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想象與時代的流變

□ 張慧瑜（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

　　◎ 王朔所創作的最經典的文學形象，就是喋喋不休和洋洋得意的“頑主”。其喋喋不休是為了嘲諷、解構一套又一套的革命話語，把莊嚴、正襟危坐的革命敘事變成假正經和蠅營狗茍，與此同時，頑主又是洋洋得意的精神貴族，這來自于其純正的革命之子的身份，這些革命“接班人”自認為有藐視知識分子、社會權貴的資本。

　　◎ 王小波筆下的“一只特立獨行的豬”的真實涵義就是要離開舊體制到市場經濟中做一只勇敢的小豬。這種獨立、自由的形象成為新世紀之交在都市消費文化中浮現出來的小資主體的理想鏡像。

　　◎ 郭敬明非常聰明和敏銳地把90年代以來尤其是新世紀中國經濟崛起的時代命名為“小時代”，一個大歷史、大政治終結的時代。不管是80年代的人性論、“大寫的人”，還是90年代的“特立獨行的豬”，都把個人、個人主義放置在社會文化舞臺的中心，而《小時代》的意義在于呈現了新世紀以來個人從“我的地盤我做主”變成了一種“微茫的存在”，正如“我們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窩里，我們微茫得幾乎什么都不是”。

電影《小時代2》劇照

電影《私人訂制》劇照

　　任何文學作品和文化形象的流行都離不開歷史和時代之手的規約，正如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三位作家王朔、王小波和郭敬明分別以他們的創作，反映了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變化。把這樣三個作家放置在一起看似有些奇怪，因為他們的文學風格各異、也沒有任何師承關系，但他們卻是每一個歷史時期最有文化影響力的作家。如果說王朔是80年代少有的不依靠作協制度和文學思潮在文化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那么王小波則以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成為90年代的文化英雄，而郭敬明更進一步，不僅是文學市場最大的寵兒，而且也是打造青春文學市場的出版人。盡管三個作家一開始不被主流文學秩序所接受，但其共同點在于都是各自時代最受市場歡迎的作家，他們不僅與三個時代最為合拍，而且也以自己的方式回應著不同時代的核心命題，這正是他們作為時代標識的意義所在。

　　80年代與頑主的誕生

　　王朔登上文壇是1984年在《當代》雜志發表處女作《空中小姐》，直到1992年發表《你不是一個俗人》《過把癮就死》等小說，此后王朔更多地投身于影視劇制作，雖然也發表文學作品，但其文學成就和風格基本集中在80年代中后期。

　　王朔所創作的最經典的文學形象，就是喋喋不休和洋洋得意的“頑主”。其喋喋不休是為了嘲諷、解構一套又一套的革命話語，把莊嚴、正襟危坐的革命敘事變成假正經和蠅營狗茍，與此同時，頑主又是洋洋得意的精神貴族，這來自于其純正的革命之子的身份（“文革”后期成長的比紅衛兵、造反派更為年輕的紅小兵），這些革命“接班人”自認為有藐視知識分子、社會權貴的資本。頑主的這樣兩重面向被90年代王朔的兩位精神傳人馮小剛和姜文發揚光大，前者是葛優所扮演的渾不吝、油嘴滑舌的北京痞子，后者是《陽光燦爛的日子》中戲仿父輩革命事業的青春男孩以及《讓子彈飛》中帶領弟兄智斗土豪的孤膽英雄。這就使得頑主一方面是“一點正經沒有”的玩世不恭者，另一方面又是不甘流俗、平庸的青春不羈者。

　　頑主對于革命敘事的嬉笑怒罵，在于80年代人們（尤其是城市居民）依然生活在頑主所不屑的社會主義單位制之中。就像90年代初期情景喜劇《我愛我家》里滿口革命話語的老爺子，雖然被嘲弄，但依然在家中有權威，不過是退休而已。80年代的改革開放更多的是一種體制內部的調整，即便保守派與改革派的對立也來自于體制內部的爭論。比如國企工廠改革也多采用承包制、獎金制等方式，這與90年代讓國企破產重組不同。就連在農村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也是一種現代化的思路，這種“離土不離鄉”的現代化路線，使得“在希望的田野上”不是懷念遠方的故鄉，而是把腳下的故鄉變成“四個現代化”的樂土，這與90年代走向對外加工貿易為主的發展路徑有著重要的區別，農民不得不離開故鄉涌向遙遠的沿海城市打工。

