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命能量全部投注進去

一句一句口述

　　11月25日是巴金老人的百歲華誕，國內文學界紛紛舉辦各種活動，紀念這位為中國文學事業辛勤勞作的世紀老人。

　　作者從巴金老人的女兒李小林和著名文學評論家陳思和處獲悉，11月21日，上海《文匯讀書周報》刊發巴金老人的最后一篇文章《懷念振鐸》，同時配發陳思 和的文章《讀〈懷念振鐸〉》。記者在上海看到了該文的原稿。

　　鄭振鐸（1898-1958），字西諦，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文學史家。1921年，鄭振鐸與茅盾一起組織文學研究會，主編《小說月報》、《世界文庫》，主要著作有《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鄭振鐸還是著名的文物專家，建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學研究所所長，著有《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中國歷史參考圖譜》等。1954年，鄭振鐸任文化部副部長。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于前蘇聯楚瓦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卡納什地區上空而遇難殉職。

　　巴金老人和鄭振鐸有著深厚的友誼。這篇文章，巴老由1989年寫到1999年，歷時十載，終因病重未能完成，老人的懷友篇處處流露無限哀傷。巴金經常說，生命中倘若沒有親情、友情，生命又有何意義？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巴金相繼寫下了《懷念老舍》、悼念茅盾》、《紀念雪峰》、《憶沈從文》、《懷念非英兄》等懷念友人的文章。陳思和在《讀〈懷念振鐸〉》中寫道：“據李小林女士的回憶，這篇文章起筆于1989年春，當時他完成‘講真話的大書’《隨想錄》不久，經過小憩后，寫了人物回憶《懷念從文》，文情并茂，流傳及遠。巴金先生計劃繼續寫作一組類似的散文，回憶親朋故友，第二篇就準備寫《懷念振鐸》。但不久社會風波動蕩，他寫了近兩千字，再無心寫下去，稿子被擱置一邊。1990年代初的幾年里，巴金先生體衰多病，又忙于編校創作全集和譯文全集兩個系列，無暇顧及續寫。但完成這篇文稿一直是他的心愿，曾經多次與周圍的人說起。1998年初他與小林合作，用口述的方法完成《懷念曹禺》一文后，對口述寫作頗有信心。是年年底，他過完生日，自感到身體越來越虛弱，便主動提起要修改和續寫《懷念振鐸》，還是與小林合作，一段一段修改舊稿，一句一句口述新篇，工作進行得非常緩慢，有時一次僅能完成幾句話的修訂。可以想見，當時巴金先生為完成這篇文章耗費了巨大的生命能量。小林現在還記得很清楚，1999年春節前的一個周五，他修改了一段后覺得疲倦，就停下來了。幾天以后，因為病情危重導致呼吸衰竭，不得不做氣管切開手術，從此無法再進入正常的工作狀況。所以也可以說，巴金先生用筆、用聲音工作到他力所能及的最后一刻，這篇文章雖然還沒有寫完，卻是他把自己的生命能量全部投注進去的一篇文章。”

病床上的回憶

　　《懷念振鐸》共分六個部分，全文2010字。文章的第六部分僅有短短的一小節，巴金老人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再一次想起老友鄭振鐸：

　　今天又想起了振鐸，是在病房里，我已經住了四年多醫院了。病上加病，對什么事都毫無興趣，只想閉上眼睛，進入長夢。到這時候才知道自己是個無能的弱者，幾十年的光陰沒有能好好地利用，到了結賬的時候，要撒手也辦不到。悔恨就像一鍋油在火上煮沸，我的心就又給放在鍋里煎熬。我對自己說：“這該是我的最后的機會了。”我感覺到記憶擺脫了我的控制，像騎著駿馬向前奔逃，不久就將留給我一片模糊。

　　1958年10月，鄭振鐸遇難時，巴金和冰心等作家正在莫斯科參加中蘇作家的聯誼活動。文章第一部分回憶了巴金聽到鄭振鐸遇難時的悲痛心情：

 　　一九五八年振鐸在蘇聯遇難，當時我正在莫斯科，得到消息最早，我總疑心是在做夢。考慮半天，我才對冰心大姐講了，她同我一起站在大會主席臺上，旁邊還有幾位蘇聯作家，我們不便大聲講話，我只記得冰心說了一句：“我想他最后在想什么。”她沒有告訴我她的想法，我也沒有多問。第二天在回國的航機上，我一直想著振鐸，我想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

　　在北京分別的情景還在眼前。我們竟會變得那樣簡單，那樣幼稚，會相信兩三個月后在共產主義社會再見。那個中午，他約我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我們頭腦都有些發熱，當時他談得最多的就是這個。他忽然提起要為億萬人的幸福獻身。他很少講這一類的話，但是從他的一舉一動我經常感受到他那種為國家、為人民獻身的精神，不為自己。我認識他以前，讀他的文章，就熟悉了他的為人。他星一樣閃爍的目光注視著我，我能感覺到他那顆火熱的心。機窗外大朵大朵的白云飄過，不過三個月的時間，難道我們就只能在這一片“棉花”中再見了？

