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無法忘卻那張布滿溝壑般皺紋的黝黑的臉，上世紀80年代初，那位艱辛歲月耕耘出的含辛茹苦的“父親”激起了人們深深地思索，還在大學讀書的羅中立，將時代變革后人們迫切需要的情感抒發全部傾瀉在一幅油畫中。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記者再次走近羅中立，傾聽《父親》背后的故事，觸摸那個時代特有的藝術印痕。

    “我要為他們喊叫。”這就是我構思這幅畫的最初沖動。開始，我畫了守糞的農民，以后又畫了一個當巴山老赤衛隊員的農民。開始畫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后來，一位老師提議改成《父親》，這時，我頓時感到把我的全部想法和感情都說出來了。

    記者：《父親》刻畫出一個勤勞、樸實、善良的農民形象，當時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創作沖動？

    羅中立：這幅畫的構思是從看到一位守糞農民開始的。那是1975年的除夕之夜，雨夾著雪粒不斷向人們撲來，冷極了，在我家附近的廁所旁邊，守候著一位中年農民，一雙眼睛死死地盯著糞池。除夕歡樂的夜晚降臨了，周圍一片熱鬧景象。此時，這位離家守糞的農民在想些什么，也許盼望糞池快滿以多掙工分，可以變糧食，養活家人……這時，心里一陣猛烈的震動，向我襲來。

    記者：“父親”的原型還有一位沒有出過大巴山的農民？

    羅中立：那是在上中學時認識的。那個時候辦學的方針就是到實踐中去，為工農兵服務就要畫他們喜歡的，就要和他們同吃同住、生活在一起，所以在四川美術學院附中讀書時，我們是在農村、工廠和學校的往返當中上課的。一次半年創作期的體驗教學，讓我走進了大巴山區。我至今還清楚記得到那里的第一個夜晚，那是我第一次離開重慶、離開城市，最直觀感受農村，體驗農民的情感。我們走到山頂上，天已黑盡了，有一座龍王廟改建的小學校。農民公社擠滿了很多熱情的村民，山區人都抽煙，在燈下煙霧騰騰中看到一張張興奮的臉。我們被分到各家，這是他們第一次接觸外面的人，全家都來接。我在去姓鄧那家人的路上，回頭望到處都是梯田，人們舉著手電、馬燈、火把，一條條火龍走向不同的方向，平靜的山村沸騰了。這是鄉村留給我的終身難忘的記憶，現在腦海還經常浮現這樣的畫面，非常想表現在作品中，但是當時并沒有創作的想法。

    畫《父親》是10年以后的事情了。恢復高考后，我考入四川美術學院學習，當時準備參加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我們這一代人接受的特殊教育方式，積累了很多生活中的第一手資料。畫山里人的題材早已定好，但如何畫卻前后苦思冥想了一年。畫的過程中遇到了那個守糞的農民，使我想到糧食、肥料，進而想到城市、國家、民族。農民是中國社會最大的群體，是支撐國家和民族的脊梁，這激發我要畫一幅具體表現農民的作品。于是我想到鄧家人，又一次回大巴山尋找創作靈感，老人還在，我把山里人都畫了下來。回來后，我用最大的努力來表現我熟悉的一切，在三十七八度的夏天，在一間6平方米的閣樓里，有了現在這位農民父親的形象。

    站在“父親”巨大的頭像面前，就會產生強烈的視覺效果，這是我盡量地把畫幅加大的原因，所以，大，也是我的語言之一。

    記者：畫問世后，便引起強烈反響，視覺沖擊力和真摯的情感打動了很多人。

    羅中立：《父親》是在美國畫家克洛斯巨型肖像畫的啟發下，采用照相寫實主義手法創作的，把人物的頭像放大，可以有力傳達出我的感情和思想。技巧上沒做太多思考，開始我把眼神畫得很清楚，很細致，后來反倒覺得對時代的反省、對歷史積淀的厚重感沒有了。修改了幾次，效果出來了，模糊在陰影中的深邃目光既有滄桑、溫順，又有企盼和希望。

    記者：不論是在題材內容上，還是在形式語言上，《父親》都有革新的意義，這不僅是形式上的創新，而且是主題思想的突破。這是因創作環境改變還是您內心的渴望驅使的？

    羅中立：我在創作過程中一直都有壓力。“文革”雖然已結束，但是思想解放還有一個過程，有些人不適應，仍舊上升到意識形態來評價作品。而且以往的農民形象都是精神飽滿、喜氣洋洋的，人們的審美習慣了“紅、光、亮”、“高、大、全”，工農兵領導一切的主人翁樣子，而《父親》卻滿是滄桑，還用寬1.5米、高2米的大尺寸來刻畫一個普通農民，這種肖像畫是從未出現過的。

