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委宣傳部、四川省文聯、四川省作協近日在成都舉行了四川文藝界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座談會。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朱丹楓，省作協主席馬識途，省文聯主席李致，省文聯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黃啟國，省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呂汝倫等出席會議并講話。省文聯黨組副書記陳黔魯主持會議。阿來、沈伐、廖全京、黃萬品等各門類著名藝術家代表80余人參加了座談會。大家暢談了改革開放對自身成長和文藝創作的影響，展現了30年來四川文藝事業取得的輝煌成就。——編者     

    以人為本是文藝創作的核心

    馬識途（四川省作協主席）：30年來，我們之所以取得一個個勝利，歸根到底靠的是改革開放。30年前，鄧小平等領導同志和一批睿智之士，痛徹地反思了建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所走過的彎路，撥亂反正，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走一條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新路。從此，打開了一個新局面。四川文藝界要認真學習改革開放實踐中形成的新的理論成果，必須和自己的創作、研究和工作實踐結合起來，調查研究，反思總結，找出實現社會主義文藝大發展大繁榮的道路。我現在已是94歲的老人，在四川文藝界也擔任領導40多年。反思建國后的20多年，四川的文藝和全國的文藝一樣，一直在飄搖，在泥濘的道路上前進，直到文化大革命，辦了許多錯事，錯待了許多文化人。在那樣的大環境中，文藝家很難有突破性的創作。這一點至今想來還心有余悸。我覺得值得我們反思總結的事情很多，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以人為本，認真在文藝為人民服務中做實事、做好事，這是文藝創作的核心。

    堅守文化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阿來（四川省作協副主席）：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我還是20來歲的年輕人。30年來，我個人的命運跟國家的發展、變化糾纏在一起。我覺得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四川的作家、理論家、評論家有非常強的使命感，為國家出現的新的變化，為民族出現的新的生機，感到非常鼓舞。那時，作家們坐在一起，很多時候在談論國家大事、結合國家大事的背景談論我們的文學。我記得當時反思我們自己的文化、反思我們四川文學的處境，提出一個概念，叫作“盆地意識”，就是從幾個作家、批評家的對話里提出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反思了我們過去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這種反思的精神也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我覺得這是80年代四川文學里很可貴的精神。今天四川文學的主要作家和中堅力量就是在80年代這樣一個精神氛圍之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的成功其實跟改革開放之初十一屆三中全會最基本的思變、實事求是、反思的精神連接在一起，跟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聯系在一起。但是這些年來，文學界自身思變的、覺得自己在參與社會改革進程的，覺得我們所做的文化工作是對中國的未來和民族精神的構建有作用的意識在退潮。現在大家說文學邊緣化了，不在中心了。我倒覺得文學在中心是個很糟糕的事情，因為世界本就是多中心的。如果一個人熱愛自己的職業，熱愛自己的工作，覺得它是有價值的東西，而且它的價值比我們覺得現在在中心的東西更能持久的話，這種邊緣化的感覺不知從何而來？文化與別的東西在社會上存在不同的職能，許多文化人在自我定位上也強烈認同這種邊緣化，通過這種方式把自己進一步徹底邊緣化，這是我不太想得明白的事情。這種思想一旦形成，再來談文化人的社會擔當、知識分子的社會擔當，我就覺得沒有什么可能了。孔子就很邊緣化，但那時候他內心關于人類的理想，關于文化的理想并沒有因此而放棄。文學在形式上不在主流，邊緣化并不等于精神和人格的矮化。但一段時間以來，我覺得我們的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精神和人格矮化得很厲害，如果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形成的文化氛圍中，要進一步發展上世紀80年代以來那種傳統是很困難的，而在這種精神狀態下當然可以出一些作品，但是，要出真正大氣的、對時代有建設性的作品是很困難的。在東部發達省市，過去我們認為市場經濟更為發達的地方，可能文化上更潰不成軍，但是情況恰恰相反，那些地方的文化人反而有比我們西部地區的文化人更強的獨立意識和自我建設意識。今天我們紀念改革開放30年，文化界、文學界一定要在精神上自我建設，不自我矮化，樹立國家、民族的觀念，尊重自己的職業，在文化人身上找回我們曾經的非常寶貴的東西，這就是文化的使命感，文化人的責任感，甚至最重要的是文化人自身的尊嚴。

