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國影協新時期側影
      http://www.858835.com    2008-12-18    作者:柳秀文 陳寶光    來源:中國藝術報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文化步入了一個百花爭艷的春天。中國電影經歷現實主義回歸、探索和創新、現實主義的深化、電影產業化四個重要階段,從只有8個樣板戲的文化荒漠中走了出來,迎來了歷史性的轉折,一大批優秀電影作品如春筍破土而出。回顧中國電影30年的發展歷程,從上世紀80年代的百花齊放,到90年代的多元并進,再到新世紀中國電影產業化的飛速發展,可以說是波瀾壯闊,精彩紛呈。作為中國專業電影工作者的人民團體,中國電影家協會在這歷史性的轉折中起著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聚焦這30年發展中的幾個側面,不禁慨嘆改革開放為其帶來的深刻變革與挑戰。

          劫后余生 重新恢復

          十年浩劫中,電影界是重災區,電影人的大家庭——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中國影協前身)當然也不能幸免。整個影協被當作“裴多菲俱樂部”予以遣散,中國影協主席蔡楚生患病得不到醫治而含冤去世,中國電影出版社副社長程季華因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被江青定為“反革命”入獄8年……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幫”,1978年6月2日,召開了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第一屆第四次常務理事(擴大)會決定: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自即日起恢復活動;中國影協原有各部門及所屬中國電影出版社立即恢復工作;《電影藝術》、《大眾電影》自1979年1月復刊。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第四次文代會在京召開。劫后余生的老藝術家們久別重逢,互相問候,唏噓揮淚。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向大會致祝辭,當他說到“不要橫加干涉”的時候,全場響起了持久的熱烈掌聲。謝晉后來回憶說,他當時手都拍紅了。鄧小平的講話多次被掌聲打斷,人們都明白,文藝的春天來臨了。在第四次文代會期間,中國影協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將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更名為中國電影家協會,選舉夏衍擔任主席,任命袁文殊為書記處第一書記。

          當時,中國影協租借了北太平莊新影廠主樓四層的東半邊樓和西側的兩間辦公室,所以那時電影廠的人稱影協為“新影四樓”。即使四層東半邊也不全是影協,中國舞蹈家協會還占了兩三間屋子。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一個部門就是一間辦公室。人數多的部門也不過兩三間辦公室。辦公室里塞得滿滿當當的,辦公桌有時就像“四方聯兒”那樣拼在一起。過道兩側擺滿了文件柜,連文件柜上面都堆滿了東西,使過道顯得更加狹窄。

          難忘的“農村題材電影座談會”

          上世紀80年代初,《電影藝術》要召開“農村題材電影座談會”,筆者提前去幾位著名作家家里邀請。到了秦兆陽家,他開始同意了,不知道想起什么又變了卦,筆者磨了一個多小時的嘴皮子,他才答應參加。到了浩然家,一位樸實、有些顯老的中年婦女說浩然不在。筆者看她的神情,略微遲疑地問:“您是他……愛人吧?”她重重一點頭。知道了筆者的來意后,她十分有把握地保證說:“你放心,我讓他去!”到林斤瀾家去了兩次。第一次他很謹慎,問參加會議的都有誰,不置可否。第二次刮著大風,筆者騎著自行車再去他家,渾身臟得像小土人兒。他很慢地說:“刮這么大風你都來了,我還能不去啊?”劉紹棠答應得最痛快,痛快得有些令筆者“失望”,而且沒有了再費口舌的余地。在距開會的十天左右時間里,筆者再沒找過劉紹棠,有些負氣地想看看他的信用。在李國文家的桌子上,擺著他正在寫的稿子,整齊得有如鉛印,令人叫絕。他女兒當時還在上小學,作業的工整略近其父。李國文很謙虛,說會去開會,但不會發言,聽聽。

          會議開始,除了劉紹棠都來了。素未謀面的浩然的到來,使筆者有僥幸之感,深深感激他的夫人。秦兆陽一煙在手,不絕如縷,神情淡定,娓娓而談,兼有理論家的睿智和文學家的生動,令人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他的話不時引起哄堂大笑,有些是他抖的包袱,他卻一絲不笑,有侯寶林的冷幽默的味道。影協領導王杰詫異:“秦兆陽在文學界都不參加會,你怎么能把他請來?”筆者卻暗暗慶幸得虧請他的時候沒松勁兒,其實,筆者當時對他的水平并沒有太高的期望。李國文正如其所言,雖然一再邀請,卻始終沒有發言。會開到一半的時候,劉紹棠推門進來了,爽朗地笑著:“昨天夜里趕個稿子,起晚了。”筆者還沒來得及起立迎接,眼淚已先唰地下來了……