　　我安全地回到北京，機場上看不到任何熟悉的面孔，眼前有只大手若隱若現仿佛等著和我握手，我心里一驚，伸出手去，什么也沒有。真的告別了！

　　進了城見到曹禺，他剛說出“振鐸”二字聲音就變了。我本來想從他那里求得一線希望，結果是我們兩人含著淚奔赴鄭家。在陰暗的屋子里，面對用手絹掩了眼睛、小聲哭泣的鄭大嫂，我的每句話都顯得很笨拙，而且刺痛自己的心。匆匆地逃出來，我拉著曹禺的手要奔往“共產主義”，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失去的老友約我在那里相見。回旅館我一夜沒有閉眼。我發現平日講慣了的豪言壯語全是空話。

　　我參加了振鐸的追悼會。大廳里看見不少嚴肅的面容，聽到不少令人尊敬又使人揪心的悼詞，我的眼光卻找不到一個朋友，連曹禺也沒有來。我非常寂寞。永別了，我無法找到他約我見面的那個地方！

說出對朋友的懺悔

　　1958年10月下旬，巴金回到北京參加鄭振鐸的追悼會，并撰文紀念。巴金和鄭振鐸的交往，始于20世紀20年代。巴金早期的部分作品，曾經發表在鄭振鐸擔任編輯的上海《時事新報·文學旬刊》上。陳思和寫道：“從《懷念從文》開始，巴金先生計劃用抒情散文的筆調來回憶半個多世紀的文壇舊事，清理自己與朋友間的各種是非糾紛，他的思路也逐漸從反思‘文革’進入對漫長的文學史的細節的梳理。鄭振鐸先生是巴金的前輩、摯友，在巴金的文學生涯中有過提攜、幫助之恩，但兩人在長期的工作合作中也有矛盾與沖突，甚至訴之于文字上的攻擊。但這只是朋友間（用當時的話說是屬于‘同一陣營’里戰友之間的誤會）的矛盾與沖突，無傷大雅。抗戰以后兩人就保持了良好的關系，鄭振鐸先生因飛機失事早逝于1958年，巴金曾寫過紀念文章，但沒有涉及到以前的沖突，我想鄭振鐸先生生前一定沒有正面回應過巴金等青年作家對他的批評，而是用事實來證明他收集保護舊版古書的行為是正確的；而巴金先生也一直沒有機會當面向振鐸解釋他們之間的誤會，所以耿耿于心懷，期期于言辭。在《懷念振鐸》里巴金先生愿意把歷史上的誤會講述清楚，并對著振鐸的亡靈，說出自己對朋友的懺悔，也盡力地刻畫出他心中真實的友人的形象。”在《懷念振鐸》的第二到第四部分，巴金老人深情地回憶起和鄭振鐸先生的交往過程：

　　四十年過去了。

　　四十年中，我只寫過一篇哀悼他的文章，是從莫斯科回來后為報社匆匆寫成的，只簡單地寫出我心目中的鄭振鐸。以后有機會重讀，頭一兩次還覺得可以應付過去，多讀幾遍，忽然感到內疚，好像侮辱了朋友。這種奇特感覺我也不知道是怎樣來的。但有一件事我永遠忘記不了。同他在一起，或者吵架或者談過去的感情，他從不為自己。我看到敵偽時期他住過的小屋，為了“搶救”寶貴的圖書，他寧愿過艱苦的生活，甚至拿生命冒險。看到他那些成就，即使像我這樣一個外行，我也愿以公民的身份，向他表示感謝。他為我們民族保存了多少財富！

　　振鐸是因公逝世的。后來聽見一位朋友說，本來要批判他，文章已經印好，又給抽掉了。這句話使我很不舒服。

　　一九五八年我們在北京分別的時候，幾座大的博物館正在那里興建。他談起以后開館的計劃，他是那么興奮。他多年來的心愿就要成為現實，那樣堂皇莊嚴的建筑將體現一個民族的過去和將來。多么光輝的未來。仿佛有一股熱，一道光從他身上傳過來。以后我每次上北京開會，看到聳立在眼前的博物館，我第一個念頭便是振鐸滿臉笑容走出來迎接我。“又來了，”我伸出手去，卻什么也沒有。一切夢都消失了。我還是不能忘記他。

　　……

　　我不曾參加文學研究會，圣陶和振鐸都是我的前輩。有一段時期我經常同振鐸一起搞文學編輯工作。起初我有些偏執，就文論稿，常常固執己見；他比我寬松，厚道，喜歡幫助年輕人，我很少見他動怒，但是對人對事他也認真。我同他合作較多，中間也有吵架的時候。其實不是吵架，是我批評他，我為那幾篇文章今天還感到遺憾。在《文學季刊》停刊的話中有一段批評他的文字，當然沒有寫出他的姓名，我只是訓斥那些翻印古書、推銷古書的人，我根據傳聞，誤認為停刊《文學季刊》是他的主意。

