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的“古籍”情
傅璇琮(速寫) 羅雪村繪
傅璇琮,生于1933年,祖籍浙江。古籍研究專家,曾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副組長,中國唐代文學會會長,第八、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他曾任中華書局總編輯,現任清華大學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兼任《文學遺產》、《文獻》等10余家學術期刊學術顧問;他著述等身,譽滿天下,但仍筆耕不輟。對待“古籍”,他執著追求執著愛,他就是傅璇琮。
他少時家境并不闊綽。上初中時,他用給《開明少年》撰文得到的稿酬,購買朱東潤先生的《張居正大傳》等書來讀。1951年,他進入清華大學,次年因院系調整,轉入北京大學。這個時期,他受知于浦江清、王瑤、游國恩、林庚等古代文學名家。這位才華橫溢的青年受到名師的感染與熏陶,信心百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書籍之中。
大學畢業,他以才名獲得北京大學的認可,留校為浦江清先生助教。在浦先生身邊,他的古籍興趣日漸濃厚,對學術充滿了無限的憧憬。
1958年,他因事調入出版界。在新的工作環境中,他“潛心于書齋,超然于兢途”。有時,為了充分利用時間,他舍棄午餐,潛心于圖書館的“古籍”紙堆里,用饅頭開水充饑。讀書、編撰、整理古籍,他“忘卻營營”,樂在其中。
令他猝不及防的是,這樣的“樂”,很快破滅了。1969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在干校,白天勞動改造,晚上思想教育。冬寒夏熱,忍饑挨餓。艱苦與勞累,很多人生活絕望,而他,有書就有樂趣。沒有燈,他借助手電光亮讀。蚊蟲叮咬,他用被子遮著讀。就這樣,他從《詩經》讀到清人文集,從《史記》讀到晚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等日記雜著,從費爾巴哈的《黑格爾哲學批判》讀到丹納的《藝術哲學》。閱讀日益廣博,學識日益深遠,古籍研究也隨之漸有成就。他開始參加中華書局“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為《全唐詩》、《史通》等撰寫出版說明,撰寫《高明的卒年》等,受到學術界的關注。
錢鐘書先生曾將自己的力作《管錐篇》贈給他,并在扉頁上題曰“璇琮先生精思劬學,能發千古之覆”。“精思劬學”是“因”,“發千古之覆”是“果”。思考有了結果,他往往會興奮不已。有時,吃飯中間,他想起問題,甚至放下碗筷就進了書房。深思熟慮,他的見解自然高屋建瓴。1978年,他撰就《唐代詩人叢考》,他嘗試著研究“小家”與“大家”的關系,以群體研究來理清唐代文學發展脈絡。在他的影響下,大陸古代文學研究掀起了“叢考”熱。
對他來說,這種“導夫先路”絕非曇花一現。他撰寫《李德裕年譜》,曲達旁通,由譜主可以略窺大半個中唐文化。他撰寫《唐代科舉與文學》,從文化史角度研究文學,打開了我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又一扇窗口:大陸、港、臺學者中竟然有數十種研究,不僅內容、方法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就連題目結構也有驚人的近似之處。他的《唐翰林學士傳論》,是我國文化史上第一次嘗試性為翰林學士立傳,為中國文化研究開拓了一個新的學術空間。
更令人贊嘆的是,他在古籍研究領域有大局觀。當今學術界,幾無比肩者。1980年以后,編成《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匯編》等力作,他便開始思考中國古籍乃“全人類的寶貴財富”這一宏觀性問題。30年間,他曾主編《唐人選唐詩新編》、《唐才子傳校箋》、《中國文學大辭典》、《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宋登科記考》、《宋才子傳箋證》,又組織、策劃整理《全宋詩》、《續修四庫全書》、《中國古籍總目》、《中國古代詩文名著提要》等,這些工作視野宏闊,意義深遠。因為工程浩大,他所發揮的,是令人難以想象的超越個體的巨大作用。他以身作則,知人善任,是一個奇跡般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他不以才高而輕人,不以大家而自傲,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親切地稱學生“同志”。師從他學習的弟子,從未見他慍怒。發現新材料,他一定會轉贈給學生。工作繁忙,他沒有忘記學生,即使出差在外,他也要給學生留下聯系方式。他用愛激勵學生,用愛給他們力量。
他關愛學術新人,大陸內外有口皆碑。正是如此,他也受到很多學者的敬重。他,常常自慰自勉“力求好學深思,摯于知音”。自1981年以來,僅他應邀為學界友人作序即近百篇,在當今學壇實屬罕見。他,習慣用書信和學者交流,很多獲贈他書信的學者,如獲至寶。
讀書人愛書,為了使更多人能讀到書,他將自己的書贈給天一閣、清華大學圖書館等單位。借用他喜歡的《文心雕龍》中的一句話,那就是“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
(編輯: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