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藝：在拓展中攀升

吳文科

　　21世紀是一個充滿希望的世紀。對于中國文藝之一翼的曲藝事業來說，隨著20多年國家改革開放的輝煌創造，特別是近10余年來的歷史性跨越，自身的發展同樣成績驕人。雖然還面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存在著或多或少的不足，但面對江澤民總書記關于大力發展先進文化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號召，回望10余年來曲藝事業走過的里程，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世紀之交的中國曲藝事業，是在不斷拓展中逐步攀升的；具有極強民族特色的曲藝藝術，在新世紀建設先進文化的偉大創造中，是大有可為的。

　　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與熱切關心，是曲藝事業蓬勃興旺的重要保證。從鄧小平和陳云同志分別給首屆中國曲藝節題寫節名，到江澤民同志給第二屆中國曲藝節題詞“弘揚民族文化，繁榮曲藝事業”，再到政府文化部門主辦的“文華獎”等將曲藝節目納入評獎范圍后對各地曲藝工作的有力推動，包括全國少數民族曲藝展演、中國相聲節及電視相聲大賽等活動的舉辦，就是有力的證明。

　　廣大的曲藝工作者更是積極主動地將自己的工作融入偉大時代的偉大創造。在改革的洪流中挺立潮頭，主動出擊，面向市場，迎接挑戰。將藝術的根須和生存的土壤，緊貼人民群眾的需求，深入廣大的農村。他們發揚曲藝演出簡便精干的特色與優長，化整為零，深入基層。在全國表演藝術團體的改革中先行一步。蘇州評彈團、成都曲藝團、廣東音樂曲藝團等基層曲藝表演團體，通過自身體制的改革，已然成為各地發展曲藝事業的專業龍頭。許多“曲藝之鄉”和“曲藝城”的相繼申請與命名，表明各地已將曲藝藝術作為他們的文化品牌來經營。曲藝藝術越來越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曲藝與港澳臺地區及國外的藝術交流，也日趨頻繁和廣泛。不僅為促進各地的對外開放貢獻了力量，而且在促進兩岸三地文化交流的同時，積極發揮著心靈橋梁和精神紐帶的特殊作用。

　　雖然一個時期以來，一些重要的曲藝品種如相聲等的創演低迷不振，在電視等新媒體上大有用武之地的評書評話后繼乏人，相當一部分地方曲種面臨著失傳的危險，但全國曲藝的整個藝術格局，總體上呈示出良好的發展勢頭。許多大城市的曲藝表演團體盡管在社會轉型和體制轉換中相對困難地摸索前進，但深厚的藝術傳統和高水平的創演隊伍，使得這些團體仍然屬于中國曲藝藝術生產的排頭兵。

　　電視媒體的崛起為曲藝的展演傳播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極大地刺激和推動著曲藝藝術的現代創演。中央電視臺的《曲苑雜壇》欄目廣受觀眾喜愛，就是曲藝藝術魅力獨特的一個深刻注腳。而幾乎所有電視臺都開設的電視書場欄目，為曲藝與現代媒體的互動發展，展示著廣闊的前景。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更為民間曲藝的自覺發展帶來了希望和機遇，注入了生機和活力。廣東地區的許多民眾特別是一些民營企業家，在致富之后紛紛自發組成曲藝社團，自籌資金購置活動場地和演出器材，并且往往一投就是幾萬十幾萬。他們熱愛自己的鄉土藝術，也舍得花錢投資令自己醉心著迷的藝術活動。東北地區的許多鄉村二人轉演出班社，更是挺進城市，坐場營業，在給城市市民帶來原汁原味的鄉土藝術享受的同時，大把地賺取著自身所希望的經濟收益。而江浙滬地區的許多專業蘇州評彈演員，在體制改革的促使和聽眾市場的召喚下，演出市場從城市向鄉村擴展，常年累月地“跑碼頭”說書，既豐富了當地人們的文化生活，又鍛煉和提高了演員的書藝，更增加了他們的收入。雖然有些民間演出需要規范和引導，但各地普遍興起的自發曲藝活動，則從一個側面表明，根植于民族沃土的曲藝藝術，在新的世紀里充滿了無比的活力。

