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京 １９４６年生于陜西西安，現任中國藝術市場聯盟副主席，中國藝術研究院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陜西省文聯副主席，西安中國畫院院長、黨組書記，西安美術家協會主席，兼任西北大學、云南大學、西安美術學院教授，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一級美術師，被國務院授予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榮獲“中國時代先鋒人物”、“中國文藝終身成就藝術家”、“第四屆中國改革十大最具影響力新銳人物”、“陜西省紅旗人物”、“陜西省行業領軍人物”、“陜西省優秀共產黨員專家”、“勞動模范”等稱號。

    在進入本文正題之前，我想說的是當代中國畫壇是否意識到應該對“徐蔣體系”進行完整的梳理工作，并對該體系的精神有一個完整的繼承。對于應付時局而形成的一陣風似的“后中國式學風”應進行深刻的反省�！昂笾袊�式學風”是知識分子在經歷了諸多的政治運動后所形成的處世方式。這種學風和五四運動乃至五四運動以前古代中華文人“士風骨”是截然不同的治學形態。前者可以用這樣一些詞匯來表述：投機滑巧、趨炎附勢、急功近利，甚至不擇手段；而“士文人風骨”可以這樣來表述：良心、擔當、理想、和敬與浩然之氣�！靶焓Y體系”正是在五四運動以來“士人風骨”高揚之際，在中國藝術領域形成的奇葩。它的精神本質絕非僅僅是“以西濟中”而形成的技術層面的東西，它是中國古典士文化精神和西方現實主義文化精神成功“嫁接”而產生的中華文化的新氣派與新氣象，是中華新文化的主旋律之一。在文學領域和美術領域分別是以魯迅先生和徐悲鴻先生為代表的中國現實主義文藝傳統。中國現實主義文藝傳統的精神本質是以藝術家獨立的人格和深沉的良知關注社會、關注現實人生、關注生命個體。除了具備中國現實主義文藝傳統的精神本質外，“徐蔣體系”的另一個主要特點是遵從藝術規律，完整地吸收了西方繪畫的諸多技術特點，并沿著融入中國筆墨精神這條主線進行探索與拓進。這樣就為中國美術重開新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使這個開局成為可能。可惜的是，當中國美術還沒沿著這條主線發展時，如火如荼的政治運動就中止了它。由階級斗爭的“站隊觀”替代了以“良知”為本的現實主義文藝觀，這樣使“紅、光、亮”和“花言巧語”也成為了中國美術的語言元素之一，它的危害至今猶存。看了王西京的新作《兵諫一九三六》，結合以上的一些回顧，我更有一種言說的沖動，但依然是由“徐蔣體系”這條主線牽扯而出。

