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地緣文化與周邊外交戰略目標

　　大概沒有哪一個國家與如此眾多的國家接壤，但這就是中國地緣文化的現實。其實這也是中國地緣文化由來已久的歷史。這個歷史與現實一方面說明了中國地緣的幅員遼闊，一方面也凸顯出地緣文化的構成復雜。地緣文化，是文化質相有別、利害攸關的地帶，也是文化雙向流動、交鋒交融的地帶。中國幅員遼闊、構成復雜的地緣文化，不僅呈現出“區段地緣”的多樣性，而且呈現出“地緣發展”的層級性。正如我國東、西部發展的地域差異一樣，與之相關的地緣文化也存在著發展的“層級”差異。也就是說，關注地緣文化的“多樣性”只是關注一個不言自明的事實，我們需要從“多樣性”的差異中來尋求“和諧發展”的路徑。

　　因此，談文化的多樣性，談地緣文化的差異性，談地緣文化差異的對抗性或對話性，要有一個“擱置差異、共謀發展”的前瞻視野。10月下旬，我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這個座談會確立了我國周邊外交的戰略目標和基本方針。概而言之，戰略目標是“服從和服務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面發展同周邊國家的關系，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維護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努力使周邊同我國政治關系更加友好、經濟紐帶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聯系更加緊密”。基本方針則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

　　二、周邊國家關系的全面發展與和諧發展

　　座談會所提出的“全面發展同周邊國家的關系”，是我們地緣文化的時代課題。所謂“全面發展”，強調了“政治關系更加友好、經濟紐帶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聯系更加緊密”的“四位一體”。也就是說，我們談“亞洲文化藝術多樣化與和諧發展”，不能孤立地來談，因為這個“和諧發展”只能是“全面發展”。離開了友好的政治關系、牢固的經濟紐帶和深化的安全合作，“人文聯系”不可能談得上“緊密”，地緣文化中的交流凸顯的只會是“交鋒”而非“交融”，文化多樣性的“求同存異”只會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饑”。

　　地緣文化的正視與應對，歷來是一個敏感與審慎的問題。文化的差異性以及由此構成的多樣性，如果沒有地緣接觸大抵是相安無事的；即便偶爾有所碰撞，也無妨進行“我行我素”、“各行其是”的對話。許多文化學者都注意到我國文化傳統中“和”理念的價值，也都認同既“和”且“諧”的“和諧社會”構建。而事實上，一國的“和諧社會”構建，固然不能不正視調節社會的階層分化及其利益固化；但“和諧地緣”其實才是和諧社會構建更為重要的方面，這其間與我國“地緣文化”緊密關聯的“邊疆民族”（這往往是在地域、人口都體量較大的少數民族），其文化能否真正實現“多元一體”也關涉到“中華文化”能否既“和”且“諧”。

　　三、地緣文化和諧發展中的“命運共同體”意識

　　和、諧二字的本字，都是左右結構的形聲字。二字的左部都以“龠”為形，右部則分別用“禾”、“皆”來示音。二字左部的“龠”是一種類似“笙”的樂器，《說文》釋為“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從《說文》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和”被釋為“調也”，“諧”則被釋為“樂和諧也”。也就是說，“和”固然以“不同”為前提，但“和”的實現卻在于對“不同”加以“調節”，“和諧”的狀態本質上是“調和”的結果。《論語·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說明我們文化傳統以“和而不同”為理想，追求“和睦相處”而不“盲從茍同”，因為“同而不和”的結果是“同則不繼”。

　　作為中國地緣文化的時代課題，“全面發展同周邊國家的關系”的指向在于實現“和諧發展”。對于實現“和諧發展”，“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在“基本方針”中突出“親、誠、惠、容”的理念。從習近平總書記在座談會的重要講話中，我們認識到“親”就是“堅持睦鄰友好，守望相助，講平等，重感情……使周邊國家對我們更友善、更親近、更認同、更支持”；“誠”就是“誠心誠意對待周邊國家，爭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惠”就是“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同周邊國家開展合作，編織更緊密的共同利益網絡”；“容”就是“倡導包容思想，強調共同發展，以更加開放的胸襟和更加積極的態度促進地區合作”。為此，總書記要求我國的周邊外交工作“廣交朋友，廣結善緣”。我們文化“軟實力”在此要大大借助外交的“暖實力”。

