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舉行的清華大學時代論壇上，著名詩人余光中作了題為《靈感從何而來》的演講，討論美感經驗或藝術經驗之轉化，如詩可以轉化為歌，戲劇可以轉化為諺語，雕刻可以變成繪畫，諸如此類幾大藝術之間的交互和影響。他指出，從19世紀中葉以來，西方、歐洲就一直有一個觀念，認為文藝要反映現實。“我們寫作、繪畫、從事藝術，是不是一切都要從現實而來？是不是一切都要從切身經驗而來？這個值得思考。”非但如此，對于藝術的起源與功用、自己的心靈成長歷程、當前中文教育中存在的問題等話題，余光中都談出了自己的思考。 

　　對于何為藝術、藝術何為，余光中說：

　　有簡單的幾句話請大家思考。第一句是：造化加速，而神靈放慢，就是說藝術介于天人之間，介于造化跟生命之間。因為造化太慢了，所以要把它加快成為藝術。比如我們拍電影，拍一朵花的開放，你不會花開多久拍多久，你要把它很快地放出來，這就叫造化加速。什么是神靈放慢？因為神靈非常神秘，而且超乎我們的想象，所以我們對神說：請您走慢一點讓我們看清楚，這就是藝術。

　　唐朝詩人李賀的詩沒有寫入《唐詩三百首》，其實他是很好的詩人，他說過一句話：筆補造化天無功。筆就是藝術，造化就是自然，無功就是沒有用，無效。李賀作為一個詩人，他說造化不夠美的，我可以使它更完美，這就是藝術家的自信。19世紀末唯美運動的一位大師王爾德，他說過一句話： It is not art that imitates life, but life that imitates art. 他說并非藝術模仿人生，而是人生轉過來模仿藝術。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我們想一想，我們看這個世界，我們看這個大自然，是用我們自己的眼睛看嗎？還是借了藝術家的眼睛？比如我們看到一位女子非常傷春悲秋、多愁善感、弱不禁風，就會說林黛玉來了，我們的看法是從哪來的？是曹雪芹告訴我們的，這就是人生模仿藝術。再來看印象派的風景畫，五顏六色非常燦爛，而我們看到陽光底下的一道風景，我們說好漂亮的一個畫面，這不正是印象派教我們怎么看這個世界嗎？所以假如沒有藝術，我們幾乎很難看清楚這個世界，完全由自我來解釋這個世界可能相當困難。 

　　詩也可從繪畫、雕塑、音樂等各藝術形式中轉化而來。對于藝術創作的間接經驗來源，余光中以自己的詩為例解釋道：

　　我們寫作的時候，有很多地方不能用直接經驗，只能用間接的經驗。比如，達芬奇不可能去參加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這幅畫絕對不是寫實的，所以畫家一定要有想象，但想象不是胡思亂想，要根據有效的資料來推論。在達芬奇這幅畫中，中間十二個門徒，分成四個小組，三個一組，其實根據羅馬帝國當時的習慣，是沒有椅子可坐的，都是坐在地板上，而且不可能有這樣的長桌子，所以達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所描繪的這個場合有人覺得不可靠，至少和其他的畫家畫得不一樣。包慈的《最后的晚餐》里，耶穌面對著我們坐在中間，兩邊有兩個門徒，兩側有三個門徒，背對耶穌背對我們的還有十二個，根本不是一字排開。而羅貝蒂畫的《最后的晚餐》是三面有人一面沒有，后面的背景也不太一樣。

　　我們再看一些梵高的畫。我寫了四首詩歌，依次來解釋梵高的畫，包括《星光夜》《向日葵》《荷蘭吊橋》等。梵高《荷蘭吊橋》畫的是法國南部的一座吊橋。1990年他去世整整一百年，他在生前僅僅賣掉一幅畫，也只有一位評論家寫了一篇短文肯定他。粉絲不嫌其多，知音不嫌其少。什么叫做知音？知音就是向未來去預知掌聲，下一個時代才有人鼓掌，他先為你鼓一下掌，因此知音是一個預知未來的掌聲。梵高的畫受世間冷落了一百年，我在詩里也有這種思考的體現。

　　古代雕塑也帶給過我詩歌的靈感。秦代兵馬俑出土之后全世界都很震驚，展出時我也看過好多次，我們想一想當年秦始皇埋葬，他帶了很多兵馬俑陪葬，據說六千具之多。過了兩千年，兵馬俑出來了。秦始皇沒有想到，他帶他們進入歷史之后，其實是讓他們透過歷史進入了未來。秦始皇還想不到，他派徐福領了三千童男、童女到仙山尋找未來，結果沒有找到未來，進入未來的是秦俑戰士。于是我寫了《臨潼出土戰士陶俑》。

　　另外，在19世紀，科學家把天上的彩虹用物理學分析得明明白白，一道美麗的彩虹分析成一五一十的數據，詩人對于彩虹的想象似乎幻滅了。其實不然，我覺得，科學越發達，我們的眼界就更廣闊，科學并沒有跟我們的藝術相悖，科學還會啟發我們對于大千世界的欣賞。所以回到我的題目，對于靈感從何而來，我覺得寫實主義還是一條康莊大道，不過世界上有很多經驗是我們沒有辦法親身去體會的，比如宗教的、傳說中的、古典的內容，這些東西要靠很強烈的想象去揣摩。其實，即使我們平常看電視、看報紙，我們也會找到寫作的題目，看繪畫、看雕塑、看建筑都可以提供給我們靈感，我們的靈感應該是源源不盡的，所謂江郎才盡，也就是說一個人對于人生不再敏感，對母語不再敏感了，于是靈感僵化了。我相信各位都有強烈的活潑的想象力，好好運用大家的想象力吧，即使是科學、哲學的研究，到了頂點也是要靠想象力的。