    繼續追求人的解放和文的解放

    廖全京（四川省劇協副主席）：改革開放是一次大解放，歸結為一點就是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就我們四川文學界和戲劇界的情況來說，確實如此。我跨文學和戲劇兩行，親歷了這個過程，深刻地感到，沒有人的自覺就沒有我們四川文學的今天，也沒有四川戲劇的今天。馬克思、恩格斯一再強調人的解放，而1978年根本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有了人的解放才有文的解放，也就是文學文本和舞臺劇本的解放、舞臺表演的解放。以四川魏明倫、徐■、譚素為代表的戲劇家，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沒有改革開放是不可能的，改革開放給他們創造了自我解放的條件。不是他們不得了，而是時代不得了。這個時代對人的解放的強調一個是國家，一個是文藝界本身。

    現在，還要不要繼續解放人、還要不要繼續解放文？現在我們文學在自我取消、自我矮化，我們戲劇也在自我取消、自我矮化，好不容易站起來，好不容易獲得心靈的自由，但是我們有時卻在自我放棄。這種放棄是兩方面的，1978年以來，我們認識到一條很可貴的原則，就是文藝不脫離政治、文藝不從屬于政治，兩點都不可偏廢。現在我們很多人忘記了這一點，有人忘記了不脫離政治，有人忘記了不從屬于政治。文藝是獨立的，當然，這種獨立是相對的，只有獲得相對的獨立，你的文藝才站得起來。文藝不脫離政治，但是文藝不從屬于政治，我覺得應該重申這一點。這是一個方面，從我們作者本身來說，有一部分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反而是自我矮化、自我奴化，現在我們很多電視劇寫的不是解放哲學、不是人的解放，而是人的進一步奴化，宣傳皇權思想，美化帝王、宮廷的陰謀、權變，而且大行其道，我覺得這些作家是沒有良心的作家。這是我的隱憂。什么時候我們可以重新煥發我們作家對于自由、對于人的解放、文的解放的新的渴求，我們的文藝才有希望。沒有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不可能有文學藝術的真正解放。今天我們紀念改革開放30年，應該重申鄧小平同志的兩句話，一個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個是文藝不脫離政治，文藝不從屬于政治。藝術家要有自己的追求，如果完全自覺地把自己變成某一個階段、某一個時期政策宣傳的工具，那你實際是自我取消文學藝術，我認為這樣不配成為文學家和藝術家。

    音樂真正走向大眾

    黃萬品（四川省音協名譽主席）：改革開放30年，迎來了音樂藝術繁榮發展的好時代，四川省音樂事業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是在社會音樂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讓音樂真正走向大眾。四川省音協這些年搞了不少社會音樂活動，如“蓉城之秋”音樂會及評獎、“春熙放歌”活動等，影響面大，辦出了特色。第二，在各層次音樂教育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以四川音樂學院為龍頭的音樂高等教育學院、學科遍及全省。在普通教育中音樂課得到重視，國民音樂素質得到加強。第三，在音樂創作和表演上，大量的四川音樂家在國際、國內比賽中獲獎，出現了像李云迪這樣享譽世界的音樂家。最后，在音樂交流方面，四川省音協也積極主動地與國際國內建立廣泛聯系，每年都有上百人的交流往來，大大促進了四川音樂的繁榮。我個人也是參與者和受益者，我培養的學生有的成為了四川音樂學院的領導，有的是全國乃至國際金獎的獲得者，我的作品也在歐洲獲得了演唱金獎。可以說，沒有改革開放30年，也就沒有我自己今天的成就。

    永不停步地走下去

    沈伐（曲藝家）：我是改革開放的得益者，諧劇也是改革開放的受惠者。最近四川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廳召開了表彰我從藝50年的慶祝會。我這50年，前十年學習舞蹈，再十年浪費了，恰恰是剩下的30年學習諧劇趕上了好時代。1976年，我調到省曲藝團跟隨王永梭老師學習諧劇。從1978年到現在是我最輝煌的30年，也是我最幸福的30年。諧劇這個四川特有的藝術形式在改革開放的春風里得到很大的發展，我與一大批諧劇工作者創作了很多在全國都很有影響的作品。我是第一個把諧劇帶到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的。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諧劇的今天，就沒有我沈伐的今天，我愿意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在繼承和發展諧劇的道路上，永不停步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