    當時創作時我想最多不參加展出，但將它畫出來卻很堅定，因為這是我最想表現的，我想通過這張畫正視現實，表達畫家的社會責任與使命，讓它變成真正的藝術品，而不是精神空洞的附屬品，在我們走向“人的時代”之時具有轉折的象征意義。不過對于這幅作品能否通過審查心里沒底，擔心出不了畫室，朋友也勸說別拿出去了，會惹麻煩。這時有人靈機一動，提議在人物耳朵上加一支圓珠筆，體現新社會的農民形象。為了不破壞整體，我把透視畫得很大，幾乎是正面圓心的效果，而且用的是最流行、最便宜的套竹桿的那種筆。其實，我接受這個建議的出發點正相反，這處細節修改能夠客觀記錄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那個時代抹不去的印記。

    有人來信說《父親》叫他們流淚，一位農民說，畫上的人是他們生產隊的一位老農，還說這樣的創作人民支持。這些話堅定了我要走的路，表現農民，就畫我熟悉的大巴山農民的平凡生活，畫他們的悲歡喜怒、愛憎、生死。

    記者：雖然引發了爭論，但這件作品最終參加了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經觀眾投票一舉奪得金獎，還登上了《美術》雜志的封面。

    羅中立：這幅作品是特定社會條件下的產物，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主體意識開始覺醒，這就形成了一個良好的客觀環境。畫中這位飽經蒼桑卻又永遠對生活充滿希望、期待、樂觀、堅韌的普通農民，是無私無悔奉獻自己養育兒女們的父親的代表，這種真實可信、有血有肉的人性“美”，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引發了社會對這幅畫的關注。

    記者：《父親》影響了一代人，當時觀眾的反饋您還記得嗎？

    羅中立：那時觀眾信件如雪片般寄來，宿舍同學開玩笑說要設一個秘書班來處理。寫信的人來自各行業，各種身份都有，主要是支持我的，但也有個別批評的聲音。信的字里行間都很有激情，還保留有那種“文革”式的語言，表達的確是真正的心聲，反映出改革開放后民眾發自肺腑的強烈感受。直到很多年后，我碰到不認識的同齡人，甚至在國外很有成就的人，還會跟我提起當年他們在山區、邊疆時看到《父親》時的感受，讓我很感動。那種眼神、語氣，又回到了那個純真質樸的年代。其實他們回憶這一段經歷，不僅是和我溝通，更是對自己的人生在改革后發生巨變的感受，只不過通過這幅畫為契機表達出來，這是我沒想到的。現在我一直收藏著那時爭論最激烈時一封觀眾的來信，信中有一幅畫，畫中的父親戴著虎皮帽子、金手表，有一口金牙，手里端著盤燒雞，還附有短短幾個字：如果像這樣畫，他們就滿意了。這樣的形象在當時的社會是不可想象的，但有意思的是，現在來看，這就是改革開放30年后今天中國農村隨處可見的富裕景象。

    我覺得作品應有人民性，作品應和多數觀眾起到一種感情上的交流和共鳴作用，要做到這點，重要的是要有堅實的生活基礎和真實感情。

    記者：30年來，您的創作思路發生了哪些變化？

    羅中立：改革開放后，美術創作領域發生了巨變，從只有一個全國美展發展到現在開放多元的展覽格局，繪畫風格也由具象寫實發展為豐富多彩的藝術面貌。作為個人來講，關注農民的鄉土題材是我不曾改變的，以前山區生活貧困，人們世代都沒出過門，現在這些人走出了大巴山，來到曾經他們認為很遙遠的城市生活，中國農民在新時代有了新的開始，他們仍然需要人文關懷。但我試圖將社會性主題創作轉向藝術性主題創作，由當年《父親》、《春蠶》那種一幅畫承載很多內涵的作品，逐漸走向對繪畫藝術自身的理解和表達。現在美術界提倡熔鑄中國氣派、弘揚民族精神，中國藝術家注入了很多自身元素、經歷體驗，這也是我自己10多年來的想法和努力的方向，希望在這樣寬闊的藝術主題中尋找到個人的藝術樣式，將更多本土傳統文化背景和民間美術遺產融入現代繪畫風格中去。

    記者：從學生到教師再到四川美術學院院長，您這30年間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羅中立：我最想說的是“天氣正好，下地干活”。今天國家處于前所未有的好時期，中國的藝術家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在校園中可以邊聽音樂邊畫畫，模特打瞌睡了可以把畫本“嘭”地一下摔到地板上嚇她一跳，這在以前都是不敢想象的。人生有限，我們一定要抓緊這個藝術創作的新生。因此，作為過來人，我對改革開放有一種特別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