    平心而講，《兵諫一九三六》是一幅讓我產生重新閱讀所有王西京繪畫文本愿望的作品。它讓我對王西京在繪畫文本言說方式上拓進的這條軌跡有了進一步了解的強烈愿望。一位哲人曾說，要想完整地了解一個人，你就深入到他的靈魂。要想準確地解讀藝術狀態下的王西京，這也只是唯一的辦法。對于《兵諫一九三六》這幅新作給我帶來的心靈震撼，作為職業習慣，我做了一個刨根問底的工作。我用哲人的那句指導，閱讀了王西京幾乎所有的繪畫文本，從早期的諸多肖像畫到主題性創作，直至他的新文人畫形態，我似乎看到了一條清晰的主線——沿著“徐蔣體系”，以文化人的良知，一直扎根于中國現實主義文藝傳統，心無旁騖、忍耐寂寞，并茁壯成長，從這一點來講王西京和我崇拜的另一位畫家周思聰先生是十分相近的。而《兵諫一九三六》正是他在這條文藝主線上辛勤拓進的、奉獻給社會的最新藝術成果。從藝術的創作規律來講，《兵諫一九三六》在藝術上的拓進，可以從兩方面來解讀，最為直觀的就是繪畫文本本身所涵蓋的所有技術層面的東西，當然從繪畫的本體來講并沒有絕對的技術層面，只有在文本精神內涵統領下的相對“技術”。而創作主體的創作心理機制才是我們解讀繪畫文本的核心所在。從技術層面來講，王西京幾十年如一日，絕對是十分清醒的，他是一位十分注重繪畫技巧的畫家，但他在技法上的諸多突破，卻實實在在是建立在繪畫觀念更新的基礎之上的，這就避免了唯技術論者落入“僵化”與“匠化”的窠臼。以先進的文化理念，把自己置身于民族文化發展的潮流中，冷靜地把握民族文化的脈搏，然后指導自己在技術層面的突破，是王西京藝術形態的主流意識，惟有這樣，王西京的藝術拓進才與“技近乎道”保持了共振與同步。在新作《兵諫一九三六》的創作中，可以看出王西京在以往肖像創作和主題性創作中一以貫之的探索主線，他有條不紊地沿著這條主線進行推進。以愈發細微的藝術敏感，把筆墨的內在精神含載和西畫色彩與光影排序所對應的細微情緒敏銳地進行撲捉，通過構成進行有序的排列，演奏出了黃鐘大呂般的音效，并釋放出浩然之氣是王西京在藝術創作中的一個技術性主線。這條主線對于王西京來講有一個逐步清晰的過程，新作《兵諫一九三六》正是這個探索過程中的最新成果。可以說，《兵諫一九三六》是“徐蔣體系”在當代的最為直接的傳承與最新的學術成果。中國現實主義文藝傳統是針對中國新時期的文化現狀而提出的，要觸及民族文化的內在陰暗面，傳統繪畫顯然具有“說服力”差，這個最為致命的弱點。“花言巧語”的所謂詩情畫意顯然不能解決中華民族在邁向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切傷痛，要針砭“民族靈魂內在的頑疾”，具有現實主義敘事性的現代繪畫文本無疑是不可避免的選擇，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學的崛起是這種民族文化困惑在文學界的直接反應，而“徐蔣體系”就是這種思潮在美術界的反應。王西京在美術創作上的巨大成就皆來源于他對于中國文化的這段歷史有著清醒和深入的理解與認識，所以，他選擇了沿著“徐蔣體系”這條中國當代美術的主線心無旁騖地進行拓進，就順理成章了。可惜，在當代中國能認識到這一點，并能一以貫之堅持下來的中國畫畫家并不多，而它的危害甚至已深入到了中國當代學院美術教育。