　　我這段文字并不曾與讀者見面。不久《文學季刊》停刊號在上海印刷，振鐸發現那段文字就把它刪去了，雜志印出來，我也沒有別的辦法，只是在另一本刊物上針對他發表了一篇雜感。但他并不作聲，好像不曾讀過。我和振鐸之間往來少了些，可是友誼并未受到損傷，他仍然關心我，鼓勵我。

　　日子久了，了解較深，他搜集古籍，“搶救”古書，完全出于愛國心，甚至是強烈的愛國心。他后來的確在這方面作出了極大的努力。我看夠了日本侵略軍的陰謀活動，我熟悉《四世同堂》中老少人物的各種生活。敵人的槍刺越來越近了，我認為不能抱著古書保護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寶，在必要的時候也不惜讓它與敵人同歸于盡。當時是我想得太簡單了，缺乏冷靜的思考。我只講了一些空話。他從未提及它們，他也不曾批評我。后來我感覺到沒有爭論的必要，過去的分歧很快地消失了。那時我們都在上海，各人做自己的工作，也有在一起的時候，我還記得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先生的遺體在萬國殯儀館大廳大殮時，振鐸站在我身邊用顫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渾身發抖。不能讓先生離開我們！——我們有共同的感情。

　　以后還有類似這樣的事情。

　　我似乎更多地了解他了。

一生中更重要的話

　　反思是巴金老人的偉大之處。陳思和說：“我想說的是，這篇《懷念振鐸》在巴金的寫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雖然在寫作的最初時候，巴金先生沒有把它當做自己的最后一篇文章來寫，但在重新修改續寫的1998年年底，他一定會考慮到許多更為重要的話要在這篇文章里說出來……巴金寫了一段非常動情的細節：一代名流死于非命，參加追悼會的人卻都不是熟悉的朋友，連曹禺也沒有出席，于是他感到‘非常寂寞’。其中的原因也許是需要從歷史的背景上去考究。在這種背景下鄭振鐸顯然是感受到了某種危險正在朝他逼近，他當然不愿意接受這樣的命運，他要掙扎，要以自己對新的社會的熱情與效忠，表白自己內心中的愛國真誠。所以他在與巴金相約的小酒館里發出豪言壯語，提起‘要為億萬人的幸福而獻身’。不幸一言成讖，他獻身了。但他內心中真實的想法是什么呢？巴金的文章一開始就提出了這個疑問。為了使這個問題深入探討下去，巴金先生又一次提出了振鐸如果‘在文革中會怎么樣’的假設。”在《懷念振鐸》的第五部分，巴金老人通過鄭振鐸這面“鏡子”，開始了對歷史的追思：

　　回顧自己的言行，認真分析每一句話，看每一件事情，我得了一些好處，這也就是一點進步吧。不用別人提說，自己就明白有了什么失誤，動腦筋想辦法改正錯誤。不過我并不曾作道歉或改正的表示。

　　這是內心的自省。我交朋友即使感到有負于人，即使受良心的折磨，我也不作形式上的悔過。這種痛苦超過良心的責備。但十七年中間發生了變化，自己不知從什么地方找到一種面具，戴上它用刻刀在上面刻上奇形怪狀，反而以丑為美。再發展下去，便是殘害人類的十年，將人作狗。我受了不少折磨和屈辱。我接觸了種種不能忍受的非人生活。

　　振鐸有幸，未受到這種恥辱。近年來我和朋友們經常談起這位亡友，都說他即使活到“文革”，也過不了那一關。我反復思索，為什么我過得了關而他過不了？我終于想出來了：他比我好；他正，正直而公正。他有一身的火，要燒掉從各方來的明槍暗箭。站在批判臺上，“造反派”逼我承認自己從未說過的假話。那種吃人模樣的威逼嚴訓像用油鍋熬煎我的腦子，我忍受了這個活下來，我低頭彎腰承認了他們編造的那一切胡話，這樣我才可以順利過關。否則我的骨灰也不知丟在哪里去了。

　　根據這幾十年的經驗，我能忍才能過那一個一個的難關。這并不是容易的事：忍受奇恥大辱。我一直認為，活著是重要的，活著才能保護自己，伸張正義。而不少在“運動”中，在“文革”中被人整死的人和所謂“自絕于人民”的人，就再找不到說話的機會，也不能替自己辯護了。關于他可以由人隨意編造故事，創寫回憶，一時出現多少知己。

　　我忍受了十年的侮辱。固然我因為活下去，才積累了經驗，才有機會寫出它們；但我明白了一點：倘使人人都保持獨立思考，不唯唯諾諾，說真話，信真理，那一切丑惡、虛假的東西一定會減少很多。活命哲學和姑息養奸不能說沒有聯系。以死抗爭有時反能產生震撼靈魂的效果。

　　以上的話在這里也顯得多余，因為振鐸沒有能夠等到“文革”。我參加了“文革”，每一次遭受屈辱，就想到他，也想到其他許多人，拿自己同他們比較，比來比去，多少有點鼓舞的作用。努力學習別人的長處，我絕不忘記。（季　金）

　　來源　2003年11月21日　新華網廣東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