　　在北大對談、清華演講結束時，余光中還與北大清華學子進行了現場交流。余光中曾講過一句話：大陸是母親，臺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有學生據此提問：

　　游歷世界之后，回過頭來怎樣看待故鄉？余光中答道：

　　我說過，大陸是母親，這一方面是象征，一方面也是寫實。我生在南京，我的祖籍是泉州閩南，我的母親的家鄉和我妻子的家鄉都是江蘇武進，所以我也是福建人也是江蘇人，然后我在重慶上中學，所以四川也是我的故鄉。那么多故鄉加起來就是，整個的中國是我的故鄉，所以我說中國是母親。

　　其實我寫《鄉愁》并非同鄉會的“鄉愁”，并非某縣、某村，而是從“小我”的地理上的歸屬感，一直延展成為歷史上的、文化上的整個中國的鄉愁，是“大我”的鄉愁。所以我那首詩開始是母親，后來講妻子，后來講到精神上的母親，也就是大陸。

　　現在到處都在講全球化，可是全球化并不是清一色化，每個民族還是要保持自己的傳統，要有自己的特色，這樣才是多元的統一，而并不是單調的統一。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也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可是僅僅依靠西方還是不夠，所以當年的德先生、賽先生還缺了一角，應該還有孔先生。孔先生就是我們的人文，我們的哲學，我們的信仰。

　　當代詩歌如何更好地繼承古典文化傳統，我們應該如何把優秀的古典傳統和當代詩歌相融合？余光中答道：

　　如何把古典文化傳統融入現代詩歌和生活，我寫過一些這樣的詩。比如我有四首詩是寫給李白的，其中一首是《與李白同游高速公路》，你首先要了解李白是位怎樣的詩人，然后才能為他招魂，把他招到20世紀來，然后讓他坐在汽車駕駛座上，你坐在李白旁邊，李白開起車來了，開到超速，開到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當然了，警車就跟上來了。我就坐在他的旁邊，所以我說，你趕緊跟我換個座位，因為你的駕照已經被酒店扣下了，你欠人家的酒債太多，而且我們剛剛喝了酒，汪倫那個家伙拼命勸你喝酒，你現在是飲酒駕車，要受重罰，所以我跟你換一下座位。李白講什么？他說不要不要。最后我就說，唉，我不該坐你老兄的車，從臺北回到高雄，我應該坐王維的車，王維他慢啊，可惜王維的車我坐不上，因為他開會去了，開什么會呢？輞川污染座談會。

　　現在，我覺得我們一面要讀外文，要讀得好，要會講會寫，一方面也不要把道地的中文給忘掉。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唐詩好在哪里呢？就是來源于很多我們中文特有的語法關系。如果你把英文讀透了，你就會看破英文的手腳，發現英文有許多不合理、不方便的地方，因為它要講究很多數量、性別、時態等等。比如說王維的詩：“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可是你用英文翻過來，代名詞免不掉，連接詞也免不掉，詩就變成什么了呢？“我獨自在異國做異客，我每逢佳節倍思我的親人，我遙知我的兄弟登高的地方，他們遍插茱萸唯獨少了我一人。”這么多代名詞進去詩就完蛋了。

　　我覺得我們現在要避免過分地西化。比如說“他是他父親唯一的兒子”，這句話其實說成“他是獨子”就完了。我覺得現在大陸的中文里有一個動詞，沒有形象的、也沒有活力，用得太多，這個詞就是“進行”，比如說“我們交談得非常親切，我們交談得很愉快”，往往被說成“我們進行了親切而愉快的交談”，交談這樣本來是有血有肉的動詞就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然后所有的動詞都交給“進行”去做，這是比較西化的語法。 

　　對于年輕人沉迷于網絡，現在的社會是不是和世俗漸近而與詩意漸遠？余光中答道：

　　“五四”的時候人們開始提倡賽先生，結果當然很輝煌，可是真正發達的是科技，還不是科學的精神。科學講求打破砂鍋問到底，這種精神并不能用科技來代替。科技不但要發展得快，還要管理得好，才能夠真正造福人類。

　　現在的年輕人一天花很多時間在網上，網上是一個虛擬的世界，久而久之虛擬的世界就取代了實際的世界。像我小的時候，抗戰時期還沒有電視，連廣播都往往不容易聽到，我們閑下來干嘛呢？就讀小說，就看《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西游記》等等，看到后來終于看通了，就是能讓自己的語言介于文白之間，進可以入文言，退可以入白話，所以對于自己終生都蠻有益處。

　　那時我們還經常跟大自然打交道，大自然對我們啟發很大。我從小在四川看到大自然四季的變化，日月之神奇，到了都市住了這么多年都快忘記了大自然的模樣。而且現在因為地球物種越來越少，許多珍貴的動物、植物都在加速度地慢慢消失于地面。這些東西逼得我們從都市里面看出去，要學會看到整個地球的未來，因此我們要有迫切的環保意識。最高的道德未必是愛國主義，而是對全人類生死未定的未來的關心與思考。所以我希望青年朋友還是要關心這方面的問題，等到我們的地球都出問題了，我們說國之不存，家之焉附，那時將是球之不存，國之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