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富多樣的地域文化是中華民族寶貴的財富，如何讓地域文化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合理轉型，關乎無數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從湘西文學這一典型現象中，我們能夠看到這一問題的現狀和方向。

　　著名畫家黃永玉最近在《收獲》雜志連載的長篇小說《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再一次將神秘的湘西推到人們眼前。這是一部長達70萬字的史詩般的作品，小說以豐富的精神內涵，狂野的文風，奇異的風俗，展現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湘西。小說連載了16期，引起廣泛的關注和爭議，給當下的文學創作帶來一股新風和強大的精神能量。無獨有偶，同樣用湘西方言書寫湘西的湘西作家彭學明，他的長篇散文《娘》也給2012年中國文壇刮來一股旋風。湘西那位善良的娘、苦難的娘，使讀者內心震撼，良知復蘇，親情回暖。

　　神秘文化的熏陶，超驗世界的感知，是湘西作家與生俱來的財富。地域文學與文化發展構成一個共生互補的文明生態，文學傳統好的地區通常文化積淀深厚，由這種厚重文化催生出來的文學，又大大促進了區域文化發展，湘西在這方面是一個典型。湘西不僅是地理上和行政區劃上的湘西，常常還包含著一層隱喻，即“文化湘西”和“文學湘西”。湘西少數民族文化仍然保持著人類精神未被異化的一面，人的心靈仍舊秉承著人性的高貴與童真。湘西出好作家、好文學，始自沈從文。近20年來中國文學面臨很多挑戰，湘西文學創作依舊保持著一種強勁勢頭。新世紀以來，已成氣候的“湘西作家群”延續了前輩的輝煌，保存了人才實力，取得驕人的成績，為新時期文學做出了貢獻，為湖南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帶來了活力。

　　“文學湘西”是現當代中國文學版圖中的一個異象，20世紀以后的中國，沒有哪個地方像湘西這樣，出現過三次大的文學浪潮，第一次文學浪潮以沈從文為代表，第二次浪潮有一大批作家，他們是孫健忠、蔡測海、彭學明、張心平、吳雪惱等。第三次浪潮是新世紀以來，規模不小的一批創作勢頭正旺的作家，有被稱為文學湘軍“五少將”的田耳、于懷岸等。有駐守在本地、創作了大量優秀作品的吳國恩、向啟軍、黃青松、龍寧英等。湘西有好的文學傳統，湘西人唱山歌，張口就來，有豐富的民歌、口頭文學和民間文學，在湘西，無論是干部、工人還是農民都喜歡舞文弄墨。他們自發組織一些民間文學社團，如龍山縣有幾位農民自掏腰包創辦了《農民文學》，主辦者陳延瓊、劉大印都是地道的農民。各縣文聯、作協也有自己的文學刊物，如人口不足30萬的花垣縣就辦了一本《邊城文學》，辦得很認真，刊登的作品也很不錯。湘西自治州作家協會成立以后，本著出精品、出人才的宗旨，通過辦筆會、讀書會、交流會、改稿會，將作品送往毛澤東文學院、魯迅文學院以及各種類型的文學評獎組織，幫助作家解決現實困難。田耳在鳳凰縣城賣空調，于懷岸在廣州打工，彭承忠是一名鄉村代課老師，湘西梅子也是一位打工妹，在州文聯、州作協的幫助下，他們都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

　　湘西地處武陵山脈莽莽群山之中，曾被形容為“中國的盲腸”。它怪石林立，田薄土稀，不適合農耕；高山阻隔，交通閉塞，也不宜商貿。在地理位置上它北抵鄂西，西接渝黔，南連桂北，土家族、苗族、侗族、漢族各民族雜居一起，是漢文化與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的沖擊地帶。千百年來，他們與主流文化抗爭、碰撞、交流、融合，形成多元共生的多層次文化結構，因此，湘西文化具有一種與其他少數民族地區不一樣的氣魄和風采。在這樣一種文化熏陶下，以沈從文為起點，近百年來，湘西文人創作出許多驚世之作。湘西作家幾乎都是少數民族作家，他們天然地書寫本民族歷史、內心感受和精神變遷。湘西幾代文人身上有極其鮮明的性格特征，湘西子弟多有游俠氣，他們大氣、豪邁、血性、剛烈，帶著一股狠勁，這種性格力量剛好成就了湘西作家。同時，他們也有一種深藏于內心的自卑，這種性格走向反面就容易使人輕狂、傲慢、極端自戀。湘西作家常面臨著這樣的內心焦灼和精神困境，在文學越來越邊緣化的大環境下，作家需不斷地進行精神突圍，帶著大悲憫、大感動，在歷史與現實、虛構與想象、日常感知與形象類型化等問題上有精準的把握。站在人性的起點，以開放包容的民族情懷，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湘西作家也不愧于這片土地賦予他們的靈氣，近10年來，他們每年在各級報刊發表的各類文學作品在2800件左右。很多作品發表在《人民文學》、《收獲》、《當代》、《花城》、《詩刊》、《中國作家》等權威刊物上。每年都有四五部長篇小說出版。田耳是《人民文學》簽約作家，他的《一個人的張燈結彩》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張心平的紀實散文《發現里耶》獲第八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向啟軍的中短篇小說集《南方》獲湖南省第三屆毛澤東文學獎。在廣州打工的于懷岸僅2007年一年就發表中短篇小說25篇，女作家龍寧英的散文集《山水的距離》獲湖南省首屆文學藝術獎。