          “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

          當時各京外電影制片廠有一個共識:就是新拍出來的影片到北京電影局送審,一定要送到“新影四樓”聽聽反映。到電影局是要通過令,到影協是聽專家的意見。當放一些重要的國產新片的時候,在北京的一些創作人員也往往聞訊而來。記得在放吳貽弓的《城南舊事》和滕文驥的《都市里的村莊》時,放映室里座無虛席,幾無插足之地。蘇叔陽舉著一把椅子中途進來,正沒處下腳的時候,筆者把座位讓給他,自己挪到銀幕的右側,幾乎是緊貼著銀幕看完了這場電影。

          每當看完好電影,大家興猶未盡,燈一亮,拉開凳子就座談起來,好處說好,壞處說壞,各抒己見,互相爭論,壯懷激烈,毫無客套。真想聽意見的創作者也達到了目的。當時沒有座談費用,也不必像現在這樣反復推敲請誰不請誰,反正“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那種意氣風發、揮斥方遒的氣氛,直到今天也令人懷念。

          一平方公里有一本《大眾電影》

          在文化荒漠的十年浩劫中,誰要有一本“十七年”的《大眾電影》,那就成了極珍貴的物件。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這個緣故,《大眾電影》一復刊就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據說,由于紙的供應比較緊張,在地方上訂《大眾電影》是有數量限制的,一個縣也就分到有數的幾份,不是誰想訂就能訂,要訂得走后門,有特鐵的關系,誰訂上了當然就成了眾人艷羨的幸運兒。單位出去辦事,送上兩本《大眾電影》,就是最受歡迎的見面禮和最好使的公關武器。即使這樣限制,這樣一刊難求,《大眾電影》還是發行到了960萬份,《大眾電影》編輯們常自豪地說,中國960萬平方公里土地,1平方公里有1本《大眾電影》。《大眾電影》真成了名副其實的“大眾電影”。有一次,《大眾電影》封底刊登了外國電影《水晶鞋與玫瑰花》男女主人公接吻的劇照,引起了軒然大波,收到了讀者激烈批評的來信,可見當時中國大眾接受心理底線之一斑。《大眾電影》為此組織了好幾期討論。據說,當時中國電影出版社主要收入來源就是靠一“大”一“小”,一“大”指《大眾電影》,一“小”指電影小人書。

          “金雞獎”啼鳴電影新時代

          1981年,中國影協書記處考慮到當時的中國電影只有文化部電影局每年頒發的政府獎和由廣大觀眾每年評選的大眾電影“百花獎”,決定于當年設立由有影響的電影藝術家、評論家、技術專家評選的專業獎。因為當時是雞年,而公雞有司晨報曉、激人奮進之意,所以將這個獎定名為中國電影“金雞獎”。從創立之日起,“金雞獎”就秉承“學術、民主、爭鳴”的宗旨和“六親不認,只認作品;八面來風,自己掌舵;不報成見,從善如流;充分協商,顧全大局”的原則,對于獎掖優秀國產影片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由于“金雞獎”的重要地位和巨大的導向作用,金雞獎的評選特別是其中最佳故事片的評選一直受到中宣部領導甚至中央領導的重視。在1985年第六屆中國電影“金雞獎”的評選中,《野山》囊括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錄音、最佳服裝六項獎。但在上報審批階段,當時的高層領導認為《野山》的基本情節是兩個男人“換老婆”,思想趣味有問題,便專門召開會議討論這件事。這次會議建議金雞獎評委會推翻原來的決定重新評選。但經過影協召集金雞獎評委開會討論和單獨征求意見,評委們都不同意重選,仍然堅持原來的主張。在這種上下“頂牛”的情況下,不少電影界的人都認為“金雞獎”這回完了,再也辦不下去了。誰也沒想到,最后中央居然認可了金雞獎評委們的意見,上級服從了下級,體現了從諫如流的民主作風。這件發生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的事,也成為“金雞獎”評選中的一段佳話。

          “百花獎”44年后換新顏

          大眾電影“百花獎”在周恩來總理的倡導下于1962年創辦,是國內歷史最悠久的電影獎,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文化名人當年都曾經為“百花獎”投過票。由于種種原因,1963年第二屆“百花獎”評獎后,一直到1980年,中斷了17年的百花獎才又重新恢復,當年觀眾投票達280萬張。

