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是巴老的大哥。我是巴老的侄子。

    一般人只知道巴老是四川人。四川人多是外省移民去的。我們李家的祖籍是浙江嘉興，清朝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巴老的高祖父李介庵入川定居。到巴老這輩，是入川的第五代；我這輩是第六代；我的兩個小孫女則是第八代。

    巴老誕生的時候，李家是一個封建大家庭，共三大房。我們這一大房以巴老的祖父李鏞為首，他有5個兒子。巴老的父親叫李道河，是李鏞的長子。巴老的大哥即我的父親，叫李堯枚。巴老的三哥叫李堯林，即翻譯家李林。巴老還有兩個胞弟：一個叫李采臣，在銀川；一個叫李濟生，在上海。

    １９２３年，巴老與他的三哥離開成都去南京讀書。在闊別家鄉１８年后，巴老于１９４１年首次回成都。當時，原來的大家庭早已崩潰。加上日本侵略中國，生活困難，巴老回來，住在我們這個小家里。

    １９４２年巴老第二次回家，住了４個多月，當時，不少青年請巴老題字，我也拿了本子請他寫。他毫不推辭，用毛筆給我寫了四句話，即：“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隨著年齡增長才加深理解，這四句話影響我一生，我還用它來教育子女和孫子一輩。

    １９５５年，巴老路過重慶，打電話找我，時隔１４年得以相見。以后這十年，無論我在重慶、成都和北京，巴老經常寄書給我，幫助我在藏書上“先富起來”。巴老給我有５０多封信，可惜這些信后來被造反派弄丟了。“文革”迫使我們中斷聯系達６年之久，直到１９７２年才重新通信。

    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實讀者。我是受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成長的。我喜歡讀巴老的書，尊重他的人品。我信仰他的主張：生命的意義在于奉獻，而不是索取。去年，有位年輕記者問我：巴金的侄子這個身份給我帶來什么？我說身份不能帶來什么，是巴老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巴老一貫重視做人。２０多年來，我在這方面寫了一些散文和隨筆。去年，為慶祝巴老百歲華誕，三聯書店為我出了一本書，名為《我的四爸巴金》。

    巴老很看重做人。１９４１年，他教我“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事隔５２年，１９９３年我去杭州看巴老。臨別前一天下午交談，他第一句話就說：“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巴老這句話，我當成家訓，請人書寫為橫幅掛在墻上。

    巴老對我，除了言教，更多的是身教。我講一些主要的感受：

    一是巴老“即使餓死也不出賣靈魂”的骨氣。我１９７３年悄悄去上海看望巴老，最使我吃驚的變化是：巴老滿頭白發。我問巴老生活上有無困難？他說：“已經告訴姑媽，必要時可以像我早年在法國一樣，只吃面包。”這次見面，令我最寬慰的是：巴老身體健康，精神未垮。雖然我們不敢深談，但我能感受到他十分關心國家民族的未來。他在家里翻譯赫爾岑的書——明知無法出版，只為送給圖書館，供人參考。巴老當時平靜從容的態度，表現了他“威武不能屈”的硬骨頭精神，也就是他重新提筆所寫的第一篇文章所說：“我即使餓死，也不會出賣靈魂，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

    二是貫串巴老一生的信念：生命的意義在于奉獻，而不是索取。粉碎“四人幫”不久，巴老患帕金森氏癥，幾次骨折，舉筆重千斤。巴老在與疾病作斗爭的同時，一直堅持寫作。我工作過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了四本《巴金近作》和《巴金選集》（十卷本），最后一本近作結集《講真話的書》，包括了他重新提筆后的全部著作（共80多萬字），我深知他所付出的心血。80年代末，巴老曾對我說，在他做完工作以后就認真休息，好好地看武俠小說。可是，天知道何年何時才是他做完工作的時候？他實際上仍像“春蠶”吐絲一樣地工作，說自己“已死絲未盡”，編《全集》和《譯文集》，艱辛地為此寫跋。

    巴老是作家，完全靠稿酬養活自己。他對自己的物質生活要求不高，有了稿酬常去幫助有困難的讀者和親友。新中國成立后，直到今天，他不領取工資。“文革”中被凍結的存款，其實是他的稿酬。存款解凍后，僅１９８２年一次即捐了１５萬元給中國現代文學館，這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對“希望工程”和救災，他也常請家屬或工作人員隱名捐款。當時，巴老在四川出書，不要稿酬，出版社為他翻洗照片，他卻親自到郵局寄還洗照片的墊款。他的另一巨大“財富”即大量藏書，分別捐給了國家的圖書館。

    三是巴老經過認真的反思，堅持獨立思考和主張講真話。“文革”結束后，講真話的主張，受到廣大讀者和作家的歡迎，但也受到若干指責。巴老對這些指責十分坦然。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９日，巴老在給我的信上說：“對我來說，我按計劃寫完《隨想錄》，而且出齊兩種版本，想說的話都說了，不管怎樣，我提出來：大家要講真話，為了這個，子孫后代一定會寬容地看待我的。我只能盡力而為。”１９８８年冬，又寫信說：“……（我）又老又病，活下去總有些痛苦，但對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終放不下這筆。”

    去年，《中華讀書報》記者祝曉風問我他們三兄弟之間，感情為什么這樣深？我認為除了深厚的手足之情外，還因為他們都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正如巴老所說：“（五四運動）在我們的表面上平靜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鐘。大哥被忘記的青春也給喚醒了。我那時不過十四歲半，我也跟著大哥、三哥一起貪婪地讀著本地報紙上關于學生運動的北京通訊，以及后來上海的六三運動的記載。本地報紙上后來還轉載了《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文章。這些文章使我們的心非常激動。我們覺得它們常常在說我們想說而又不會說的話。”“大哥設法買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來他甚至預先存了一兩百塊錢在華陽書報流通處，每天都要去那里取一些新到的書報回來。……當時在成都新的書報很受歡迎，常常供不應求。”“每天晚上我們總要抽出一些時間輪流地讀這些書報，連通訊欄也不肯輕易放過。有時我們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們聚在一起討論這些新書報中所論及的各種問題。后來我們五個人又組織了一個研究會。”

    巴老的大哥贊成劉半農的“作揖主義”和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正如巴老所說：“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論，一方面順應舊的環境生活下去。順應環境的結果，就使他逐步變成一個有兩重人格的人。”大哥支持巴老和三哥去南京讀書，繼又幫助巴老去法國留學。后又鼓勵巴老寫小說《春夢》（即小說《家》）。大哥在家撐持一房人的生活，他實在承受不住各種壓力，終于在１９３１年服大量的安眠藥自殺。沒想到，當巴老“激流”的總序在上海《時報》4月18日第一版上發表時，告知大哥服安眠藥自殺的電報19日下午就到了。大哥不僅一個字不曾讀到，連巴老開始寫小說《家》也不知道。巴老讀完電報，懷疑自己在做夢，像發癡一樣過了一兩個鐘頭。他不想吃晚飯，也不想講話，一個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燈火輝煌的路上走來走去……

    上世紀３０年代，巴老寫過一篇《做大哥的人》，記敘了大哥的一生。巴老說：“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喪失了一個愛我最深的人了。”１９５６年，巴老在《談〈家〉》一文中提到他大哥，又說：“他是我一生愛得最多的人。”巴老小說《家》中的大哥高覺新，以大哥為模特兒，大家都熟悉這個人物，我不多說。不同的是：高覺新沒有自殺。我理解巴老的心：他既要給讀者以希望，更不忍心覺新在他筆下死去。

    （本文系2004年作者在上海“走近巴金”系列講座上的講演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