　　世人通過“文學的湘西”進而認識“現實的湘西”。民國時期，便有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人被文學作品中的神秘文化所吸引，前來湘西旅游觀光。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后，鳳凰古城、吉首乾州古城、花垣邊城、永順王村、猛洞河等地成為旅游熱點。人們在沈從文筆下的翠翠、蕭蕭、小寨客棧以及沅江酉水的排客中探尋現實的湘西。某種程度上文學帶動了湘西的旅游，由旅游事業帶來的前沿文化、時尚元素反過來又與湘西本土文化產生新的碰撞和融合，催生出新的湘西文明。信息化時代，民族文化的延續面臨著威脅與挑戰，民族精神的更新與重塑成為擺在湘西文化人面前的重大課題，年輕一代的湘西作家開始對自己的文化進行深刻的思考與探索。在堅守民族文化立場上有一個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老一輩作家的作品大多帶有明顯的少數民族標識，作品更多的是介紹民間文化，如對山歌的引用，奇異風俗的羅列。新一代作家在這方面有意突破，作品的主體構建在理解和把握上向更深更廣的領域突進，著力對民族精神進行深層次的剖析和解讀。如田耳的《衣缽》講述一個剛畢業的年輕人的職業選擇，更深層面地呈現了湘西巫儺文化在當下社會文明中的生活形態和存在狀況。黃青松的《名堂經》對成語的解讀，包含了當代土家人的生命認知。龍寧英的《古歌》，用一種不同于前人的眼光重新打量苗族內心和靈魂。謝彥秋通過酉水河和土司源流的探尋，試圖找到土家族在現代文明建設中的精神支點。他們通過深刻自審，自覺走出文化變遷帶來的精神困境，將湘西元素巧妙地呈現，進行一種人類共通性的表達。城市化的步伐在加快，湘西作家開始關注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文化裂變。在現代旅游與傳統文化，礦產開發與環境保護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上，湘西作家自覺負有一種責任，在文化更新與重塑方面，文學是有帶動作用的。

　　湘西少數民族神秘文化哺育了作家，作家的優秀作品回過頭來又滋養著善良、純樸的湘西人民的心靈。湘西的文學傳統使湘西少數民族文化獨步于世，特色鮮明。隨著現代大交通格局的形成，武陵山片區扶貧攻堅項目的實施，現代經濟對湘西的快速滲入，湘西的經濟發展將迎來新的歷史機遇。根據以往的經驗，在新的經濟變革中，文學人才極易流失。目前，中國文學創作最活躍的是上海、北京、江浙這樣的發達地區和湘西、青海這樣的文學傳統比較好但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人才隊伍如何在這個關鍵點實現跨越，曾經掀起第三次浪潮的湘西作家群固然自有強大的精神能量，但僅靠作家的自覺遠遠不夠，需要政策支持和經濟保障。湘西文學工作者的工作環境和物質條件方面還存在許多現實問題。文學刊物生存艱難，作家個人經濟拮據，出版困難，稿費微薄，青年作家遇到發展瓶頸時，缺乏專業系統的培訓等。面對困難和外部種種誘惑，作家內心焦灼困惑，身心疲憊，有些作家被迫放棄理想。按照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的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要求，政府加大了對文化事業的投入，湘西經濟相對落后，目前對文化投入的比例很低。“文學湘西”既是湖南省的一個響當當的文化品牌，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版圖上的一顆璀璨的明珠，如何保護好、經營好這個品牌，不被轉型時期諸多困難所摧毀，這是“文學湘西”面臨的難題，也是中國當代文學面臨的難題。湘西現象揭示了目前中國地域文學與民族文化發展的普遍性問題。需要作家自身與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不使生機勃勃的“文脈”出現冰凍或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