、陳鋼聊他們的創作歷程，寫了個電影劇本《為誰》。“劇本寫出來我挺得意的，給領導看，沒隔兩天領導把我叫去，讓我好好教書，于是我的劇本就這樣放著，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弄丟了，現在連底稿都沒有。那個年代跟現在不一樣，教書就要好好教書，不能分心去寫劇本、拍電影，我到現在也不理解，為什么不支持教員去藝術實踐？藝術實踐多重要啊！”

　　汪流經常講的片例是《魂斷藍橋》，但相對于戲劇式的電影樣式，他更喜歡散文式，因為意味比較雋永。他改編的《哦，香雪》（1990年兒童電影制片廠拍攝，曾榮獲第41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國際兒童及青年電影中心大獎”）就是按照這樣的風格來把握的。故事很簡單，寫了一個敢于去想象大山之外的世界的姑娘。沒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卻通過香雪表現了人類美好的天性，它純凈，使生命有所附麗。

　　 教學經驗薪火相傳 

　　從1954年到2012年，五十多年來，汪流一直活躍在講臺上，把一生獻給了中國電影教育事業。他也在電影理論領域進行耕耘，論文專著約470萬字，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在國內外電影界有較大的影響。

　　很多學生喜歡上汪老的課，我向他請教其中的訣竅。他告訴我，最重要就是自信。他舉了個例子，戴錦華當年給他當助教，第一次上講臺前，他陪著她走到教室外，“你要是有自信，就從前門進去上課；如果沒信心，就讓老師講這堂課。”戴錦華答“有信心”，于是汪流從后門進去聽她的課。“講得特棒！”說到此處，汪老流露出欣慰的表情。汪老還有幾個訣竅：對課堂內容爛熟于心；要有松有弛，掌握節奏，時不時穿插幾個笑話；對不同學生區別對待，研究生懂得多，節奏要快一點，對本科生要有耐心，講得細一點。汪老說：“我覺得教學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它值得研究的問題挺多的。我們都不是教育學專業的，只能靠在教學實踐中慢慢摸索，才能越講越自如。”

　　汪老有個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都是講學記錄，有幾十頁之多。從1954年任教的第一個班算起，截至2010年7月，他統計自己教過的學生總計27794人。他的細心讓我驚訝，這個龐大的數字更讓我震撼！他自豪地說：“有人說，孔子弟子三千，賢人不過七十二。可是我有兩萬多學生，賢人決不止七十二。我第一批學生里就有劉國典、謝飛、鄭洞天、周登富……這么一代代教下來，你們說里面有多少賢人？這些學生是我最大的財富！我教書到現在已經五十六年了，希望能突破六十年教齡！”2012年上半年，汪流老師還在繼續為進修班上課。文學系在5月份舉辦“畢業生新作展映暨教學論壇”的時候，還特地邀請他作為畢業生代表在開幕式上致辭，他清晰的思路、旺盛的精力、文人風度和極富感染力的講話，讓全場掌聲雷動。我當時心想，汪流老師這么健康并充滿活力，六十年教齡的心愿完全不在話下了。沒有料到，這位睿智、樂觀、陽光、充滿童心、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老前輩、杰出的教育家和藝術家，卻突然離我們而去。一想起來，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我們永遠懷念汪流先生！

　　(作者為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