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成立讓民族民間文藝作品的大規模調查采錄成為可能，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國家民委都開展了相應的搜集整理工作，在沿海地區諸省市、革命老區、西南中南少數民族地區、西部地區以及東北三省等地的搜集采錄工作都取得了許多值得贊嘆的成績。特別是在黨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少數民族地區大量的民歌、故事、長詩被發現并整理出版，其中尤以藏族史詩《格薩爾》、蒙古族史詩《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史詩《瑪納斯》三大英雄史詩的搜集采錄為代表。——編者

《格薩爾》：從遠古走向新時代

降邊嘉措

    從雄偉壯麗的青藏高原，到遼闊富饒的蒙古草原；從蒼茫巍峨的昆侖山下，到迤邐萬里的喜馬拉雅山周邊地區，到處都流傳著一部不朽的詩篇，她的名字叫《格薩爾》。她是世界上最長的一部英雄史詩，堪稱史詩之冠；而且她至今在人民群眾中廣泛流傳，是一部活態的英雄史詩。

    《格薩爾》是我國藏族人民集體創作的一部偉大英雄史詩，后來流傳到兄弟民族地區，不斷豐富和發展，成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財富。作為一部口傳史詩，《格薩爾》是一份典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那些才華出眾的民間說唱藝人是史詩最直接的創造者、最忠誠的繼承者和最熱情的傳播者，是真正的人民藝術家。《格薩爾》通過主人公格薩爾不怕艱難險阻，以驚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戰四方的英雄業績，熱情表達了正義戰勝邪惡、光明戰勝黑暗的主題思想。格薩爾降妖伏魔、懲惡揚善，鏟除人間不平、伸張社會正義，引起飽受苦難的藏族人民的強烈共鳴。這也是這部古老的史詩世代相傳、歷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格薩爾》的產生、流傳和演變，從原始社會末期的氏族社會、部落社會和部落聯盟，經奴隸制社會，到封建農奴制時代，直至今天的社會主義時代，這部偉大的英雄史詩，依然在長江黃河源頭、青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周邊地區廣泛傳唱。

    黑格爾說，一部優秀的史詩，能夠顯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會成為一種民族精神標本的展覽館”。《格薩爾》正是如此，它反映了藏民族的重大歷史事實及其基本社會結構，描述了紛繁復雜的民族關系及其走向統一的歷史過程。這是一部形象化的藏族歷史，是研究古代藏族的社會歷史、宗教信仰、民族交往、道德觀念、民風民俗、民間文化等問題的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偉大著作，因而被國際學術界稱為“東方的荷馬史詩”。

    盡管《格薩爾》是一部深受歡迎的偉大史詩，卻一直沒能在更大范圍內發揮影響，更沒有進入主流文化領域。舊西藏實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廣大勞動人民沒有絲毫地位，被貴族農奴主當作“會說話的工具”。勞動人民創造的文化也沒有地位，貴族農奴主輕蔑地把《格薩爾》稱作“乞丐的喧囂”。《格薩爾》在歷史上從未有過集中的搜集整理，而一直在民間流傳，自生自滅。這顆雪域明珠，被蒙上了厚重的塵埃。

    《格薩爾》和藏戲、熱巴舞（即拎鼓舞）是西藏的三大民間藝術。雖然很多民間藝人有著非凡的才華，但命運卻極為悲慘。在舊西藏，唱藏戲的“娜姆娃”和熱巴藝人都要向貴族農奴主繳納人頭稅和歌舞稅，而說唱史詩的藝人則和乞丐一樣要繳納“乞討稅”。說唱藝人大多出身于貧苦農奴和牧奴或其他貧苦人家，他們四處流浪，靠說唱史詩換取微薄報酬，養家糊口。正如他們自己所說：能帶走的只有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腳印。許多優秀的說唱藝人默默去世，人亡歌息，致使大量說唱資料未能保存下來，不少珍貴的手抄本、木刻本以及文物古籍都令人痛心地散失了。

    在科學意義上，第一批研究《格薩爾》的專著產生在國外，第一個研究《格薩爾》的學術機構在國外建立，最早的《格薩爾》外文譯本出自外國學者之手。甚至喜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王國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持下出版了30集的《格薩爾》叢書，這是當時國際上最完善的一套整理本。我國在《格薩爾》研究、整理的很多方面都處于落后狀態。

