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一：近日，據稱針對文藝批評存在的問題，殷雙喜、孫振華、吳鴻等數位美術批評家提出《蕪湖宣言》：提倡藝術批評的“低碳化”——用樸素的語言，回到藝術現場，回到藝術作品與藝術家本身；反對藝術批評的“高碳化”：也就是反對“大詞化”、哲學化、“老外化”和翻譯化的藝術批評寫作風氣。 

　　事件二：2011年美國國家評論協會獎日前揭曉，好萊塢大導演馬丁·斯科塞斯憑借個人首部3D電影《雨果·卡布里特》斬獲最佳導演和最佳影片兩項大獎，成為大贏家。設立于1908年的美國國家評論協會獎，由擁有一定電影知識的電影愛好者和專業人士投票評選，該獎項與廣播影評人協會獎、金球獎并稱為“奧斯卡三大風向標”，近年頒出的最佳影片《貧民窟的百萬富翁》和《老無所依》都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

　　對 讀：兩件大不同的事，凸顯文藝批評共時性的異質存在。同樣在今天，有人因批評的無力甚至痛呼批評家“死了”，有人卻在感恩批評給予文藝的巨大力量。其實，文藝批評曾經有過的價值無人否定，但是，問題的實質在于，在如今這個“全民皆評”的時代，我們是否還需要文藝批評把以往的角色繼續扮演下去？

　　正方　需要批評家

豈可放逐傳統文藝批評？

　　日前有媒體在論及美國文藝批評時說，在日報還是媒體之冠的幾十年前，百老匯一個戲的成敗和當時紐約幾家報紙第二天的評論有直接關系，制作人常會緊張得徹夜難眠，就等著看一早出來的報紙。反觀當下中國文化環境中，傳統文藝批評與文藝創作、文藝接受主體之間卻生成了巨大的隔閡甚至真空。

　　通常人們將文藝批評與文藝創作并稱為“車之雙輪”或“鳥之雙翼”，藉此來說明文藝批評之于文藝創作的重要性。而學院派批評以經多年淘洗早已體系完備的文藝理論做支撐，毋庸置疑是傳統文藝批評的主體，并規約和引導著文藝創作，影響和啟迪著受眾的審美鑒賞。而在數字化時代新型媒體主導的多重語境中，傳統文藝批評幾乎不可動搖的特殊地位似已不復存在。大眾化網絡媒介通過改變批評主體而改變了文藝批評的話語建構。網絡媒體、論壇、博客、微博……網絡以運用空間的無限性和使用主體的低準入性特征，不斷擴張和延展成為規模空前的信息互動平臺，以媒介批評的方式打造出了“全民皆評”的大眾文化趨勢。傳統文藝批評的陣地不斷被搶占，直至瀕臨瓦解。

　　同時，在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下，一切精神生產都被納入到商業消費體系中。文藝作品的生產、傳播、營銷、消費等每個環節，都要在商業文化邏輯中進行。在這個商業產銷鏈條上，觀眾作為文藝作品（精神產品）市場的終端消費者，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上帝”地位。于是，一定程度上左右著文藝創作的“上帝”便享受著來自藝術的生產者和營銷者所呈上的殷勤。

　　原本受到權威文藝批評最大制衡的文藝創作今天對傳統批評家們不再買賬，而是轉向更關注觀眾這個“上帝”的臉色。為討好“上帝”，在生產環節，一些文藝作品常常委身于大眾商業消費的感性特征，著力于用文藝“高雅”的外衣，包裹著作品中的暴力、色情等可憐“看點”。作品的真正文化意義一定程度上被商業本質與訴求公然拆解。而在銷售環節，除通常要在網絡里潛伏大量“水軍”來做粗淺叫賣，文藝批評原本的權威性在藝術生產的“廠家”、藝術市場的操控者那里也具備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商業價值，于是，“紅包批評”、“廣告批評”、“噱頭批評”、“酷評”等新形態的“偽文藝批評”由此滋生并日趨喧囂。這樣的“商機”下，無數專家走出書齋，寧愿被利益綁架著，去完成對淺薄文藝產品的文化資格認證與市場營銷。喪失文藝批評價值標準和道德底線的批評家以理論的失職為代價，淪為這種特殊商業活動中的可悲掮客，使自己因此與傳統文藝批評分道揚鑣，也完成了學院批評的歷史性分化——如果不是墮落的話。

　　在這樣的批評環境中，進入公眾視野的文藝作品幾乎成了真正學院批評的盲點。經現實商業浪潮滌蕩分流后的一部分學院批評主體，帶著他們與生俱來的精英文化氣質，以及他們篤志捍衛的文藝本體追求，是不屑于將糾結于世俗、庸俗甚至媚俗的文藝作品納入到自己的評鑒范圍的。即便他們因此在商業文化邏輯中被文藝創作和受眾架空，客觀上成就他們理論的高傲，也強化了他們理論的孤獨。本應以其特有的理論基底與理性優勢，燭照文藝創作的審美本質與精神之光的文藝批評，卻在理論的孤島上遙望著種種亂象，蠶食著文藝這塊人類精神棲息之地。而另一部分充滿學究習氣、自說自話的標簽式學院批評更是讓人失望地不愿提及。難怪近年來“文藝批評集體失語”的責難不絕于耳，產生文藝批評有沒有存在的必要的質疑，甚至有人絕望地直呼批評家“死了”。

　　然而，在全民皆評的眾聲喧嘩中，媒介批評因其非專業性與大眾情緒性而更多呈現為大眾文化批評特點，難以完成文藝批評的功能；利益綁架之下的部分職業批評家因喪失了應有的精神品格而只會去寫無益甚至誤導的偽批評。這個時候，學院批評如若依然缺席，文藝創作便因難以獲得批評對其文藝本體的觀照與文藝精神的把持，而折翅難飛。如果文藝批評繼續“死”下去，還有什么可以對創作主體來正向導引，還有什么可以來提升受眾鑒賞水準繼而又推動文藝創作。已死的不是批評抑或批評家，而是在市場濁流中迷失了方向或者拘囿于學術圍城中難以自拔，把批評寫作視為學術術語的簡單堆砌，并自說自話一路到底的“批評家”。如果再繼續放逐傳統文藝批評對藝術創作和大眾文化品位的引領、提升功能，也許我們要因此承受文化理想與信仰持續迷失的后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切對文藝批評的批評與指責，一切“紅包批評”泛濫、“酷評”與“磚家”盛行的怪現狀，從某種意義上，也正是讓我們對真正的文藝批評更加期待的理由。（煜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