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大畏的形象跟他的畫作一樣，高大、氣派，有一種泰山壓頂的氣勢，但骨子里藝術家的氣質，又讓他變得儒雅親切。在他的引領下，我們走過彎彎曲曲的走廊，推開一扇扇側門，走進他在上海中國畫院的畫室。“頂天立地”的大幅宣紙在墻上張貼著，上面是還未完成的畫作，他向我們說明畫作的內容，又遠遠近近地仔細端詳著——這些完成的、未完成的畫作里，寄寓了施大畏的思索。

    “要不是改革開放，我現在可能還在畫連環畫。”施大畏如是說。施大畏是“文革”后期崛起的一位連環畫畫家。他以前是上海造船廠的一名油漆工人，“油漆工也算跟畫家有共通之處”，施大畏調侃道。因為有繪畫的天分，那時候施大畏就被要求去畫宣傳畫，后來油漆工人也不做了，就專門去做宣傳工作。此后，他又介入連環畫的創作，算是走進了美術創作的專業領域。

    “改革開放之后，我們的思維開始變得活躍，對一些問題也敢于思索、敢于表現，而且是打破了以往的思維模式，從人情、人性的角度去思考。這樣，我們對于問題的思考才具有普遍性，我們對于民族自身經歷的思考才會得到世界的共鳴。”施大畏曾創作過一幅《老鄉》，表現的是毛澤東與老鄉在一起。畫面上的毛澤東平易親切，“我就是要把毛澤東還原成老鄉的面貌，表現出偉人身上作為普通人的一面，這種東西具有普遍意義，能夠感染更多的人。”施大畏的英雄主義中，充滿了對人性的關懷和體察。

    實際上，對于偉人的塑造、對于重大歷史題材的創作，始終貫穿于施大畏的創作生涯。此后，他的一系列大型畫作都是沿著這一思維進行的。施大畏不喜歡畫蟲草花鳥，不追求繪畫的閑情逸致，而是醉心于從恢宏的歷史中尋覓人類不斷戰勝自然、戰勝自我的軌跡。施大畏說自己崇拜英雄主義，不管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只要是能夠體現永不服輸的英雄氣質就能讓他心生敬意。

    正是出于這樣的想法，自上世紀９０年代開始，施大畏開始將他主要的精力投入到《生命》系列大型組畫的創作中去。從遠古的《大禹的傳說》到戰國屈原時代的《國殤》，從唐朝的《兵車行》到清朝洪秀全起義的《天京之變》，從舉世聞名的《長征》、《歸途——西路軍婦女團紀實》到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取材無一例外均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某個重要階段或重要事件。這些作品在外在形式上都是大場面、大尺幅，統一的２１０厘米×４８０厘米，通常放在展覽大廳的中央，沉重厚實，以寬銀幕和紀念碑式的氣勢搖撼觀者的靈魂。施大畏的這些歷史題材大畫的母題無疑是悲壯的、苦難的、宏闊的，而且大都洋溢著濃厚的英雄主義色彩。它們展示了畫家對歷史的深度思考和追索。幾乎每一幅作品都有著占據畫面突出部分或成為視覺中心的主要人物。他創造性地以黑白兩色作為這些作品的主色調。他認為，只有黑與白才能承載如此嚴肅、如此深重的話題。

    前不久，“春華秋實——上海中國畫院藏品展”在美國知名的紐約切爾西藝術博物館推出，引起了美國主流藝術媒介和藝評家的關注。這一狀況令施大畏感到意外，也感到驚喜。“原來我怕外國人不能接受，但他們從我們一些歷史題材的創作中看到了溫馨的人性，看到了浪漫，而不是革命的血腥和暴力。我想，只要我們對于本民族的經歷和文化有信心，自信地將這些東西展示給世界，就會得到世界的認可和歡迎。”

    施大畏有一個愿望，就是希望有更多當代畫家的作品進入博物館，能夠為后人了解今天的社會提供一份藝術上的“信史”。因此，他從不敢有任何懈怠，深感身上責任重大。有人評論說：“繪畫對施大畏而言不是一種娛樂，而是一種責任；創造不是一種快樂，而是一種天職；探索不是一種享受，而是一種使命；成績不是一種贊美，而是一種鞭策。”施大畏是繪畫藝術的苦行僧，具有強烈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不是別人強加的，而是他自己給自己增加的重擔。

    這種使命感不僅僅是來自一個畫家的天職，還來自作為一個畫院管理者的責任。自從接任上海中國畫院院長以來，如何更好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組織和推動藝術家的創作，成為施大畏常常思考的問題。“創作課題制”則成為施大畏管理畫院的有效方式。上海中國畫院是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單位，施大畏抓住紀念抗日戰爭勝利６０周年主題創作活動這一契機，啟動了醞釀已久的“創作課題制”，以深化畫院的管理體制改革。“創作課題制”推出后，得到了畫家們的熱烈反響，也調動了畫家們的創作積極性。

    施大畏表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已撥出不少專項資金用于收藏藝術品，但大部分都是收藏古代、近代或者現代藝術家的藝術品，很少用于收藏當代藝術家的作品。這就造成了兩個后果：一是不少當代畫家的優秀作品都流失在市場上，國家機構收藏的作品數量十分有限，即便收藏的也不一定是藝術上有代表性的作品，而這些作品大多須依靠畫家自愿無償捐贈；二是無法有效地通過獎勵機制鼓勵當代畫家積極參與創作一些重大題材的作品。“因此，我們現在倘若要專門到國家藝術機構去集中看一位當代畫家的作品，未必能夠如愿。如果國家機構現在不出資收藏當代優秀畫家的優秀作品的話，今后再要收藏，一是付出的代價可能更高，二是未必能夠收藏得到。因為一個畫家的創作高峰是有周期的，國家機構的收藏最好是與畫家的創作高峰周期同步。另外，現在畫家要創作一些重大題材、重大主題的作品，可能從短期看未必有多少市場收益，但是在藝術的提升突破上卻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有專項資金對這些畫家進行資助，就能使其安心創作。”而“創作課題制”的推出，恰巧從機制上解決了這一問題。

    這一機制又恰恰可以解除施大畏對目前書畫市場現狀的憂慮。“近年來中國的藝術品市場發展實在太快，誘惑也太多。面對這些形形色色的誘惑，一些人可能把持不住自己，心露浮躁，急于求成。但是，商業炒作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商業炒作脫離了畫家的真實水平，炒過了頭，其效果可能適得其反，貽笑大方。”施大畏說：“真正的藝術家應該對自己有信心，面對誘惑要有定力。作品過硬，遲早會得到社會的承認。藝術家要常常回到書齋充實自己，才不會被市場所害，才能有信心創作出一批真正無愧于時代、能夠傳之后世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