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銀幕上，一代代中國電影藝術家為跨入史詩式宏大敘事的領域，曾銳意求索，且戰且進，傳遞著接力棒。最早以“革命戰爭片”的名義而領一代風騷的電影導演，當推湯曉丹和成蔭，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到“文革”后出現的《南昌起義》《西安事變》等，均顯示出歷史主義的最初覺醒；其后，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巍巍昆侖》《大決戰》與《開國大典》等鴻篇力作的問世，逐漸開啟了“敢攬歷史風流、熔鑄史詩結構”這令人鼓舞的新局面。直到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60華誕的喜慶之期，一部172位明星共聚一堂為祖國母親獻禮的影片《建國大業》的出現讓我們看到了史詩式“大片”的新樣式：既要承擔主流意識形態和主流歷史觀的普及，又要證明“主旋律”影片也是可以取得好票房，會被市場所廣泛接受的。然而出現在當下，它的制作模式和它承載的各方賦予的意義，必將使得這部影片成為這一時期中國電影制作和經營的突出案例，或許也將成為今后一種電影制作的嶄新模式。

    從拍攝于1989年被評論家稱為“最具歷史價值和美學價值”、“能夠常映不衰”的獻禮片《開國大典》，到拍攝于2009年具有嶄新電影制作模式的獻禮片《建國大業》……20年的時光，中國電影經歷了市場大潮的洗禮和娛樂化的沖擊。本版以“從《開國大典》到《建國大業》”為思路，梳理中國電影史詩獻禮片的脈絡，并傾聽主創人員的創作心聲，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創作經歷其實正折射著不同的時代背景，僅僅是一個點的切入，有心人的思索會遠超過影像的表面。——編者

熔鑄史詩：電影人面對著怎樣的挑戰？

黃式憲

    作為奉獻給新中國40華誕的一份厚禮，李前寬、?搖肖桂云執導的《開國大典》以史詩式的宏大氣勢，再現了解放戰爭最后一年間歷史風云的變化，將鏡頭焦點緊緊地對準了毛澤東、蔣介石這兩個歷史角色，揭示了由他們所代表的兩種不同歷史力量的最后決戰及其勝負歸屬的歷史必然性，特別著力于將毛澤東以其卓越的政治睿智和軍事指揮藝術所達成的統攬全局、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戰略決策和英雄氣概，刻畫得何等的虎虎有生氣！由此乃張揚著一種人民創造新世紀的巨大歷史激情，讓全劇升華出一種史詩式的風骨和神韻。它緊扣著時代的脈搏，刻畫出既叱咤風云而又血肉豐盈的兩大陣營里諸多不同歷史角色的形象和性格，或英雄或梟雄各得其所，并在歷史的概括力與時代精神的結合上達到了一種史詩性審美的境界。該片所涉重大歷史事件甚多，浩瀚的戰爭場面甚大，凡毛、蔣等有名有姓的重要歷史人物約有138位。如何開篇、布局，如何抓住歷史演進的主要脈絡而又層次分明、張弛有致，如何牽引由歷史自身內在地激發出跌宕起伏、驚心動魄的戲劇沖突而又有力地凝聚著史詩意蘊，可謂非出以歷史之大手筆是很難駕馭的。不妨說，《開國大典》的主創者，是以一種前所罕見的歷史大手筆，實現了對歷史內容的巨大開掘和概括，其敘事是具有歷史厚度與深度的，有力地奏響了新中國在東方地平線上崛起的時代最強音，在銀幕上呈現出一派波瀾壯闊、氣象宏偉的史詩長卷。

