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新中國６０年民族音樂的發展歷程，可以從多種角度來審視。因為，對中國民族音樂的界定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來說，凡是產生并活躍在中華大地的音樂都是中國民族音樂；狹義而言，則是指在我國傳統音樂基礎上發展延伸而來的現代民族音樂。本文側重于從繼承傳統的角度來回顧６０年來中國民族音樂的創新發展歷程，重點觀照民族音樂的創作及遺產收集整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傳統音樂洋溢新的生活氣息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國的誕生，為中國民族音樂傳統的繼承與創新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毛澤東提出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等文藝方針，使中國民族音樂傳統在新的歷史時期與現代生活更好地銜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后的１７年，無論是民族音樂的創作、表演、教育、理論研究，還是民族音樂遺產的收集整理，對如何在繼承傳統中尋求創新發展，都作了許多有益的實踐和探索。
那是一個朝氣蓬勃和充滿理想的時期。
這一時期，民族音樂一派欣欣向榮。周恩來在《第一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凡是在群眾中有基礎的舊文藝，都應當重視它的改造……現在是新社會新時代了，我們應當尊重一切群眾愛好的舊藝人�！备鶕h和政府的指示，建國初期相繼舉辦了規模甚大的“第一屆全國民間音樂舞蹈會演”（１９５３年４月）、“全國群眾業余音樂舞蹈觀摩演出”（１９５５年２至３月）、“第二屆全國民間音樂舞蹈會演”（１９５７年３月）等大型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推出了一些杰出的民間音樂人才，如：管平湖（古琴）、吳景略（古琴）、曹東扶（古箏）、王巽之（古箏）、羅九香（古箏）、林石城（琵琶）、陸春齡（笛子）、馮子存（笛子）、楊元亨（管子）、趙松亭（吶嗩）、安來緒（西安鼓樂）、朱勤甫（蘇南吹打）、朱仲祿（花兒）、色拉西（馬頭琴）、寶音德力格爾（蒙古族長調）、吐爾地阿洪（維吾爾族十二木卡姆）、阿泡（苗歌）等。也產生了許多優秀作品，其中民間樂曲有笛子獨奏曲《鷓鴣飛》（陸春齡根據湖南民間樂曲改編）、《喜相逢》（馮子存改編）、《三五七》（趙松庭根據婺劇唱腔改編），雙管獨奏曲《江河水》（王石路、朱廣慶等根據遼寧鼓樂曲牌改編）、嗩吶曲《百鳥朝鳳》（任同祥等根據山東民間曲牌改編）等。這些作品既有濃郁的傳統音樂韻味，又有“新”的生活氣息，受到了人們廣泛的歡迎。
民樂創作涌現兩次高潮
廣大音樂家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一方面努力在創作中充分發揮傳統音樂的能量，另一方面又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和尋求新的音調和新的節奏，將民族風格和時代精神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在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０９年間，我國的民族音樂出現過兩次大的音樂創作熱潮：一次是上世紀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前期，另一次是八九十年代。
