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北京最熱的季節，慶祝徐邦達先生的百年壽辰——1911年，徐先生怎么趕在這么熱的時候就來了，如今這個溫度，可以命名為‘徐邦達熱’。”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文儒的話，引發故宮博物院主辦的“研究與鑒定：徐邦達的意義——祝賀徐老百年華誕學術座談會”與會人士的會心一笑。這是一個快樂的聚會。7月7日，故宮博物院研究員、中國文聯榮委、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常務委員、當今藝術史界唯一健在的歷經百年滄桑的學術泰斗徐邦達100歲生日，文博界以座談方式祝賀徐邦達期頤之壽。作為享譽海內外的書畫鑒定大家和著名書畫家，徐邦達的學術生涯、治學成就被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耿寶昌等學者歸納為一種“徐邦達精神”。

    書畫三千的巨眼

    “徐邦達先生而立之年以善于鑒定和創作書畫知名于上海。1949年初，他放棄了選擇國外生活的機會，被上海市文管會聘為顧問。1950年，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先生調他到北京任文物處業務秘書，他在北海團城負責征集、鑒定歷代書畫，匯集了許多散落在民間的書畫珍品，保護了3000多件古書畫。1953年，徐邦達先生隨著這些國寶奉調到故宮博物院并開辟了繪畫館，為故宮的書畫收藏、展覽和研究作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1983年起，國務院委托國家文物局組織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甄別各地文博單位所收藏的歷代書畫，徐邦達和啟功、謝稚柳、劉九庵、傅熹年等先生歷時數年完成此重任并承擔了培養后學之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說。

    找到10年前徐老過90歲生日時的大紅請柬、引得全場非常興奮的原上海美術館副館長丁羲元則講了一個故事：新中國成立前，沈周的《西山觀雨圖》被兩個日本士兵掠走，一分為二，畫作部分后來輾轉回到故宮，書法題跋部分則流散到臺灣，后來被一位美國醫生買走。“恰好這位醫生是我的朋友，我得知這件事馬上告訴了徐先生，他看過圖片后，鼓勵我勸說醫生捐獻出來。終于在1996年底，這件作品得以完璧歸趙。”

    “史樹青先生曾說，鑒定是眼學，古時也有將鑒定大家稱為‘巨眼’的，我感覺徐邦達先生應該稱為‘國眼’。”中央美院教授薛永年下的“定義”，引起全場的共鳴。

    一錘定音VS反復無常

    《食魚帖》、《溪山行旅》、《雪夜訪戴圖》……中國美術史上經典之作的藝術價值、學術價值在徐邦達的重新發現中被公眾所熟知。“徐先生看過的畫，怎么說也得有十幾萬件，憑借他過人的學識和淵博的文史修養，通常很短時間里就能準確鑒定作品的作者、年代與真偽，學界有‘徐半尺’之美譽。”天津博物館副館長李凱說。

    然而在很多學者眼中，徐邦達的鑒定可以說總在反反復復中敢于否定自我。“榮寶齋在上世紀60年代收購一件仇英的水墨人物，請徐先生來看，他當場說不對，但晚上又打電話給我，說是自己看錯了，因為上海博物館有一件類似的，但背景不一樣。”榮寶齋總經理雷振芳回憶。1984年與徐老相識的美國佛利爾美術館暨沙可樂美術館中國書畫部主任張子寧則整理了1986年與徐邦達先生的通信。“他在5天時間里寫了3封信給我，因為趙子昂的《蘭蕙圖》在美國拍賣，我給他寄去了影印本。當月24日，他寫信說很可能是明末清初的東西，25日他說年代存疑較好，29日他信中說‘我反復研究，覺有真跡可能’。”原故宮博物院陳列部主任單國強則說，上世紀90年代，對于一件吃不準的吳昌碩作品，他能突然發覺自己三四十年代看過此作，還能說出用生絹重新托裱，所以顏色有誤差。

    “訂正自己的鑒定意見的人不在少數，但跟學生說自己買錯東西的人，除了徐邦達先生，我還真沒見到過。”江蘇國畫院畫師、徐邦達弟子蕭平回憶起曾陪徐邦達在故宮看真仿畫展，他對著一張故宮博物院藏細沈仿品說：“這是我60年代買回來的，當初以為是真跡，后來越看越有問題，所以定為仿品了。”

    “徐老治學的嚴謹、認真、實事求是，也在培養后學的過程中‘傳染’給學生。”雷振芳說，1972年，徐邦達還在小石橋住著，他去問問題，徐老舉一反三地耐心講解。曾在80年代陪徐老去廣東看畫長達月余的單國強說，他們在廣東博物館和廣州市美術館看畫，徐老邊看邊問單國強的意見，他答不出，就意識到鑒定需要獨立思考，要有自己的判斷。

    單國強回答不出的問題，原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蕭燕翼曾有獨門秘訣：“他做金農、羅聘代筆和惲壽平兩個專題時，經常問我們看法，我就看他臉色，因為他是性情中人，真偽都寫在臉上，我總能答對。”“沒有他的啟發，我們不可能走上書畫鑒定之路。”單國強說。

    “沒心沒肺”的透明之人

    總字數達600萬字的巨著《徐邦達集》是徐邦達研究書畫藝術60年的心血，共16卷，目前已出7卷。鄭欣淼表示，徐邦達先生堪稱藝術史論界“鑒定學派”的宗師，成為“故宮學派”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繼承了傳統的鑒定方法，又汲取了現代考古學嚴謹的科學手段，將文獻考據與圖像比較有機地結合起來，對數百件早期書畫進行了偽訛考辯，對明清文人畫的鑒定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系統建立了古代書畫的鑒定標尺，真實地還原了中國書畫史的發展脈絡，并上升到學派所必需的體系化的研究成果。薛永年說，他的《古書畫鑒定概論》，集大成又自出機杼，從形式風格、用筆用墨角度入手，確立了書畫鑒定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并確立了不同時期的標準作品，他稱之為“樣板”，稱為20世紀確立的中國書畫鑒定科學的基礎。

    “徐邦達先生在治學上的一大特點就是‘沒心沒肺’——于人情世故，似有所短，亦是其可愛處。”正因如此，他排除了很多干擾因素，專心治學。楊新透露，他在90多歲時曾說：“搞鑒定，以前是虛心，現在是心虛”——對于傳統，他始終虛心，對于涉及真偽的鑒定，他始終小心謹慎。“他是一個透明的人，他的心是透明的。”蕭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