    新中國成立以后，百萬農奴和廣大勞動人民翻身解放成了國家的主人，同時也成了文化的主人。《格薩爾》被作為重要的民族文化遺產，終于顯現出真正的光彩。

    新中國成立之初，茅盾、周揚和老舍等就對《格薩爾》表示了關注。1958年，為迎接新中國成立10周年，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廣大藏族地區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了搜集整理搶救《格薩爾》的工作。1960年，蒙古族著名《格斯爾》（蒙古族地區把《格薩爾》翻譯成《格斯爾》）說唱藝人琶杰被授予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個人榮譽稱號，并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讓廣大說唱藝人和《格薩爾》工作者深受鼓舞。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正當《格薩爾》搜集整理工作開始順利發展時，卻遭到了極“左”思潮的嚴重干擾，尤其在十年動亂期間，《格薩爾》被打成“大毒草”，很多優秀的說唱藝人和《格薩爾》工作者遭到迫害，大批珍貴資料被焚毀或散失，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迎來文藝的春天，這部古老的史詩再次表現出強大的藝術生命力。

    1979年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上，民族民間文學界的領導同志和前輩專家積極呼吁，首先為《格薩爾》“平反”，同時決定立即開展搶救工作。1980年，國家民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四川召開了第一次《格薩爾》工作會議，具體工作由剛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進行。西藏的同志匯報了粉碎“四人幫”后所取得的成績，重點匯報了西藏師范學院、西藏自治區文聯籌備組等部門記錄整理扎巴老人說唱本的情況。不久，經中宣部批準，決定由文化部、國家民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文聯共同組成《格薩爾》工作協調小組，協調、組織和推動全國的《格薩爾》工作。1983年，在制定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六五”規劃時，第一次將《格薩爾》的搜集整理列入國家重點科研項目。1984年，經中宣部批準，由文化部、國家民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文聯組成《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西藏、青海、四川、甘肅、云南、內蒙古、新疆等有《格薩（斯）爾》流傳的省、自治區都建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來共同完成這一艱巨而又意義深遠的文化事業。

    1984年，在拉薩召開的西藏、青海、四川、甘肅、云南、內蒙古、新疆七省區《格薩（斯）爾》說唱藝人演唱會上，西藏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的領導與各民族《格薩（斯）爾》工作者共同慶祝著名說唱藝人扎巴老人79歲誕辰，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瑪和各族歌手引吭高歌，真誠為老人祝福。

    現在，一個中國特色的《格薩爾》學的學術體系已經形成，并不斷完善、充實和發展。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國《格薩爾》研究的落后狀況從根本上得到了改變，《格薩爾》這一學科令人傷心的時代已經永遠地結束了，它已經發展成為一門讓藏族人民、同時也是讓整個中華民族感到驕傲和自豪的學科。藏文《格薩爾》已經流傳到世界許多國家，其中部分章節被翻譯成英、俄、德、法、日、印度、尼泊爾等國文字。《格薩爾》研究已經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科。

    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一支有藏、蒙古、漢、回、滿、白、納西、朝鮮等民族，包括說唱、搜集、整理、翻譯、出版、教學、學術研究、組織領導在內的老、中、青三代結合的《格薩爾》科研隊伍。著名說唱藝人扎巴、桑珠、玉梅、才讓旺堆等人的說唱本正在整理出版，并將繼續加大藝人說唱本的記錄、整理、出版和研究的力度。它潛在的學科優勢、深厚的文化內涵、豐富的社會功能，在繼承和弘揚優秀文化傳統、建設民族新文化的事業中必將發揮巨大的作用，對于促進邊疆地區的社會穩定、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我與《瑪納斯》演唱大師居素普·瑪瑪依

郎櫻

    1965年8月，我大學畢業后被分配至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即現在的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工作。剛報到，單位便派我赴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首府阿圖什，參加《瑪納斯》工作組的翻譯。那時交通不便，我從北京坐火車五天五夜，途經烏魯木齊，后又在汽車上顛簸了七天，經過半個月艱苦跋涉，才到達設在阿圖什的《瑪納斯》工作組。

