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當南京于４月２３日、上海于５月１６日相繼解放后，由于解放戰爭輝煌的決定性的勝利，黨中央定于7月在北平舉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晉綏分局決定周文、馬烽、西戎、束為、亞馬、盧夢、常蘇民、李少言和我作為西北代表團的一部分團員去參加大會。

    西北代表團的團長為詩人柯仲平，副團長為作家周文和戲劇家馬健翎。團委為我、朱丹、林山、周文、亞馬、柯仲平、馬健翎、張明坦。加上石魯、邵子南、柳青、賈芝、聞捷等代表共45個團員。這既是我作為一個美術工作者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這樣的盛會，也是中國歷史上首創的一次文學藝術家的代表大會。能夠參加這樣的會，既意味著黨對于我的藝術成就的肯定，也是對于我的藝術活動的鼓舞。

    我和盧夢、李少言于5月中旬離開高家村到了汾陽，過薛公嶺時遇上霜凍，看到新出的核桃樹嫩葉都被凍蔫了。但走到交城、文水一帶時，卻又看到田里已在收割大麥。好像從冬天突然來到夏天。

    當我們路經新近于４月２４日解放了的太原城時，我真有無限的感慨。自１９３６年我離開太原，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歷13年之久。現在我再來到這個曾經在此學習、生活過的古城，怎能不觸景生情，如今是城街依舊卻屬人民的天下了。

    來到北平，被安置在一個新建的樓房里等待開會。當時我們美術界也在籌備召開全國美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并在中央美術學院內舉辦了全國第一屆藝術展覽會，我參加展覽的木刻作品有延安時代刻的套色木刻《豐衣足食圖》，黑白木刻《為群眾修理紡車》和在晉綏邊區創作的套色木刻《送馬》、黑白木刻《王貴和李香香》插圖，以及年畫《選舉畫》。除此之外，還把全套《晉綏人民畫報》、內蒙古的《內蒙畫報》和東北的《嫩江畫報》一起展出了。后來上海晨光出版社由趙家壁負責出版了一本《新中國版畫選》，選入了我的《送馬》和《王貴和李香香》插圖。還出版了一本木刻連環圖畫叫《小姑賢·劉保堂》，把我在延安時期刻的《文教英雄劉寶堂》和《小姑賢》插圖一并選入其中了。

    在等待開會期間，我們觀看了一部蘇聯影片《西伯利亞交響曲》，我很受感動，因而寫了一篇評論文章發表于《人民日報》，內容是歌頌一個音樂家來源于西伯利亞生活的創作激情。據編輯說，他們收到好幾篇評論文章，最后選取了我寫的這一篇，我真高興。

    在一次小會上，一位陌生的同志主動過來和我握手，并自我介紹說：“我是趙樹理。”我真為見到他而高興。雖然我們于１９３５年同在太原，但未曾相識。現在他主動來和我握手，使我感到意外，我想：也許是由于我在晉綏《人民時代》上寫了《三談〈李有才板話〉》而引起他對我的注意的吧。趙樹理是這次大會上的大紅人，不久前郭沫若曾稱贊他是“文學上的一棵大樹”。而周揚也寫長文評論他的小說。我對他是非常敬佩的。但他卻如此謙遜，真是難得。從此他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當中國共產黨誕生２８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參加文代會的全國文學藝術家一同參加了“七一”的慶祝大會，其中有郭沫若、茅盾、周揚、梅蘭芳等名人。大家在雨中站在露天會場上，我看到在我面前的梅蘭芳衣服淋了個全濕，然而誰也若無其事，至今思之還使我感動，雖然我也被淋濕了。