　　在這里，盡管被頑主所解構的革命敘事變成空洞的話語，但是公有制、集體制的社會結構沒有發生大的改變，這就使得頑主的喋喋不休并非無的放矢。90年代中期隨著市場經濟重組社會秩序之后，頑主也就喪失了其言說的社會基礎。在這種背景下，王小波式的體制外英雄登上了90年代的文化舞臺。

　　90年代與“一只特立獨行的豬”

　　王小波開始創作于1989年，被人們知曉是1991年《黃金時代》獲第13屆臺灣《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大獎，然后國內開始出版其作品。王小波真正產生巨大影響則是1997年意外英年早逝，直到2002年逝世五周年，各大媒體上對王小波的悼念達到高潮。王小波不僅構造了獨特的文學世界，而且在90年代中期成為給《三聯生活周刊》等剛剛創刊的都市文化雜志寫稿的專欄作家，結集出版過影響巨大的《我的精神家園》和《沉默的大多數》等雜文集。

　　如果說王朔的文學形象是頑主，王小波則書寫了一個體制外的“特立獨行的豬”，連同王小波本人也被媒體塑造為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言人。尤其去世后，媒體最經常稱呼王小波的是體制外的自由主義分子、民間知識分子和獨立知識分子。這些命名方式是90年代最為核心的文化想象，即體制內與體制外、官方與民間、體制與獨立。與此相關的思想社會議題，就是90年代中后期借助海外漢學以及哈貝馬斯成名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而展開的對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公共領域的爭論。這種對兩種體制和社會空間的想象80年代不曾出現，新世紀以來也很少使用，是90年代特有的文化社會想象。90年代隨著南巡講話，中國正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雙軌制時期，此時的市場化改革一方面是打破計劃經濟的大鍋飯，另一方面開始確立市場經濟的新體制。

　　王小波筆下的“一只特立獨行的豬”的真實涵義就是要離開舊體制到市場經濟中做一只勇敢的小豬。這種獨立、自由的形象成為新世紀之交在都市消費文化中浮現出來的小資主體的理想鏡像，不過，在這幅主動從舊體制走向新制度的圖畫中遮蔽或消隱不見的是90年代被動走向市場的兩類群體，一類是離開土地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一類是國企工廠的下崗工人，他們雖然也過著市場化的、體制外的“獨立”生活，但顯然不是“特立獨行的豬”、不是體制外的自由人。從這里可以看出，如果說80年代的頑主依然生活在社會主義舊體制的松動之中，那么90年代“特立獨行的豬”則成為市場經濟新體制的弄潮兒。新世紀以來，這種雙重體制的想象徹底消失，中國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小時代》與“微茫的存在”

　　2013年郭敬明把自己的作品《小時代》搬上大銀幕，引發激烈爭議，也掀起對大時代和小時代的討論。郭敬明非常聰明和敏銳地把90年代以來尤其是新世紀中國經濟崛起的時代命名為“小時代”，一個大歷史、大政治終結的時代。不管是80年代的人性論、“大寫的人”，還是90年代的“特立獨行的豬”，都把個人、個人主義放置在社會文化舞臺的中心，而《小時代》的意義在于呈現了新世紀以來個人從“我的地盤我做主”變成了一種“微茫的存在”，正如“我們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窩里，我們微茫得幾乎什么都不是”。與這種微茫感相對應的則是《小時代》中把社會比喻為“浩瀚的宇宙”，如“我們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漂浮的宇宙塵埃和星河光塵，我們是比這些還要渺小的存在”，個人之渺小來自于宇宙、社會之“浩瀚”。

　　這種一大一小的強烈對比不僅是郭敬明式的“長不大”的少年情結，更是一種新的個人與社會關系的想象。社會中的個人變成了“陷入墨水一般濃稠的黑暗里去”，也就是說，“我”（個人）被淹沒在一望無垠、無邊無際的宇宙沙漠里。

　　從洋洋得意的頑主到“一只特立獨行的豬”，再到“無邊黑暗”中的“小小星辰”，可以看出80年代以來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變遷。如果說80年代的頑主是一種體制內批判、90年代個人追求體制外的自由，那么新世紀以來個人則淹沒在《小時代》的霧霾之中。近期，馮小剛導演、王朔編劇、葛優主演的喜劇片《私人訂制》即將登陸賀歲檔，永遠長不大的老頑童頑主再次登場，這回他又要讓哪些正人君子、成功人士顯出假正經、真小人的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