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的詩歌底蘊非常豐厚，幾乎每個時代都有大詩人出現。新詩肇始之日，胡適、陳獨秀、朱湘等就為現代漢語詩壇提供了豐富的詩歌文本。當代以來，特別是新時期以來，出現了公劉、嚴陣、劉祖慈、梁小斌、沈天鴻等一大批詩人，以及在詩歌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詩歌報》（現《詩歌月刊》），在全國詩歌界獨樹一幟。著名詩人劉祖慈和《詩歌月刊》的主編王明韻向我們介紹了安徽詩歌活動的情形。

    新時期的安徽詩歌扮演了思想先鋒的角色，早在“四人幫”粉碎之前，安徽詩歌界就已經開始活躍起來。當時在《安徽文學》工作的劉祖慈說，“文革”造成的不只是八個樣板戲的問題，更嚴重的是文藝界經常挨整，文藝家的創作受到壓制，大家都為國家命運和文學前途而憂心忡忡。粉碎“四人幫”之后，詩歌一下子就發展開來了，當時的《安徽文學》除了發表青年詩人的作品，還發表了尚未平反的“右派”詩人艾青、呂劍、公劉、孫靜軒、蔡其矯等人的作品。1979年后，又發表了臺灣詩人的作品。這些在全國都開風氣之先。

    1979年2月，胡耀邦同志出席了在北京西苑賓館召開的全國新詩座談會，他在會上所作的報告對推動全國詩歌界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很大作用，這一時期的安徽詩歌遍地開花，呈現出井噴式的繁榮局面。除了“文革”前就已成名的公劉、嚴陣、劉祖慈等詩人以外，80年代初，合肥、安慶、巢湖、銅陵等地都涌現了代表性的青年詩人，安徽師范大學的“江南詩社”、安徽大學的“雁明詩社”等學生詩社中成長了一大批優秀詩人。梁小斌、陳所巨代表安徽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第一屆青春詩會，喬延鳳、時紅軍、沈天鴻乃至于海子都為安徽詩歌在新時期文學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留下了諸如《哎，大森林》、《廣場上的黎明》、《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秋水》等膾炙人口的佳作。

    應運而生的《詩歌報》成為新時期安徽詩歌的標志之一。1986年，《詩歌報》與《深圳青年報》聯合舉辦了“中國詩壇1986年現代詩群體大展”，中國當代新詩第一次通過報紙這一媒介以展覽的方式走向社會前臺。王明韻評價說，對于這次大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其影響是不容置疑的。后來各種蜂擁而起的大展，無論規模、影響、陣容，或者價值、意義，已經無法與之相比。中國現代新詩能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大展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詩歌報》在中國的詩歌史和文學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現在的成名詩人，大部分都在上面發表過詩歌，其影響之大、影響之深、影響之久，恐怕是當時的創辦人也沒有想到的。

    作為改革開放的產物，《詩歌報》先后經歷了三次停刊，變為后來的《詩歌報月刊》，最后改為現在的《詩歌月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浪潮中起起伏伏，伴隨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但追求詩歌品質、堅持開放精神的宗旨始終沒有變，見證了安徽詩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合肥和安慶仍然是安徽詩歌的兩座重鎮，除了這兩大重要地域，安徽詩人更是分布在全省十多個地市，比如馬鞍山的楊鍵等優秀詩人，還有大量漂在外面尤其是北京的安徽詩人。

    一個時代離開詩歌是無法想象的，詩歌同樣也離不開時代。今年11月，《詩歌月刊》聯合肥西縣委縣政府舉辦了一次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采風活動，邀請了舒婷、葉延濱、邱華棟等國內著名的詩人、作家，來到當時也是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肥西縣小井莊走訪參觀。王明韻說，大家的感受都非常深，很受震撼。人們總覺得詩人在逃避，其實應該看具體情況。當他們走進這片土地，他們還是有話要說的，每個人都創作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