          近年來,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大眾電影“百花獎”的選票一路走低,因此從2004年起,協會就著手對這一獎項進行改革。改革措施經主席團討論通過,報中國文聯批準,在2006年的第28屆大眾電影百花獎評獎時,從投票觀眾中(今年投票觀眾為110多萬)抽取101名評委(電影誕生101年),在頒獎典禮現場以按表決器方式,終評出各獎項。

          百首金曲重溫電影百年經典時光

          2005年是中國電影誕生百年,而電影中的音樂也在百年的歲月中成長為電影創作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一百年的電影音樂帶給我們的是對往昔歲月的美好追憶,是對無數電影故事、銀幕形象和經典臺詞的重溫和回味。因此協會決定在這難忘的歲月中,舉行中國電影百年百首金曲推選活動。并為此成立了推選委員會。

          委員們對于推薦活動十分認真,在討論會上,大家暢所欲言,在填寫選票時,很多評委感到100首太少了,有些歌曲真是難以割舍,但因為數量限制,只好忍痛割愛。2005年9月,從推選出的100首歌曲中遴選了25首歌曲,在黑龍江電視臺演播大廳舉辦了中國電影百年百首金曲演唱會。

          《中國電影家傳記叢書》引起巨大反響

          為了追尋老一代電影人的足跡,展示他們多彩的人生,中國影協在2005年啟動了《中國電影家傳記叢書》工程。現在已經完成出版了包括田方、于敏、李俊、嚴寄洲、黃宗江、謝鐵驪、王炎、王為一、王蘋、嚴恭、秦怡、田華、于洋、陳荒煤、徐桑楚、傅正義、錢筱璋、吳印咸、崔嵬、陳鯉庭等17本傳記。

          這套叢書陸續出版之后,在電影界、文藝界乃至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逐漸形成了一個品牌效應。秦怡、陳荒煤的傳記被一些報紙連載。中國電影出版社專門組織了田華在北京新華書店為《搏擊藝術人生》簽名售書,秦怡在上海、杭州新華書店為《跨越兩個世紀的美麗》簽名售書,讀者購書踴躍。在2005年中國影協舉辦的謝鐵驪從影55周年的活動中,謝導把《兩步跨人生》作為禮物送給與會的嘉賓及老部隊的戰友。上影廠老廠長徐桑楚2006年年屆九旬,上海文藝界專門舉辦了《踏遍青山人未老》的首發式,這本書被作為禮品送給每一個到會的人。好多電影界的老同志看了這套叢書,對主編程季華和中國影協的領導說:“你們做了一件大好事!雖然晚了一些,但是,做了就比不做強。”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鄭洞天認為,紀念中國電影百年有兩件事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一件是建立了中國電影博物館,再一件就是《中國電影家傳記叢書》工程。

          響應中國文聯號召“送歡樂、下基層”

          2007年1月22日至25日,組織慰問團在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舉行了“送歡樂、下基層,促和諧、樹新風”慰問活動。

          文山州位于云南省東南部,國境線長438公里,是集邊疆、少數民族、貧困山區和戰區為一體的壯族苗族自治州。全州境內居住著漢、彝、瑤、回、傣、白、蒙古、布依、仡佬等9個民族,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56.7%。全州下轄8個縣102個鄉(鎮),均是國家重點幫扶的貧困縣,有8萬多戶至今還住在危房里,20萬特困戶需要異地搬遷,170個行政村不通電話。

          慰問團的捐贈儀式和慰問文藝演出活動在文山州民族體育館隆重舉行。楊志今、康健民、王蘇婭等領導和藝術家代表中國文聯和中國影協向文山州捐贈數字電影放映設備一套、彩色電視機20臺,并向國立希望小學的139名學生每人捐贈了一套學習用具。向長期工作在文山州邊遠山區的10位基層電影放映員捐贈了防寒服。

          慰問團藝術家與當地演員們一道為文山的父老鄉親奉獻了一臺精彩的文藝演出。

          電影評論工作邁上新臺階

          影協于2006年成立了中國影協理論評論工作委員會。同年又創辦了扶植青年創作人員的“青年華語影像論壇”,在此基礎上,又出版了《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和《中國電影藝術報告》。從而形成了一個委員會、三個論壇、四本書的評論格局,極大地活躍了影協的理論評論工作,并得到了上級領導的重視。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胡振民和中國文聯黨組成員、副主席楊志今在看了《2007電影產業報告》后分別作了批示,并要求寫出內容梗概報中央領導。《2008電影產業報告》和首次出版的《2008電影藝術報告》被中國文聯整理成《文藝專題報告》上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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