    《瑪納斯》工作組由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聯、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政府三方于1964年組建。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陶陽同志已于當年先期到達，并參加了史詩《瑪納斯》普查與搜集工作，他與新疆文聯的劉發俊是《瑪納斯》工作組的組長。由于我學的是維吾爾語言文學專業，與柯爾克孜語比較相近，他們就讓我參加史詩《瑪納斯》的翻譯工作。《瑪納斯》工作組的人很多，不僅有參加史詩翻譯的柯爾克孜族與漢族的同志，還有多位演唱史詩的歌手。其中最重要的成員是被譽為“活著的荷馬”的《瑪納斯》演唱大師居素普·瑪瑪依。那時，他是世界上唯一能完整演唱6部《瑪納斯》（19萬多行）的大歌手（20世紀70年代，他完整地演唱了8部《瑪納斯》，共計23萬多行）。

    剛大學畢業便有機會參加史詩采錄工作，我非常幸運。那年我24歲，是《瑪納斯》工作組年齡最小的成員。參加史詩翻譯的有來自北京的師長、學長，還有來自新疆各地的學者與翻譯家。尤其榮幸的是，我能與《瑪納斯》演唱大師居素普·瑪瑪依朝夕相處，聆聽他充滿激情的演唱。他質樸善良，對人和藹，與《瑪納斯》工作組所有成員的關系都很好。我年齡最小，他對我也特別關照。我在翻譯中，有不懂之處，向他請教，他會特別耐心地給我講解。可以說，與居素普·瑪瑪依的相識，改變了我的人生。是他引領我走上史詩研究之路，使我傾注畢生精力于《瑪納斯》，并與柯爾克孜民族結下深厚的情誼。

    居素普·瑪瑪依1918年出生于阿合奇縣哈拉布拉克鄉麥爾蓋奇村一個偏僻的山區牧場。《瑪納斯》普查時，工作人員發現了他演唱史詩的才華。《瑪納斯》工作組就在他的家鄉記錄他演唱的史詩，他半天勞動，半天演唱史詩，7個月時間里共演唱了5部《瑪納斯》。為了讓他集中時間演唱史詩，1964年，他被請到阿圖什的《瑪納斯》工作組。我到工作組時，他剛演唱完《瑪納斯》的第6部，在對以前演唱的史詩進行補唱，并演唱其他的柯爾克孜史詩（除《瑪納斯》之外，居素普·瑪瑪依還演唱了9部傳統的柯爾克孜史詩）。

    居素普·瑪瑪依47歲時就是一位大歌手，也是《瑪納斯》工作組中的核心人物。《瑪納斯》工作組記錄著他演唱的史詩，翻譯著他演唱的史詩。陶陽同志總是鼓勵我們說：“居素普·瑪瑪依是我們發現的最偉大的瑪納斯奇（演唱《瑪納斯》的歌手），通過我們的記錄與翻譯工作，要將居素普·瑪瑪依推向全國，推向世界。”工作組也邀請過來自各地的史詩歌手在群眾集會上演唱，面對聽眾，瑪納斯奇會根據史詩的內容情節，輔以多種手勢與動作，使演唱更為精彩，并與聽眾互動。

    1965年的阿圖什，雖然是柯爾克孜自治州州委與州政府的所在地，但那時唯一的道路就是一條不長的土路，街上只有一家干打壘（土坯蓋的房子）的雜貨點，一家干打壘的飯館，里面是木頂土墻土地，兩張桌子，四個條凳。州政府大院內靠邊的一排平房就是《瑪納斯》工作組成員的宿舍，同時也是工作室。冬天買點酥油涂抹在烤饅頭片上，夏天買點水果，對于我們來說都是最奢侈的享受。居素普·瑪瑪依不僅要演唱史詩，還要回答6個翻譯組（每個組有一名柯爾克孜族同志與一名漢族同志）提出的各種問題。但是他與我們一樣飲食簡單。那時的物質生活相當匱乏，但是《瑪納斯》工作組的同志們團結一致，勤奮工作，每天夜里北京時間晚10點就要拉閘停電，我們就點起蠟燭繼續工作到深夜。居素普·瑪瑪依就是在這種條件下，超強度、超負荷地演唱史詩，終于使這部氣勢磅礴、篇幅浩瀚共計8部23萬多行的《瑪納斯》得以傳世。