    時光荏苒，又20年后，恰逢新中國誕生60周年之際，又一部史詩式大片，韓三平?搖、黃建新導演的《建國大業》應運而生，其宏大的敘事架構以1945年“重慶談判”破裂揭開序幕，繼又通過三年人民解放戰爭的歷史性勝利，迎來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并以隆重舉行開國大典而達于高潮和終局。不妨說，《建國大業》的主創者，捕捉到了一個新鮮的歷史與審美的亮點，在毛與蔣這兩種不同歷史力量展開最后決戰之際，以張瀾的民盟、李濟深的民革為代表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其他無黨派人士、知識界名流與社會賢達等，他們作為第三種政治勢力，經歷了歷史的震蕩與徘徊，或自我良知的拷問與覺醒，最后終于從蔣家“舊政協”的小營壘，踏上了人民“新政協”的大舞臺，由此而對新中國的誕生給出了法理意義上的認同與擁戴，實現了中國人民的大團結。凡此種種筆墨，所涉及的則是中國統一戰線逐漸實現的歷史進程，這別具一種中國特色、并富于政治和文化之歷史氣象的成功創造，也頗具一定的觀賞性。特別是對于80后、90后的一些年輕觀眾（他們恰恰是支撐當今電影市場的主體性觀眾群），無論是李公樸、聞一多或馮玉祥的被暗殺，又或者張瀾的被營救脫險、李濟深的為歷史公義而毅然北上，再還有傅作義“善莫大焉”的北平和平起義等等，舉凡此類精彩的歷史細節，也是過去電影里罕見問津的，因之也就具有了若干歷史“解密”的趣味性。

    這里還應當提出的是，《建國大業》依托著中影集團作為國家電影旗艦所擁有的強大產業實力，從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明星陣容。而眾明星的加盟，都是在以為祖國母親慶賀生日的名義下以“零酬金”的方式參加拍片的，拍的差不多都是“短章小品”，采取的都是“因人設戲”的“漫天撒星”（每人所占長度數秒或數十秒、數分鐘不等），而非按敘事的規律“因戲選角兒”。該片首映36小時，即在全國創下4500萬元的票房紀錄，這的確是一個完全不可復制的“個案”。事實上眾多明星加盟，其效應仿佛就是一個國慶嘉年華，大家聚在銀幕前歡天喜地一樂，如此而已。尤其當一些年輕人把“指認明星”的多寡數字作為競猜游戲時，那么，他們對明星所飾角色歷史身份的認知及其在情節進程中的意義，則勢將遭到若干的減弱或消解。

    我認為，《建國大業》在總體立意和敘事的把握上，在情節的點、線、面有機聯結上似乎存在著“顧此失彼”之嫌。這些明星出彩的看“點”，諸如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等等，均堪稱妙筆。但是，在銜接到“線”與“面”上時，則顯然力度都有所不逮。因為，它們在敘事的全局上，缺乏國共兩黨兩軍兩種歷史力量“中原逐鹿”之大決戰步步緊迫的軍事危機及其所蘊含的歷史性壓力。

    綜而論之，中國近當代史上的這四年，誠可謂“天翻地覆”的四年，它自身蘊涵著無比豐厚而神采飛揚的史詩式的歷史內容。但是，《建國大業》所給出的歷史時空則是平面化的，在歷史的天平上它又呈現出一種傾斜之狀，即：筆墨多用在“統戰”方面，側重凸顯了毛與蔣波詭云譎的政治角逐，特別在描寫毛澤東與宋慶齡、張瀾、李濟深等高端民主人士的關系上，堪稱匠心獨運，刻畫得惟妙惟肖，并顯示出歷史所獨有的厚重感。但是，三年解放戰爭畢竟是“打”出來的，在銀幕上舉凡涉及遼沈、平津、淮海與渡江等重大戰役，都是用兩三個大全景的戰爭場面鏡頭（而且多用的是借來的資料鏡頭）與字幕予以介紹便草草帶過的，從沒見打過任何一場有分量、有聲有色、結結實實的浴血奮戰，特別是解放戰爭從戰略防御到戰略進攻的歷史性轉折關頭，根本未給出情節式的藝術呈現，人民得天下而坐江山，得來竟何其平易、順手乃爾！

    這里，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平面地或非平衡地或傾斜式地來陳述歷史，能熔鑄為史詩嗎？它可能僅止于樸素的歷史故事，無論如何它是斷難跨入史詩式宏大敘事的境界的。就美學的意義而言，史詩的創造具有自己不可被替代或被任意解構的莊嚴性，面對歷史我們需要懷有誠實和敬畏之心，萬不可為了某種即或合理合法的功利計較（如產業與票房操作）而任意為之。