在民族聲樂創作方面，題材、體裁和形式比較多樣化，出現了許多思想性和藝術性較高的具有民族風格的歌曲及歌劇作品。五六十年代的歌曲代表作，如《歌唱二郎山》（洛水詞/時樂■曲）、《新疆好》（維吾爾族民歌/馬寒冰詞/劉熾編曲）、《英雄們戰勝了大渡河》（魏風詞/羅宗賢、時樂■編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美麗其格詞曲）、《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彝族民歌/范禹詞/麥丁編曲）、《牧歌》（內蒙古民歌/海默詞/瞿希編曲）、《我的祖國》（喬羽詞/劉熾曲）、《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蘆芒詞/呂其明曲）、《九九艷陽天》（胡石言、黃宗江詞/高如星曲）、《采茶舞曲》（浙江民歌/周大風作曲編曲）、《娘子軍連歌》（梁信詞/黃準曲）、《敖包相會》（海默詞/通福曲）、《花兒為什么這樣紅》（塔吉克民歌/雷振邦改詞編曲）、《誰不說俺家鄉好》（呂其明、楊庶正、肖培珩詞曲）、《珊瑚頌》（單文詞/胡士平、王錫仁曲）、《挑擔茶葉上北京》（葉蔚林詞/白誠仁曲）、《烏蘇里船歌》（赫哲族民歌/郭頌、胡小石詞/汪云才、郭頌曲）、《洗衣歌》（羅念一、董榮、李俊深詞/羅念一曲）等等；改革開放以來，民族聲樂的精品之作頗為多見，如《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鄔大為、魏寶貴詞/鐵源曲）、《請到天涯海角來》（鄭南詞/徐東蔚曲）、《長江之歌》（胡宏偉詞/王世光曲）、《敢問路在何方》（閻肅詞/許鏡清曲）、《十五的月亮》（石祥詞/鐵源、徐錫宜曲）、《枉凝眉》（［清］曹雪芹詞/王立平曲）、《重整河山待后生》（林汝為詞/雷振邦、溫中甲、雷蕾曲）、《黃土高坡》（陳哲詞/蘇越曲）、《籬笆墻的影子》（張藜詞/徐沛東曲）、《今天是你的生日》（韓靜霆詞/谷建芬曲）、《同一首歌》（陳哲、迎節詞/孟衛東曲）、《在中國大地上》（曉光詞/士心曲）、《濤聲依舊》（陳小奇詞曲）、《春天的故事》（蔣天儒、葉旭全詞/王佑貴曲）、《青藏高原》（張千一詞曲）、《珠穆朗瑪》（李幼容詞/臧云飛曲）、《好漢歌》（易茗詞/趙季平曲）、《走進新時代》（蔣開儒詞/印青曲）等等。
在這些民族聲樂作品中，有獨唱曲、合唱曲、重唱曲、藝術歌曲、電影電視插曲、通俗歌曲等多種音樂體裁。有的是當代作曲家充分利用傳統音樂資源，以民歌、曲藝、戲曲音樂主題發展改編而成，也有的是將傳統音樂韻律與時代音樂語言相結合創作的民族民間風格和地方色彩的作品。
在民族歌劇音樂創作中，作曲家亦很重視從傳統的歌舞、說唱、戲曲音樂中吸取養料，同時根據劇情表現的需要，創造出生動的歌劇音樂形象。比較成功的民族歌劇有：《小二黑結婚》（根據趙樹理同名小說改編，田川、楊蘭春執筆，馬可、喬谷、賀飛、張佩衡作曲）、《劉胡蘭》（于村、海嘯、盧肅、陳紫編劇，陳紫、茅沅、葛光銳作曲）、《紅珊瑚》（趙忠、鐘立兵、林蔭梧、單文編劇，王錫仁、胡士平作曲）、《江姐》（閻肅編劇，羊鳴、姜春陽、金沙作曲）、《洪湖赤衛隊》（朱本和、張敬安、歐陽謙叔、楊會召、楊少山編劇，張敬安、歐陽謙叔作曲）、《芳草心》（向彤、何兆華編劇，王祖皆、張卓婭作曲）等，均是舉世公認的新中國６０年來新歌劇的代表作。
民族器樂曲創作的成果也十分顯著。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現代民樂創作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在傳統基礎上進行了全面改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各地普遍建立的民族樂團（隊）及音樂院校開設民族器樂專業教學，客觀上促進了民樂創作的發展；二、現代民樂創作既與各地傳統民間樂種并存，又以西洋音樂創作作為參考和借鑒，其創作題材之多樣、質量之高，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所少見；三、從新民樂創作理論體系的建構，到傳統與現代手法研究的興起，人們對民樂創作領域的各種新問題都從新的角度來重新衡量和思考。
新民樂從創作方式來看，可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前期，由演奏家兼事作曲是創作中的一支主要力量。這期間，由于演奏和教學的需求，許多民族器樂演奏家都紛紛動起筆來創編樂曲。