    20世紀80年代，《中國少數民族史詩》列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承擔了《瑪納斯》研究工作。《瑪納斯》作為我國三大史詩之一越來越受到國內外的重視。《瑪納斯》是一部口耳相傳的史詩，所以，深入田野、深入柯爾克孜牧區，對史詩歌手、聽眾以及史詩的演述語境進行調研以獲取第一手資料，就成為我研究《瑪納斯》的基本方法。我主要依據的是居素普·瑪瑪依演唱的文本，40多年來不敢懈怠，撰寫了《〈瑪納斯〉論》等多部論著，發表數十篇論文，對居素普·瑪瑪依的《瑪納斯》文本來源、傳承譜系有了新的認識。他演唱的《瑪納斯》內容古老，語言富于表現力，描寫了瑪納斯家族祖孫八代前仆后繼抗擊入侵者，與各種惡勢力進行斗爭的事跡，充滿了英雄主義氣概，塑造了上百個栩栩如生的人物，藝術化地展現了柯爾克孜族的古代生活畫卷。史詩譜系式發展結構以及悲劇的美學特征，是《瑪納斯》區別于其他史詩的獨特之處。

    1965年到1966年，我在《瑪納斯》工作組只待了9個多月，但是成員之間的情誼雖歷經40多年的歲月卻依然溫暖如昨。那種純樸的人際關系特別值得留戀。那是一個只講奉獻、拼命工作的時代，對于我來說，在《瑪納斯》工作組的經歷是一筆精神財富，是推動我努力工作的動力，也是我一生最美好的記憶。40多年來，無論是居素普·瑪瑪依到北京開會，還是我去阿圖什、阿合奇做田野調查，我都會去拜訪他，向他請教。在長期的交往中，他視為我為女兒，我也已經把他當作慈祥的父親。2007年4月，我專程去阿合奇縣參加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與阿合奇縣政府為居素普·瑪瑪依90華誕舉行的隆重祝壽活動。面對90歲的居素普·瑪瑪依，40年前的往事歷歷在目，正是在他的指引下，我才走上了《瑪納斯》研究之路。我經常想，兩千年前，荷馬的出現使希臘史詩《伊利亞特》與《奧德賽》得以存留下來；兩千年后，居素普·瑪瑪依的出現，才使柯爾克孜族偉大的史詩《瑪納斯》得以保存與傳承。他們同樣功垂青史。作為柯爾克孜史詩研究者，我能與“活著的荷馬”居素普·瑪瑪依生活于同一個時代，并在漫長的歲月中得到他不斷的指教，對我來說真是千載難逢的幸運之事。

流淌在血脈里的《江格爾》

斯欽巴圖

    《江格爾》這部氣勢恢宏的偉大史詩，產生于我國新疆的衛拉特蒙古民間，隨著歷史上衛拉特蒙古人的遷徙，逐漸傳播到蒙古國以及俄羅斯伏爾加河畔的卡爾梅克蒙古地區，成為跨國界流傳的鴻篇巨制。

    《江格爾》是一部以主人公江格爾的名字命名的史詩。它熱情謳歌了以圣主江格爾汗為首的六千又十二位勇士，講述了他們為保衛以阿爾泰圣山為中心的美麗富饒的寶木巴國，同來犯的形形色色的兇殘敵人進行英勇斗爭的故事，洋溢著愛國主義熱情和英雄主義氣概。

    與世界其他著名史詩相比，《江格爾》有它獨特的結構。許多民族的史詩是以連續的故事情節為主線貫串而成的，有的英雄史詩則以英雄人物的活動為主線。《江格爾》屬于后者。它的各個章節都有一批共同的英雄人物形象，并以此為聯系搭成它的結構體系。以江格爾汗為首的洪古爾、阿拉坦策吉、古恩拜、薩布爾、薩納拉、明彥等人物及其英雄事跡貫串各部長詩，使這數十部長詩統一為規模宏大的《江格爾》史詩集群。除了少數幾章外，《江格爾》的各部長詩在情節上互不連貫，各自像一部獨立的長詩，平行地共存于整部英雄史詩當中。國內學界將這一結構稱作“并列復合型英雄史詩”。除了這種總體結構外，《江格爾》的各部長詩也有自己的情節結構，它們都由序詩和基本情節兩部分組成。序詩以靜態描寫手法介紹江格爾及其家鄉、人民和眾位勇士，基本情節部分則以動態敘事描寫他們驚心動魄的英雄業績。

