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郭沫若，郭沫若紀念館館長、郭沫若的女兒郭平英很少稱“父親”，而是稱“郭老”。從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的話劇創作到他與文藝界人士的交往，再到郭沫若去世前后的情形，零零星星的回憶雖不能讓人了解這位文藝大師全部的藝術成就，但點點滴滴的瑣事卻依然能引發人們對曾經的歷史與當下文藝發展的一點思索。

    戲劇創作：精力充沛 成就斐然

    新中國成立以后，郭沫若領導中國文聯，忙于政務，卻仍舊擠出時間從事創作，寫了《蔡文姬》、《武則天》兩部非常有影響的話劇。

    1959年，郭沫若完成五幕話劇《蔡文姬》，由北京人藝導演焦菊隱搬上舞臺，朱琳、刁光覃、藍天野主演，名噪一時而成為經典；1978年，北京人藝以原班人馬重演《蔡文姬》，觀眾人山人海，居然擠塌廣場南墻；2001年和2007年，北京人藝又先后兩次復排《蔡文姬》，并盡量恢復當年的舞美、服飾，甚至舞臺調度，再現當年的舞臺盛宴。

    談到《蔡文姬》，郭平英說：“北京人藝復排的古裝戲傳統劇目都是老戲，新戲只有《蔡文姬》。這部劇的幕布、服裝、舞臺空間意境都非常好，能做到這一點，焦菊隱導演功不可沒。歷史劇離不開詩，《棠棣之花》有很好的歌詞，這是因為郭老將《楚辭》用現代漢語轉譯，在這方面，《蔡文姬》一以貫之，劇本的詩意得到強化。《蔡文姬》的配樂也做了很大的探索，因此《蔡文姬》不但反映了話劇的民族化，而且音樂表現也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寫作《蔡文姬》時郭沫若在廣州，其間當地的作家、干部不時過來走訪，但這并沒有影響到話劇創作，他僅用了一周時間就將這部作品基本寫定。郭平英當時剛剛十二三歲，年幼的她并不知道父親在寫什么。在郭平英的記憶中，父親雖然要忙于應付各種社會事務，創作時間也非常緊張，但卻從沒有讓人感到很疲憊不堪或不修邊幅：“郭老需要寫作就寫作，需要抽身回來，馬上就能回來，這是他一貫的風格。他的《讀隨園詩話札記》就是隨看隨想的創作；他為陳寅恪《論再生緣》所做的校勘非常繁瑣，但有相當一部分是出訪古巴途中在飛機、火車上用片段的時間創作的。郭老能很快把自己從一個場景轉換到另一個場景，像他這樣兼具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的人不多。”

    《武則天》是繼《蔡文姬》后郭沫若的另一部重要作品。“郭老曾說過，歷史研究是‘實事求是’，史劇創作是‘失事求似’。史學家是發掘歷史的精神，史劇家是發展歷史的精神。在這部戲中，郭老非常注重駱賓王、上官婉兒這兩個角色，并且希望扮演駱賓王的演員能夠在牢獄中朗誦詩歌，將駱賓王當時的情緒表達出來。但在追求歷史劇精神的同時，郭老并沒有忽略史實。為了寫好《武則天》，郭老看了不少關于武則天的材料，《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全唐詩》、《唐文粹》等書中凡有關武則天的記載和她自己的著作，郭老都查看過了。今人的研究劇作，郭老也盡可能找來看過。”郭平英說。

    與人交往：平和謙遜 提攜晚輩

    作為早在五四時期就已成名的文壇前輩，郭沫若在朋友和晚輩文藝人的心目中卻是平和謙遜的。當年曹禺和北京人藝的同志請郭沫若寫劇本，每次他都慨然應允。郭平英回憶說：“有一次北京人藝準備排郭老過去寫的劇本，他聽到后，不大贊同，爽快地說：‘我給你們寫個新的吧。’有時他留大家在家里吃飯，往往餐中就想出了題目。《武則天》、《蔡文姬》都是應北京人藝請求寫的。”

    郭沫若不僅和名家合作、給大劇院寫劇本，對于未成名的小劇團與小演員，他也一樣尊重。當年河北有一個都是由十一二歲的小孩子組成的地方劇團，有一次他們在北戴河演出，郭沫若看到了，不僅給這個劇團起了“東風劇團”的名字，還親自為他們修改了劇本。郭平英說：“郭老曾先后為這個劇團修改了《武則天》、《虎符》，并在表演、導演、舞美等方面予以具體指導。在排演《武則天》時，因為戲曲需要有過場戲，而原來的話劇則沒有，郭老就專門為演出增加人物角色。考慮到孩子們將來有可能出國演出，為了讓他們長見識，郭老還帶他們去吃西餐，教孩子們使用西餐餐具。孩子們給他寫信，他也回復。郭老從不是非和大牌藝術家合作不可。”

    “文革”結束，粉碎“四人幫”之后，郭沫若發表了傳誦一時的詞作《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常香玉馬上把它譜成豫劇曲調四處傳唱，廣受歡迎。1977年元旦，在北京電視臺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舉辦的迎新春慶勝利演唱會上，常香玉再次演唱了這首詞，獲得極大的反響。“郭老在電視上看到演出后，特地請廣播電臺對常香玉表示祝賀和謝意，并給常香玉寫了親筆信：‘我在電視中看到和聽到你的《水調歌頭》，演唱非常有力，譽滿首都，使拙作生輝，非常感謝你。’”

    1977年，中央發出召開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的通知。常香玉想通過演唱的方式，表達心情，可沒有合適的唱詞。“這時她想到了郭老，馬上給郭老寫了一封信，希望為自己寫一首切合主題的唱詞。很快，郭老便專門為常香玉寫出了《水調歌頭·工業學大慶》的唱詞。接到郭老的信和唱詞清樣，常香玉十分感動，很快為詞譜了曲，并在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期間進行了演出和錄音。”

    四次文代會：期待鳳凰涅槃

    “文革”結束后，文藝界人士再次重逢。郭平英說：“郭老這時身體不好，但非常關心大家的創作情況，對大家重新拿筆寫作寄予了希望。”

    郭沫若病重期間，正值中國文聯召開全委會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許多同志非常關心他的病情，都想去探望。回憶當時的情形，郭平英說：“1978年6月3日早晨，郭老的秘書來電話說，郭老一早醒來就問周揚，想要周揚去看看他。周揚很快趕到北京醫院。郭老當時已經十分消瘦，但似乎不很留意自己的病情，他朝周揚他們笑了笑。周揚向郭老轉達了同志們對他的問候和祝愿他早日康復的熱切心情，也向他匯報了中國文聯會議上的情況。郭老聽了很高興，他再三要周揚向同志們致意和問候，郭老還說，他因病不能出席會議，失去了一個向大家學習的好機會，感到遺憾。”

    在這次中國文聯全委會上的書面發言中，郭沫若豪情滿懷地寫道：“粉碎了‘四人幫’，我們精神上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一切有志于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文學家、藝術家，有什么理由不敞開思想、暢所欲言、大膽創造呢！”對于新時代文藝發展，郭沫若期待著她能像浴火的鳳凰涅槃重生，在經歷苦痛與挫折后再創新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