    那么，究竟什么是“史詩”？藝術家在面對史詩創造之課題時，他將遇到怎樣的一種挑戰呢？史詩是藝術創造主體與歷史精神的一種莊嚴遇合，離開對歷史精神的把握而拘泥于某些就事說事的歷史表象則是不宜提倡或效法的。就人類文明演進的意義上來說，每一個民族、每一個時代無不渴望創造自己的史詩，這是人類文明進步發展的必然，藝術家的史詩創造，則正是這個民族、這個時代在美學精神上與時俱進的一種自覺的體現。藝術家敢于跨入史詩式的宏大敘事領域，并探求史詩作品的美學境界，這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大課題。高瞻遠矚，這就需要敢攬歷史風流而寫時代之巨變，敢挾時代風雷以譜人民革命之壯歌。寫三年解放戰爭若將幾場生死攸關的戰略部署和決戰都一 一予以淡化，那么，由毛、蔣兩人所代表的兩種正、負不同之“極”的歷史性大決戰，便將悄然隱退而失之于無形。

    退一步來說，藝術創作一向就是難于求全責備的，為祖國母親的生日嘉年華添彩頭，或許也算是給全國人民的一種貢獻、一個交代吧。

執導《開國大典》的思考與心得

李前寬 肖桂云

    革命歷史巨片《開國大典》是長影廠為新中國成立40周年而攝制的獻禮片。文學劇本經電影局、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創作領導小組討論于1988年7月底通過。1989年7月31日影片經審查通過。由于這部影片題材重大，涉及面廣，中央有關部門和領導十分關懷重視，后期制作幾經修改，終于在1989年9月21日的第一屆中國電影節開幕式上首映。回顧20年前那段緊張、艱辛的創作過程，心中真有一種難以言表的“五味子”滋味。我們選擇了一條艱苦的道路，然而，當歷經艱辛之后，攀登上一個山崗，看到崇山峻嶺，又要繼續奮力去攀登。

    《開國大典》于1988年11月11日在中南海頤年堂實景開機，拍毛澤東與毛岸英談話的重頭戲；而后在天安門城樓上以影片的高潮戲天安門前“開國大典”拉開序幕，轉戰全國12個省市，跑遍大江南北，動用了15萬人次的群眾演員，請來130個演員參加劇組工作，經過6個多月的艱苦奮戰，于1989年5月11日停機。這期間雖遇到各種困難，致使進度受到一定影響，但我們有一個宗旨：努力把《開國大典》拍好，向新中國成立40周年獻禮！

    拍好一部影片，創作者必須對所反映的題材有強烈的創作沖動和充沛的激情。那么，我們的創作沖動和激情從何而來呢？那要從我們拍攝第一部影片《佩劍將軍》說起。在拍這部以解放戰爭為歷史背景的影片時，我們接觸并了解了解放戰爭中許多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跡，對他們為共和國的誕生所付出的血的代價有了真切的感受。從那時起，我們與作家張笑天就萌生了一種沿著淮海戰役英雄們的足跡繼續走下去，把我軍從三大戰役到打過長江、解放全中國，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輝煌歷史搬上銀幕的強烈愿望。為了實現這一夙愿，我們苦苦等待了8年，努力了8年。

    我們的創作沖動的另一個更深層的來源，在于我們這一代人對共和國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正是懷著這樣一種感情，我們看到了《開國大典》劇本。當時我們興奮激動，強烈的創作沖動和一定要拍好的決心，幾乎同時涌上心頭。這種感覺與其說是來自接到劇本的一剎那，不如說是來自8年的長期積累、等待和努力。這是一種憋足了勁的爆發，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社會責任感和良知的必然。拍攝高潮戲天安門前“開國大典”時，我們是含著激動的熱淚再現1949年的情景的。當我們和扮演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演員登上天安門城樓時，不由得想起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見到毛主席的情景。那是新中國成立10周年大慶，我們還在電影學院讀書，有幸參加了天安門前的文藝大軍。在慶祝和聯歡活動中，當我們在那么近的地方真切地看到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與人民在一起的動人情景時，激動得熱淚盈眶。一種國家、民族和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感，使我們不敢有一點懈怠，并成為我們盡快盡好完成此片的強大動力。