    雖然《江格爾》產生并主要流傳于我國新疆的衛拉特蒙古人中，但是由于中、蒙、俄三國民俗學、民間文藝學發展的不平衡，俄羅斯和蒙古國兩國采錄《江格爾》的時間要早于我國。尤其是俄羅斯，他們開始對江格爾奇（演唱英雄史詩《江格爾》的民間藝人，蒙古語叫做江格爾奇，他們是《江格爾》這部不朽的英雄史詩的保存者和傳播者）及《江格爾》的采訪、記錄要早于我國150年。1802年至1803年間，德國旅行家貝爾格曼在伏爾加河流域的卡爾梅克人中發現、記錄并發表了《江格爾》兩部長詩的轉述本，由此揭開了《江格爾》史詩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的序幕。《江格爾》學研究迄今已經有了200多年的歷史，并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性專門研究課題。其間，從俄羅斯卡爾梅克蒙古地區搜集出版了《江格爾》31部獨立長詩的數十種異文；從蒙古國境內搜集出版了《江格爾》的不同異文25種。

    在我國，記錄新疆衛拉特蒙古《江格爾》史詩的工作從一開始就與進步知識分子結下了不解之緣。1935年，漢族知識分子邊垣到新疆參加革命，不久被軍閥盛世才逮捕入獄。與他同一個囚室里，有一個名叫滿金的蒙古人，是一個業余的江格爾奇。滿金經常演唱《江格爾》史詩中英雄洪古爾的故事，以打發囚室里漫長的時間，也以洪古爾堅強戰斗的精神鼓舞自己和同伴，鼓起生活的勇氣和奮斗的意志。久而久之，邊垣記住了其中一部分故事，他出獄后，根據記憶整理出了一部關于洪古爾的史詩。195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邊垣用漢語轉述、編寫的史詩《洪古爾》，1958年作家出版社在北京再版。在獄中，一位熱愛《江格爾》的藝人在演唱，而一位熱愛人民的革命者在心中暗記，共和國歷史上第一部關于英雄史詩《江格爾》的書，就這樣誕生了。然而遺憾的是，由于我們一直沒能與邊垣本人或他的后人取得聯系。關于邊垣、關于《洪古爾》這部書，還有一些疑問到現在還沒有揭開。

    我國開始大規模搜集搶救《江格爾》，是從1978年開始的，雖然起步晚，但成績很突出。那是因為得到了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20世紀80年代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新疆《江格爾》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在自治區黨委常委、人民政府副主席巴岱的直接領導下，開展了大規模搜集搶救工作。從那時起，新疆衛拉特地區發現的江格爾奇人數達到106位之多，他們少則能演唱一兩部，多則能演唱20多部不等，記錄他們演唱的《江格爾》史詩長詩有250多部，出版《江格爾》科學資料本、文學普及本、漢語翻譯本共計60余種，震動了國際學術界。

    隨著搜集出版工作取得一個又一個成績，我國《江格爾》研究也隨之發展了起來，開始在國際《江格爾》研究領域發出中國的聲音。到目前為止，國內各級各類刊物上發表的有關《江格爾》的學術論文近2000篇，出版學術專著幾十部，召開有關《江格爾》的國際會議4次，贏回了我國作為《江格爾》的故鄉所應有的國際地位。

    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遷、大眾傳媒的發展和市場經濟與全球化進程的日益加快，《江格爾》的傳承也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形勢，江格爾奇的數量從之前的100多名銳減到目前的幾十名。不過，我們也不必為此感到特別的沮喪和悲觀。進入21世紀后，我國啟動了保護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工程，《江格爾》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各地各級政府開始重視《江格爾》傳承人的保護與培養工作，采取各種措施搶救和保護《江格爾》口頭傳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疆民間文藝家協會等各類機構也紛紛在新疆《江格爾》流傳地建立田野研究基地、“江格爾村”等等，以推進《江格爾》研究與保護工作。我們相信，在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與關懷下，我國《江格爾》工作必將取得更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