    文代會終于于7月2日在懷仁堂開幕了，我被選為主席團的成員，和郭沫若、茅盾、周揚、丁玲、梅蘭芳、趙樹理、艾青、胡風、徐悲鴻等都坐在主席臺上。首先由大會主席團總主席郭沫若致開幕詞，接著由副總主席茅盾報告大會籌備經過。之后由朱總司令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大會致賀詞，接著還有董必武、陸定一等首長講話。到7月3日郭沫若向大會作總報告，7月4日由茅盾作了十年來國統區革命文藝運動的報告，7月5日周揚以《新的人民的文藝》為題，作了關于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他講到美術時說：“繪畫方面，解放區的木刻、年畫、連環畫等，都帶有濃厚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如大家熟知的古元、彥涵、力群等人的木刻，華君武、蔡若虹的漫畫。”這是周揚對我的木刻的評價。大會的第六日由周恩來作政治報告。在他將要結束報告時，毛主席突然蒞臨會場，并作了簡短的講話，全場歡聲雷動。他說：“因為人民需要你們，我們就有理由歡迎你們。”

    在我們開會的期間，經常有學校、機關的代表或子弟學校的兒童代表向大會獻旗、獻花，表示熱烈的祝賀。

    在大會期間，一天夜晚周恩來接見了西北代表團的團長和團委。當秘書向他一一介紹來者，輪到我時，他說了聲“知道！”這真使我驚異。后來想：他所以能知道我，大概是他當年時常把延安的木刻拿到重慶展覽吧。

    大會結束時，我當選為中國文聯委員，感到無比光榮。因而能在西單一個大飯店同郭沫若、梅蘭芳等文聯委員同桌吃飯，也真是千載難逢。

    文代會于7月19日舉行閉幕式。在整個大會期間，每晚都有文藝晚會，我坐在前排觀看了梅蘭芳演的《霸王別姬》，非常高興。自１９３２年我在西湖觀看了他演的《蘇三起解》后，就再沒有看過他的戲了。那時花兩塊白洋還是旁座，而今我能不花錢坐在前排，真使我有很多的感慨。我還有幸觀看了上海名演員周信芳演出的《四進士》。我當年在上海時就經常聽到周信芳的藝名“麒麟童”了，但因為生活的貧困，對于他的演出，從來也不敢問津，這次大會期間能先后看到梅蘭芳和周信芳的戲實在是太難得了。此外我還看了青年演員郭蘭英給大會演出的新歌劇。郭蘭英本是舊社會在張家口以唱山西梆子出名的，現在她參加了革命大學文工團給大會演出新歌劇《王大娘趕集》，使我大為欣賞，她在臺上真是一身都是戲。后來才知道她是山西平遙人，我為山西能有這樣的戲劇人才而高興。

    大會閉幕后，“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于７月２１日在中山公園正式成立，我被選為美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及常務委員會委員。常委共13人，選舉徐悲鴻為美協主席，江豐、葉淺予為副主席。在文代會期間江豐曾以《解放區的美術工作》向大會作了專題發言。其中說：“直接為工農兵服務的藝術形式，以畫報為最發達，同時也是在群眾中影響最大的一種，許多知名的美術工作者也積極參加了這種工作，如朱丹、力群、張仃、沙飛、尹瘦石、施展、陳叔亮等……”這里他提我的名字，顯然是因為我主編了《晉綏人民畫報》。

    在這次大會上我為能夠看到美術界和文藝界的很多老朋友而感到非常高興，如當年在上海認識的野夫、陳煙橋、新波；在武漢相識的李樺，以及三廳美術科同桌辦公的賴少其。他離開武漢后就參加了新四軍，這次參加大會是部隊代表團的副團長，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三廳美術科的朋友還有李可染、葉淺予、王琦，延安時代的有江豐、馬達、蔡若虹、張仃、古元等。此外還看到三廳時的文藝處處長田漢和《七月》的主編胡風……這真是革命文藝界空前的一次大會師。當時李可染是平津代表第二團的成員，我們在武漢三廳別后已有11年之久未見了。會議期間李可染特邀請參加大會的三廳時代的一些老友在他家聚會吃晚宴，那時他住在大雅寶胡同中央美術學院的宿舍里，我們追敘三廳時代的往事和彼此別后的情況，頗感暢快。

    大會結束后，周揚找我在北京飯店談話，要我回到太原和高沐鴻召開全省的文代會建立山西省文聯。但我還未曾認識高沐鴻同志呢。

    文代會結束后，約8月中旬西北代表團路經太原，住正大飯店，進行了數日的參觀。約9月初我才從介休坐卡車到興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