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詩人嚴陣的名字是因為“山塢三月夜”這句詩，這是他50年前的小詩《江南曲》中的名句。在他的畫室里，我們見到了這位著名的詩人。前不久，他剛在紐約舉辦了個人畫展，對他來說，繪畫和詩歌一樣，都是一種精神的表達，一種激情，一種感悟。作為新中國成立以后成長起來的詩人，嚴陣的詩既有奔騰豪放的浪漫主義情懷，又有婉約流暢的抒情氣息，用一顆詩人的心感悟著時代的變動。
嚴陣是一位多產的詩人，“文革”之前就已經出版了《江南曲》、《琴泉》、《竹矛》等20多本詩集，新時期以來又先后出版了《花海》、《山盟》、《含苞的太陽》、《瓷月亮》等多部作品。至于“文革”期間，與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作家一樣，他的創作也是一片空白。
“不過，我也不是一點東西都沒有留下來。”他說的是“文革”前就已完成初稿的長篇敘事詩《山盟》，這是一部描述解放前武裝斗爭的史詩性作品。“文革”期間，大家都知道有這么一本書，工宣隊就直接找到嚴陣,要他把最大的毒草交出來。“我知道一旦交出去就什么都沒有了，所以就跟工宣隊說，我愛人也覺得那是一棵毒草，老早就燒掉了。”當時，嚴陣的夫人就把塑料布包好的稿子藏在窗外裝煤球的箱子里好幾年，煤球也堆在書上面好幾年，直到“文革”結束，經逐字逐句修改后出版。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時代，文藝的發展也開始走上了正軌。在嚴陣看來，改革開放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件，一個有歷史責任感的詩人不能不對此表示關注。已屆中年的他再次煥發了詩情，重新拾起詩筆，寫了多篇反映改革開放的短詩，并且很快就出版了第一部詩集《花海》。談起這個時期的詩歌創作，嚴陣說他經歷了一個從“我們”向“我”轉變的過程，開始在創作中尋找個人，尋找個人的情感領域和表達方式。
這種對于“個人”的尋找可以說是當時詩歌界的共性之一，政治氣候的變化，在全國各地催生了多個同時存在但又互不認識的詩群。北京有北島、芒克、多多、食指，福建有舒婷，安徽有梁小斌。以他們為代表的“朦朧詩”在詩壇崛起，既引領了潮流，也遭遇了一些批判。作為時代親歷者的嚴陣說，這些詩歌的出現有著特殊的背景和存在條件，突破了意識形態的禁區。因為之前我們的文學創作都是強調社會性，盡量沖淡和回避個人情感的流露，在經歷了思想解放的沖擊之后，在詩歌創作上開始走向個人情感是很自然的事，對于文學的改革開放起到了關鍵作用。20世紀80年代，整個詩歌界的創作步入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涌現了一大批年青詩人。如果說小崗村的農村土地改革首先突破了經濟禁區的話，那么，新時期初期的詩歌則扮演了突破文藝禁區的角色。
嚴陣有一個看法：詩歌永遠是屬于年輕人的。但這并不意味著詩歌不屬于中年人和老年人。而是說，不論年齡，詩人應當永葆那顆年輕的詩心，才能跟得上時代，才能推陳出新。“我要求自己的情感、意象、表達形式、結構方式都必須是青年的。”1984年《詩歌報》創刊以后，嚴陣擔任主編，確立了扶持青年的辦刊方針。他非常旗幟鮮明，不光是扶持青年人，更加重視那些第一次寫詩的青年人。1986年，《詩歌報》與《深圳青年報》聯合主辦的現代詩群體大展引起很大爭議，嚴陣先后寫了《現代詩全方位的喧嘩與騷動》、《為青年詩人辯護》等多篇文章。“當時一片反對之聲，對青年詩人的苛求和責備很嚴厲。作為主編，要對全社會負責，要對歷史負責，隨波逐流地一味指責青年詩人怎么行？我覺得他們更加需要的是支持。應當支持他們的群體意識和創新勇氣。”不過，他也不是一味地支持年輕人的創新，看到新詩發展中的一些問題，他也會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比如，對于“黃河算什么/我站在它邊上撒尿”這樣的創作，嚴陣是不能同意的，他認為“青年詩人要珍惜自己，不能‘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在他看來，詩人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是創作的根本，創新不能離開這個大前提。
在50年的創作生涯當中，以“文革”結束為分水嶺，嚴陣經歷了從“我們”到“我”和從“我”走向“我們”兩次變化。“文革”之前的創作，總體上是歌頌的，表達的是幾乎排除了個人成分的“我們”的情感。嚴陣說，這樣的創作是有缺陷的，詩歌創作“有感而發”，應當允許“我”的存在。但是詩人近年來又發現，只有“我”是不夠的，詩人有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應當代表時代、人民、國家、民族去發言。在這個意義上，個人園地的東西就顯得渺小了。“‘文革’后，不能從‘我們’走出，是個問題；今天，不能從‘我’走出，也是個問題。”古稀之年的嚴陣以驚人的激情創作了近2萬行的長篇抒情詩《含苞的太陽》，表達了國家命運和人民生活的巨大變化在詩人內心激起的巨大波瀾。雖然抒情主體是“我們”，但是與“文革”前的“我們”不同，今天的個人情感是允許存在的，是和國家情感融合在一起的。
在談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詩歌生存狀況時，嚴陣說，我們的詩人所面對的還是那個老問題，就是你寫的作品是不是大家所需要的。市場應該造成詩歌的繁榮，而不是不繁榮。關鍵在于，詩歌創作是否真正地實現了自由競爭，讓詩人不固步自封，不斷地拆除舊有的文學框架。上個世紀50年代，尚是無名青年的嚴陣把《老張的手》寄到《人民文學》，被編輯從成千上萬的投稿中選了出來，從此改變了他的命運。“這種環境在今天是求之不得的啊。”嚴陣感嘆說。在他看來，當下的詩歌要想發展，就需要一個大的變動，詩歌內部的主題、結構需要變動，詩歌外部的體制、政策包括詩歌評論更需要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