    《開國大典》形象地展示了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逆歷史潮流走向失敗，以毛澤東及其戰友為代表的共產黨順應歷史潮流走向勝利，新中國在世界東方巍然屹立起來的史詩般的歷史畫卷。它全景式地概括了這一特定歷史階段中所發生的諸多重大政治和軍事事件。如三大戰役的勝利，蘇聯特使米高揚秘訪西柏坡，北平和談，蔣介石退隱溪口，李宗仁支撐南京政府殘局，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百萬雄師強渡長江，我軍入城前的整訓，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蔣介石出逃大陸，新中國誕生前毛澤東對未來的思考，開國大典等等。影片無論題材的分量，還是人物與事件的數量，在中國電影史上都是空前的。把握和處理好這一題材，導演必須站在時代的高度以獨特的自我意識對巨大的歷史內涵加以審視，去透視代表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取得輝煌勝利的歷史契因，以期在銀幕上恰到好處地把握整體。新時期電影創作較為寬松自由的氣氛，使我們敢于實事求是地面對嚴峻的歷史，以大思路、大氣魄、大手筆去灑脫地掌握、處理這一題材。《開國大典》的文學劇本提供了一個宏觀而真實的時代背景，推出了眾多真實的歷史人物，同時把筆墨集中在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個人物的內心世界的揭示上。這就使我們有可能在銀幕上，透過主要人物思想感情的挖掘和表現，自然地把那個時代展現出來。

    《開國大典》之前，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創作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出現了許多受觀眾歡迎的好影片。繼這些影片之后拍攝《開國大典》，要有新的突破，必須準確地把握歷史，尋找出新的視角。當然，影片的分量輕重，題材固然重要，但關鍵還在于創作主體對題材進行高屋建瓴的審視和深入的開掘。《開國大典》文學本具有視角獨特、概括性強等特點。全劇幾乎沒有過場戲，這些重大事件中任何一件，那些著名歷史人物中任何一個，都可以拍成一部影片。現在卻要把這些龐雜紛紜的事件和眾多的人物集結在一部影片里，無疑為我們把握和表現這一題材帶來困難。《開國大典》作為歷史巨片，除具有大事件、大人物、大場面和大投資這些特點外，還具備了高視角、多信息和大張力等與眾不同的特征。這就為我們從高起點去做新的思考提供了很好的創作基礎。

    《開國大典》追求一種既是實的又是虛的，既是現實的又是浪漫主義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結合的風格。這種風格樣式的確立，還有一個重要的創作動因，即力求在宏偉的歷史背景下對領袖人物的個性、心態，進行多側面多層次深刻的挖掘，以創造真實、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我們總結的經驗就是用一支大筆大寫意地勾勒歷史前進的軌跡，再用工筆細描人物內心。可以說，《開國大典》給我們的創作生涯留下了最濃重的一筆，而這種風格一直影響到我們之后的電影創作。

《建國大業》的劇本這樣誕生

陳寶光

    2007年冬天一個周六的上午，西北風嗚嗚地刮得正盛，足有五六級。太陽沒有云彩的遮蔽，亮得晃眼。我乘上地鐵，在快到終點的時候下車，又坐了兩三站公共汽車，來到王興東的家。吃過午飯，我們在一起聊天。聊過他創作的劇本《一個人的奧林匹克》后，他談到200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的大慶，他想創作一個向共和國60華誕獻禮的電影劇本。我在欽佩他連續作戰的旺盛精力的同時，也詫異他想得那么遠——因為還隔著那么長時間。但這想法無疑是不錯的，問題是寫什么。可寫的題材和人物很多。討論來討論去，我們一致認為，應當寫毛澤東，因為他是對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變中國人民歷史命運貢獻最大的人物。我對毛澤東和中共黨史抱著長期的濃厚興趣，對這段歷史比較了解。王興東邀請我與他一起編劇。因為我從未編過劇，志向又不在此，對編劇之苦亦心懷怯懼，所以表示只愿意從旁協助。王興東堅持要我參加，說只有署了名才能真正負起責來。在他的說服下，我同意了。王興東說，咱們都是黨員，都當過兵，都是伴隨新中國長大的，到了共和國60年大慶的時候，有責任干一把。他說得很動情，我的心里也熱乎乎的。

    寫毛澤東的影視作品已經不少。八一廠在中共中央軍委的支持下，傾全廠之力拍攝的《大決戰》等系列影片，在對解放戰爭的表現方面令人嘆為觀止。長影廠的影片《開國大典》在表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歷史上獨出機杼，堪稱佳作。我們要寫，必須與它們有所區別。