    “徐蔣體系”的精華在于現實主義的文藝精神，這就涉及到了藝術創作主體內在心理機制問題。一幅藝術精品的誕生在于，創作主體內心世界與創作題材的一種共鳴性，舍此而無它。從事藝術創作的人都有這樣一個感受，主客體的共鳴是調動和挖掘一切藝術創作潛力的鑰匙，在這種狀態下，創作主體才會進入到一種“人我兩忘”之境，而感人至深的藝術火花就是在此時產生的。噴薄而出的藝術感染力在此時就會以混然無跡之象展現在觀眾眼前。而這種藝術創作的心理機制是創作主體長期培育的結果。首先，創作主體要有一種“赤子”之心，也就是胸懷天下蒼生的情懷。第二，創作主體要有別于常人的“時空感”，縱向要能置身于歷史的長河，橫向要能超越國界與民族來思考人生與社會，這也是一種很現實的“圣人”之德。達不到這兩點是很難進入到最佳的藝術創作心理機制的。王西京的新作《兵諫一九三六》，給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它是站在歷史的長河中，完成的不可多得的藝術佳作。作為一位欣賞者，應在經過了中國歷史的沐浴后再來觀賞這一幅作品。因為經過歷史的洗禮，我們會學到寬容與博愛，我們還會變得善于反思，經過這樣的“澄心凈意”之后，欣賞作品時的共鳴就自然生發了。在《兵諫一九三六》的畫面處理上，最為讓我贊嘆的是在一種共鳴的創作心理機制下，王西京把光線作為美術語言，已發揮到一種極致的狀態，張楊二將軍頭部后的燈光形成了類似宗教題材神仙的背光，對于士兵的頭部上方的燈光也巧妙地幻化成為一種“背光”效果，直接把人性的光輝之處上升為神性的崇高與偉大，這種大膽的處理是“做”不出來的，它是情感共鳴后的必然產物。王西京在這幅新作之中運用了文學的“史詩性”手法，并把它發揮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以赤子的情懷感受著創作題材帶來的心靈上的沖擊，從畫面中仿佛看到了他在創作過程中化解“悖謬”所產生的絲絲苦痛，以“感情移入”進行藝術創作雖然是一種最佳的創作心理機制，但是其中對創作主體帶來的身心影響是局外人永遠無法理解的，因為真正的藝術創作就是一種舍棄自我的奉獻過程。王西京的新作《兵諫一九三六》從表象上來看，可以說是順利完成了，但你要是了解了這幅作品產生過程，那么用“悲欣交集”來形容當下的心態，實在是再合適不過的了。悲的是王西京完成這幅作品決非一蹴而就，而是30年磨一劍，他用了３０多年的時間體悟了中華民族這段最為慘烈和悲壯的歷史，其中之苦無人能知。可以說王西京在１９８０年創作《千古功臣》時就開始為這幅新作做了鋪墊。悲的是王西京試圖用自己薄弱的心力為中華民族的那段苦難歷史做一個讓子孫后代能夠明心見性的注解，他那種以“士精神”為靈魂依托的振臂一揮，在茫茫無序的意識流中是那么讓人心碎與不安，因為一個沒有血性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有人說王西京創作這個題材有先天優勢，因為他生在西安長在西安，這也算是一個理由，但你想過沒有在眾多以“歌舞升平”為題材的藝術家中，哪個還能夠正視這段歷史，并把自己的意識在這段民族的苦難中再次浸漬一次，因為我們舒服的日子太久了，這也就是所謂的“溫水煮蛙”效應；當然西安事變中的張楊二將軍和王西京的那一絲扯不斷的血脈關系是形成這幅《兵諫一九三六》創作心理機制的重要助緣。他和楊虎城將軍的那絲血脈關系，加上關中漢子那種獨有的執拗與正直，作為畫家的王西京有一種用畫筆表現先輩的沖動，８０年代兩岸有了交流后，王西京作為楊虎城將軍的后人代表之一在臺灣探望了張學良老人，溫情脈脈的同胞之情，讓王西京堅定了以藝術家的良知，用畫筆來宏揚那種撥開迷霧后，而顯露出的真摯的民族情感。從這個角度來看，王西京在新作《兵諫一九三六》中的諸多探索無疑是十分成功的，因為情感因素帶來的突破，已經超越了技巧層面的突破。

    有人說，王西京的這幅新作《兵諫一九三六》依然是走政治路線，延續的還是領袖題材那一套，我認為這正是王西京的成熟之處。我們常講推動歷史進程的是廣大人民群眾，但我們不可忽略的一點是，一個成熟的現代社會最為需要的是能夠給廣大人民群眾指明未來之路的精英。一個崇尚精英的社會是能夠贏得未來的社會。那么究竟什么是精英？其實這正是王西京從藝以來所思考的一個主要問題。對于他來講，顯然一定有了自己的答案。他筆下的那些人物形象都是影響了整個中華民族文明進程的歷史人物，這無疑就是王西京的“精英”觀。在此我要強調的是，作為民族精英的政治人物和領袖人物為什么不可以進行宏揚？

    從中國美術史來看，王西京的新作《兵諫一九三六》無疑是一幅散發著現實主義精神的精品之作，它是沿著“徐蔣體系”這一主線，在新時期的重要藝術成果之一；它是王西京對子孫后代的一個交代，對中華民族歷史的一個交代。他用畫筆傳達了文學所含載的那份厚重的現實主義精神，如果說技術層面的諸多拓進是這幅新作的一翼，那么冷靜與深邃的歷史觀肯定就是這幅作品的另一翼，而王西京對祖國和人民深沉的愛才是這幅新作《兵諫一九三六》的靈魂所在！最后我用“心系千古神暢無極”這個短語來對王西京的新作做個結語，愿王西京先生多出精品，藝術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