　　史論研究是整個曲藝事業中比較薄弱的環節。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10余年來，隨著許多國家級曲藝藝術科學研究項目的立項、啟動和陸續完成，這一狀況有了歷史性的改變。

　　盛世修志。《中國曲藝志》和《中國曲藝音樂集成》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立項啟動，按省（自治區、直轄市）立卷編纂，并于90年代初期逐步完成并陸續出版的國家社科研究重大項目暨藝術科研重點項目。這兩部由羅揚和孫慎分任主編的大書的啟動編纂，與同時立項編纂的其它8套藝術集成志書一道，被譽為“中國民族文化建設的長城工程”。兩部大書的編纂，不僅對中國幾千年曲藝文化的家底進行了全面的普查與系統的整理，而且對曲藝藝術的悠久歷史與深厚傳統進行了科學的追溯與深入的掘發。為未來曲藝的健康發展和繼承創新，提供了豐贍的滋養和科學的啟迪。其價值與意義，將隨著整個工程的最后完成和時光的逐漸推移，日益顯示出來。

　　許多重要的部門和個人著述，如羅揚主編的《當代中國曲藝》、倪鐘之編寫的《中國曲藝史》和吳文科著述的《中國曲藝通論》等，在填補曲藝史論研究某些空白的同時，或為新中國曲藝及整個中國曲藝的發展脈絡進行寫照，或為曲藝藝術的基本理論進行奠基，屬于曲藝基礎史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一些具體曲種和地方性曲藝的研究也碩果累累。吳宗錫主編的《評彈文化詞典》，周良著的《蘇州評彈史》，王決、汪景壽、藤田香合著的《中國相聲史》，王兆一、王肯合著的《二人轉史論》等，屬于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這些成果的最大特點，在于其原創性、開拓性和科學性。資料的豐贍、方法的科學和立論的公允，不僅在填補了諸多空白的基礎上拓寬了曲藝研究的學科領域，而且在總結并超越既往成果的同時提升著曲藝研究的學術品質。從而為中國的藝術科學在過去10多年的大發展和大跨越，提供了一個典型的側影。

　　曲藝的藝術教育，長期以來靠的是師傅帶徒、口傳心授。集約性的學校教育起步很晚。20世紀60年代和改革開放以來，除相繼建立的蘇州評彈學校和中國北方曲藝學校兩個中等專業級的曲藝學校之外，曲藝的藝術教育一直落后于事業的發展。而曲藝在新世紀的可持續發展，又不能沒有高等級藝術教育的支撐。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家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的逐步加快，曲藝教育的發展條件日趨成熟。在市場經濟的催生和社會需求的帶動下，一些辦學條件相對較好的藝術院校，開始嘗試著在成人教育序列中，探索開辦有關曲藝的高等級專科教育。比如中國戲曲學院就與中國北方曲藝學校聯合開辦了“曲藝大專班”；中央戲劇學院則開辦了“相聲創作表演大專班”。一些地方的省級或地市級藝校，也陸續試著開辦曲藝創作表演的中專班。方興未艾的高等級曲藝藝術教育，發展的空間非常巨大，前景也會十分美好。

　　曲藝界的良師益友陳云同志生前對曲藝事業提出的希望是“出人出書走正路”。世紀之交的中國曲藝及其發展已然表明，陳云同志的希望正在變為現實。經歷了20世紀的洗禮與變革，特別是近10余年來的開拓與創新，曲藝在新世紀的發展無疑擁有堅實的基礎。相信在未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輝煌交響中，曲藝藝術將奏響更加雄渾壯麗的樂章。

來源 2002年11月8日 中國藝術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