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３年，從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畢業不久的吳祖強，成為新中國第一批赴蘇聯學習音樂的公派留學生，開始在蘇聯莫斯科國立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長達５年的學習深造。身為著名作曲家，吳祖強的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廣為流傳。可以說，他是新中國音樂歷史的建設者和見證者之一。

    記者（以下簡稱“記”）：大約是在２０世紀初，我國音樂界才開始接觸到歐洲的交響音樂。隨著新中國的成立，音樂事業發展的社會環境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我國的交響音樂創作在題材上有哪些新趨勢？

    吳：20世紀４０年代有少數作曲家的管弦樂小品留傳下來，如賀綠汀的《晚會》等。新中國成立后的20世紀５０年代初，較多的仍是此類的管弦樂小品或組曲創作，一般為風俗性和以民歌為素材，如馬思聰的《山林之歌》和李煥之的《春節組曲》，隨后出現了一些年輕作曲家的交響詩類型創作，這已可說是一些較大型的交響音樂作品了，還創作了一些管弦樂序曲和協奏曲。我之所以說是“交響詩類型”是因為這些作品大多是單樂章并帶有標題或具有“情節”。作品在藝術上和演出效果即受聽眾歡迎程度上都有了不小的提高和進步。例如１９５７年在莫斯科世界青年和學生聯歡節上獲獎的、時年２６歲的青年作曲家施詠康的交響詩《黃鶴的故事》，特點之一是在傳統西方管弦樂隊中加用了中國竹笛。另有一首是經久不衰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其特點是采用了中國南方戲曲越劇的基本曲調加以戲劇性發揮。20世紀６０年代的交響曲創作也有了很大進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寫作題材大多集中到了革命歷史方面，有較明顯政治涵義，如馬思聰的《第二交響曲》、丁善德的《長征交響曲》、王云階的《第二交響曲—抗日戰爭》等，這也表現出當時受蘇聯音樂的很大影響。

    記：十年“文革”期間，我國的文藝事業飽受摧殘，音樂事業也不例外，請問交響音樂創作“復蘇”到比較活躍的狀態是在什么時候？請您談談當時的交響音樂的發展情況。

    吳：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文革”期間，正常的交響音樂創作基本中斷，這１０年中被認可的極少數交響音樂作品目前仍在演奏的只有取材于《黃河大合唱》（冼星海作曲）的鋼琴協奏曲《黃河》。交響樂創作進入比較活躍的狀態是從20世紀８０年代以來。１９８１年文化部、廣電部和中國音樂家協會聯合舉辦了第一次全國交響音樂作品評獎，獲獎作品多種多樣，也包括了少數“有爭議”的年輕人的作品。１９９４年，時隔１３年之后舉辦又一次全國交響音樂作品評獎，顯示出了這一領域的極大變化。從參評作品數量之多及獲獎作品所達到的藝術水準，都表明了當代中國交響音樂的創作正在走向廣闊縱深。

    記：在當時交響音樂創作非常活躍的氛圍中，一批年輕的作曲家迅速成長起來，他們為我國的交響樂創作注入了一股新活力。

    吳：不錯，那時一些青年作曲家如譚盾、陳怡、周龍、郭文景、葉小綱等都有大型交響樂作品問世。這些年輕作曲家勇于探索，大膽創新，曾被稱為“新潮”樂派，引起些爭論，但他們的作品卻日益在海內外產生強烈反響并受到聽眾歡迎，展現了越來越大的影響。

    記：交響音樂是外來形式，當我國音樂家接觸到這一形式之時，它在許多國家中已經獲得了高度的成就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您認為我們應當如何向外國學習交響音樂創作？

    吳：我們必須向外國交響音樂的過去和現在的大量有價值的作品學習。音樂創作也存在繼承傳統的問題，在我國交響音樂的創作中，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音樂的傳統能夠大大加速交響音樂民族化的進程，而外國的交響音樂創作的優良的、進步的傳統則十分有助于我國的作曲家更快、更好地掌握這一復雜的音樂表現形式。但是，學習外國有成就的交響音樂文化決不是生硬或簡單地因襲和模仿，任何經驗都只能作為借鑒。

    我們交響音樂創作應從企圖表現的內容出發，形成符合于內容要求的構思，然后找到適應于它們的音樂表現手法，才能獲得進步。在我們的交響音樂創作中既要強調民族化和適應今天的時代特點，又要大量借鑒和吸收外國先進經驗，是完全可以統一的矛盾的兩個方面。

    記：在創作中既強調民族化和適應今天時代特點，又大量借鑒和吸收外國先進經驗，將二者統一起來，您是否將這種思想注入到了您的交響音樂創作中呢？

    吳：可以這么說。我曾嘗試將我國傳統的民族樂器琵琶作為主奏樂器與西洋管弦樂隊結合，《草原小姐妹》正是在這種嘗試中結下的果實。此后，創作改編了阿炳的二胡獨奏曲《二泉映月》和《聽松》。當時主要是想為國內的“洋樂隊”增加些具有較濃郁民族色彩和風格的曲目，也想為外國樂隊提供一點便于演奏的中國作品。

    “中西結合”是我國交響音樂發展道路的一個方面。音樂藝術總是在廣泛交流的條件下獲得進展的。人們常說“無中生有”，但我認為應該“有中生無”，即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有所創新，而后又用我們的創作給后人以啟發，如此循環，不斷在“有”中創生出以前沒有的東西。一方面，我們要創造性地汲取西方的交響音樂創作經驗，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從我國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中吸取營養和發揮民族特色，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走好我們自己的交響音樂之路。因此，我將中國的交響音樂創作發展之路概括為“結合今古、融匯東西”。我想今后仍將會繼續這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