    王興東是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號召政協委員寫政協，而全國政協的成立恰在新中國建立的前夕，全國政協代行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責，直接催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政治協商、民主建國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給我們提供了思路——寫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借此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之由。由于把這類題材成功地搬上銀幕的電影作品尚付闕如，這給我們留下了機會。我們確定了寫第一屆政協會議，寫統一戰線這個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法寶，同時我們也就確定了這部未來影片的第一主人公應當是毛澤東，他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的富有遠見的制定者和事必躬親的踐行者。只要了解當時中共中央書記處分配毛澤東主抓全黨的軍事和統戰工作，讀一讀他親筆給民主人士寫的大量信函、電文，看一看他親自做眾多民主人士工作的事實，就不難同意這一點。我們認為，如果無視毛澤東本人對統一戰線的極端重視和重大貢獻，則易有忽略統一戰線在中國共產黨全盤工作中的戰略性和看輕這一大法寶的危險。

    要寫全國政協，就要寫民主人士。著名的民主人士很多，有趣的故事也很多，都寫勢必導致筆墨分散，但若要取舍，則寫誰不寫誰又頗費斟酌。王興東提出只寫新中國初建時的三位民主人士的副主席——宋慶齡、李濟深、張瀾，使這個難題隨之破解。當初，我們只是為了避免“為什么不寫某某某”之類的詰問，是一個討巧的做法。后來我們發現，這三位副主席正好代表了三個重要的方面：宋慶齡不但代表了一直堅持革命立場的國民黨左派，而且代表了孫中山；李濟深代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張瀾代表中國民主同盟。在后來的寫作中，我們發現在1949年的國內政治形勢中，是否“劃江而治”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又重點描寫了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團長張治中，把他作為那些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毅然站到人民一面的國民黨高級官員的代表。這其實是一個群戲。不要說有那么多民主人士，就是毛澤東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中的一個代表。但若要硬按“一人一事”的電影編劇理論來要求，我們把這個劇本歸納成“一人”是毛澤東，“一事”是建國。簡單說起來，就是毛澤東（領導）開了一個會，建了一個國。

    文似看山不喜平。從一開始，王興東就提出要給每個主要人物找到危機，民主人士北上要很不容易，有了危機，有了沖突，戲才好看。在深入研究史料后，我們發現歷史已經提供了理想的素材。毛澤東在城南莊居住時，曾受到特務引導的國民黨飛機的轟炸；李濟深在香港受到監視，秘密北上時頗費周折；宋慶齡經過較長時間的考慮，才同意赴北平參加政協會議；張瀾被國民黨特務綁架，險些遭到暗殺……把這些情節加進去之后，使影片跌宕起伏，險象環生，搖曳生姿。影片的片名我們很早就定為《建國大業》。因為字少，莊重，響亮，風格有點像顏真卿的楷書。恐怕其中也有《開國大典》的影響。曾有人提出中國之“國”古已有之，何由再建？但《建國大業》之“國”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它確實建立在1949年。我們也曾推敲過是叫“建國大業”還是叫“建國大計”好，最終覺得還是叫“建國大業”分量更重一些。后來我們在史料中，看到毛澤東在迎接宋慶齡到北平時說的就是“歡迎你來與我們共商建國大業”，就更確定了這個片名。

    冬去春來，夏歇秋至，北京奧運會中國運動健兒的出色表現鼓舞著全國人民，也激勵著我們。在王興東家庭院里被陽光烤得溫熱的凳子上，我們互相模仿著劇中人的語氣編著臺詞，激動時眼睛溢出淚水。更多的時候是分頭寫作，各自為戰，互聯網充當了忠實的信使。劇本在一遍又一遍的修改中逐漸成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同志對這個題材的寫作做過兩次重要批示，并將劇本批給全國政協所有副主席審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云山同志在《中國藝術報》登載的王興東的《建國大業》創作談旁做了重要批示，對這部影片寄予厚望。國家廣電總局副局長趙實同志在看完劇本后立即給予充分肯定，迅速提交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影視創作領導小組討論，籌劃劇組的搭建。北京市政協主席陽安江同志帶領北京市政協的黨史、歷史專家們提意見把關……沒有他們的大力支持，這個劇本被搬上銀幕是不可能的。

    60年前，毛澤東說：“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60年后，我們來看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感覺那真是一個偉大的起點，它開始了一個古老民族長時間的至今還在繼續的偉大的復興。

    《建國大業》已經與觀眾見面了。作為編劇，我們真心希望大家喜歡這部影片。如果它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0華誕的歡樂頌中是一個悅耳的音符，在13億人民歡樂的海洋中像一朵美麗的浪花，那我們將感到十分的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