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起來到明天》是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上午１０點左右拍的。頭天晚上廣場上的花圈都被收走了，人們憤怒了，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高唱國際歌，從大會堂開始手挽手地走，目標是廣場東側的‘工人民兵指揮部’，那是一個小樓，如今已經沒有了。那景象十分悲壯，頗有走向刑場的氣概。我趕到他們的前面拍了幾張，自己也很感動。這一天是整個活動的高潮，對周總理的愛，對‘批鄧’的不滿，對‘四人幫’的憤怒，全都在這一天里爆發了。”

    這是著名攝影家吳鵬對自己的代表作《團結起來到明天》拍攝過程的一段回憶。當時正值清明節前后，席卷全國的悼念周恩來總理、反對“四人幫”和極左路線的群眾運動最終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達到頂峰，自發而來的群眾達２００多萬人次，人們在廣場上敬獻了數以千計的花圈和花籃，張貼了無數詩篇和悼詞，寄托憤懣之情。吳鵬所說的“頭天晚上”，也就是４月４日晚，群眾運動被錯誤地定性為“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革命性質的反撲”，于是江青等人下令沒收全部花圈和花籃，撕毀悼文，逮捕無辜群眾。第二天，即４月５日，幾十萬人涌向廣場，要求歸還花圈，釋放被捕者。因為那個年代有照相機的人不多，而且當時專業記者們也不能公開去拍，當時在場的許多攝影愛好者也因為形勢的緊張而不敢隨便拿出相機，所以吳鵬的這張《團結起來到明天》就成了記錄下那一天和那個場景的唯一的照片。

    當然，能拍到這張照片絕非偶然。吳鵬說，１９７６年１月８號，周恩來總理逝世，剛一聽到廣播他就去了天安門廣場。從那時起，直到４月５日，這期間他去了許多次，可能是當時那批拍照的人里面去的次數最多的一個。尤其是３月以后，幾乎天天去。那時他在北京豐臺當鐵路工人，為了拍照方便，寧可上夜班，也要騰出白天的時間去廣場。“別人怎么樣我不知道，我是很明白為什么去拍攝的。而且從技術上講，我已經沒有問題了，只要能拍，我肯定能拍到好照片。”

    在當時的情況下，在天安門廣場拍照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有時有人盯梢，告訴吳鵬別拍了，他就收起相機，過了一會兒，他們看他沒動靜，就不盯了，這時他又開始拍。尤其是在４月５日前后，吳鵬說有3次他差點被抓走。“４月２日，有個跟了我很長時間的便衣抓住了我。這時圍上來好多人，大聲說‘不許帶人’，‘我們悼念總理怎么啦？’這一起哄，那個便衣也沒轍了，只好走開。４月３日晚上，一批士兵和警察在廣場把大家圍住了。正好我面前站的是個新兵，我就急中生智，大聲喊：‘這兒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那戰士問我：‘干什么的？你從哪兒來？’我說我找自行車呢，那戰士就說那你快出去吧。這樣我又逃了。還有一次是在４月５日當天晚上，大批士兵和警察突然出現并從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還有南北兩側開始往廣場中央收攏。就聽見有人喊‘抓人啦’，大家就都跑，而且都是朝著南邊方向跑。到了南邊時，正好有一輛２０路公共汽車路過，警察讓汽車趕快走，我就借著汽車的掩護跑出了廣場。警察在后面喊‘站住’，這會兒哪能站呢。我一口氣跑到北京飯店才敢停腳，算是又漏網了一回。”

    “四五”攝影運動被普遍認為是新時期攝影的開端。在這場運動中，吳鵬等當時的一批業余攝影愛好者就是這樣冒著生命危險“沖鋒陷陣”。他們拿著檔次不高的相機，里面裝著從電影廠里淘換來的黑白膠卷或者是幾角錢一個的國產“代代紅”卷，憑著一顆火熱的心和一雙敏銳的眼睛，拍下了數以萬計的照片，終于使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沒能成為影像的空白。《團結起來到明天》更因為其唯一性而顯得彌足珍貴。從藝術性的角度看，這幅照片在動態的生活原型中抓住了瞬間的精華——人們行進中情緒最激昂時，以及取景框截取的畫面富有視覺的吸引力。照片題目用《國際歌》中的一句歌詞“團結起來到明天”，也很出彩，既是現場實況的生動再現，又是“四五運動”精神的典型表現。正因為如此，這幅作品后來在１９７９年中國文聯、中國攝協、文化部聯合舉辦的“人民總理為人民，人民總理人民愛”大型攝影展覽上以不容置疑的影響力獲得了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