因演奏家很熟悉樂器表現性能、音域、音區特色及演奏技巧，樂曲所要刻畫的音樂形象可以在樂器上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由演奏家創作的樂曲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黃海懷的二胡曲《賽馬》、孫文明的二胡曲《流波曲》和《彈樂》、魯日融的二胡曲《眉戶調》及《秦腔主題隨想曲》（與趙震霄合作），張長城、原野的板胡曲《紅軍哥哥回來了》，劉明源的中胡曲《草原上》，陸春齡的笛子曲《今昔》、趙松庭的笛子曲《早晨》，閻海登的笙曲《孔雀開屏》，任同祥的嗩吶曲《慶豐年》，孫裕德的琵琶曲《英雄們戰勝了大渡河》、劉德海的琵琶曲《瀏陽河》、王惠然的琵琶曲《彝族舞曲》，鄭寶恒的揚琴曲《萬年歡》，曹東扶的箏曲《鬧元宵》、趙玉齋的箏曲《慶豐年》、王昌元的箏曲《戰臺風》，李祥霆的琴曲《三峽船歌》、龔一的琴曲《梅花吟》，馮少先等人的月琴曲《松花江船歌》，劉明源的小型民樂合奏曲《喜洋洋》和《幸福年》，齊·寶力高的馬頭琴曲《草原連北京》等。從這些由演奏家兼作曲家創作的樂曲中可以看出，他們受到新的時代和新的生活的熏陶和感染，所創作的作品都充滿了生活氣息和時代精神，增強了古老樂器的藝術感染力，煥發了藝術青春。當然，毋庸諱言，演奏家從事創作也存在某些不足和局限性，在作曲技法上也有一些欠缺之處。
民樂創作的第二階段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民樂創作隊伍中有了更多的專業作曲家加盟。李煥之、彭修文、劉文金、樸東生、金湘、趙季平、饒余燕、高為杰、胡登跳、顧冠仁、張殿英、錢兆熹、劉錫津、張式業、景建樹、何訓田、唐建平、楊青、王寧等專業作曲家，學貫中西，厚積薄發，他們創作的樂曲音樂形象鮮明，風格各異，色彩紛呈。如李煥之的古箏協奏曲《汩羅江幻想曲》，彭修文的民族管弦音詩《流水操》，劉文金的二胡協奏曲《長城隨想》，金湘的民族交響音畫《塔克拉馬干掠影》，趙季平、魯日融的民族管弦樂曲《長安社火》，饒余燕的民樂音詩《驪山吟》，朱舟、俞抒、高為杰的民樂合奏曲《蜀宮夜宴》，何訓田的民樂合奏曲《達勃河隨想曲》等。這些作品，既繼承又創造性地發展了我國民族音樂的優良傳統，還體現了音樂創作與時代潮流相適應，進而走向現代性與民族性互融互匯，民族性與現代性多種多樣結合的新階段。
音樂遺產得到保護利用
對我國源遠流長、豐富多彩的民族音樂遺產展開全面收集整理，是建國６０年以來進行的一項巨大的民族音樂建設工程。新中國成立后，政府文化部門、中國音樂家協會及各地音樂研究機構、音樂院校，組織了大批音樂家深入各地采風，收集了許多珍貴的傳統音樂資料，出版了一批經過整理的各種傳統音樂曲集。在此基礎上，１９６０年８月，由中國音樂家協會與中國音樂研究所、音樂出版社聯合發起編輯《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各地積極行動，至１９６４年已有十余個省編成了初稿。但由于當時的政治氛圍和文化環境并不利于收集整理民族音樂遺產工作的開展，特別是隨后不久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工作便半途夭折。
“文革”浩劫結束后不久，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收集整理民族音樂遺產的工作再度提上了議事日程。為此，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文化部和中國音協聯合發出了《收集整理我國民族音樂遺產規劃》的通知，提出了編纂出版四大民族音樂集成的具體規劃，在全國各地區、各民族范圍內全面展開《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中國戲曲音樂集成》、《中國曲藝音樂集成》的編纂工作。
四大民族音樂集成是學術性和資料性并舉的研究性質的百科全書式的工具書，是璀璨宏富的傳統音樂遺產中的瑰寶，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科研價值和實用價值。
經過近３０年來全國數以萬計的音樂家與民間音樂藝人的齊心努力，四大集成迄今已全部編纂完成出版。四大集成均按省、自治區、直轄市立卷，各為３０卷，全部為１２０卷，每卷的篇幅平均按２００萬字計算，總計達二億四千萬字。這四大集成是一筆寶貴的傳統音樂財富，必將對我國民族音樂事業的繼承和創新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我國民族音樂的繼承和創新發展是一個不斷豐富和更新的過程。新中國６０年民族音樂發展的歷程充分說明，繼承是創新的前提，創新是繼承的目的。在繼承傳統中尋求創新，中國的民族音樂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