　　四、審視“地緣文化”要超越“還原論”思維路徑

　　“全面發展同周邊國家的關系”并且“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說明我們的地緣文化建設應具有“整體論”文化思維。作為一種認識論，“整體論”是人們在反思“還原論”局限時探索的思維新路徑。作為由笛卡爾倡導的近現代科學的基本方法，“還原論”的基本理念在于“作為存在的事物是可分析還原的”。也就是說，笛卡爾認為人們可通過分析或抽象將認識對象拆分為更基礎的部分，由此使認識進入對象的更深層次以了解其結構和屬性；然后再從那些“更基礎的部分”出發，通過綜合推演形成對整體的世界、運動的世界的認識。質言之，“還原論”是一種表征主義的認識論，它作為人們認識的“科學方法”是由本質主義的外在存在論和構成性的實體實在論來共同支撐的。我們既往基于“地緣文化”所作的亞洲各國文明的分析，之所以會得出“共同性”遠遠高于“差異性”的認識并以此為“和諧發展”的基礎，正在于這種“還原論”的思維路徑。

　　的確，在世界史的研究者看來，歐美因其工業革命率先發生，是較早具備現代性的文明；非洲、澳洲以及拉丁美洲，主要是部族文明遭遇殖民地文化的混合物。亞洲文明——特別是東亞、東南亞及南亞文明的共同性在于，在遭遇西方列強之前，它有著獨立發展、長久發展、和諧發展的古典文明。這種文明創造過人類歷史的諸多輝煌，它不為發達的強勢文明所屈服，也從不歧視相對弱勢的發展中的文明。在亞洲各國文明的共同性中，其實都不乏民為本、和為貴、兼相愛、交相利、執其中、順其勢、固其本、通其變之類的主張，這些都是我國地緣文化賴以對話的氣場和交流的平臺。不過，這些“共同性”只具有“對話氣場”和“交流平臺”的可能性，我們之所以要重新審視“周邊外交”或者說是審視“中國地緣文化”，就在于這種“可能性”并不必然能成為“現實性”。對此，我們需要樹立“整體論”文化思維。

　　五、“四個著力”與“整體論”文化思維

　　人們在反思“還原論”思維路徑時認識到：對世界構成性實體的探究并不能替代對世界錯綜格局、復雜過程的真實理解，對外部世界某些部分、某些層次的理解也不可能完全拼接成世界整體的正確圖像。“整體論”文化思維作為理解、把握“整體性”的認識論，意味著一要從本質主義的外在存在論走向現象論的參與存在論，二要從構成性的實體實在論走向生成性的關系實在論，三要從表征主義認識論走向基于內在關系論的認識論。很顯然，因為參與性、生成性、關系性成為人們審視對象世界的有機方面，“整體論”文化思維才提升我們審視“中國地緣文化”戰略思維的水準。如同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思考周邊問題、開展周邊外交要有立體、多元、跨越時空的視角……要從戰略高度分析和處理問題，提高駕馭全局、統籌謀劃、操作實施能力，全面推進周邊外交”。總書記強調了“四個著力”，即要著力維護周邊和平穩定大局，要著力深化互利共贏格局，要著力推進區域安全合作，要著力鞏固和擴大我國同周邊國家關系長遠發展的社會和民意基礎。

　　可以說，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四個著力”，正是中國地緣文化時代擔當的具體展開。中國地緣文化及其所關涉的周邊外交，是亞洲文化藝術多樣性與和諧發展最重要的課題。早在2011年，中國政府就發表了《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回應世界對中國的關注。白皮書高度概括了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也深度闡發了中國和平發展的世界意義，申言“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發展維護世界和平”。我們在這個“和平發展”理念中的文化主張，是“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大力提倡不同文明間對話和交流，消除意識形態偏見與隔閡”。我們注意到，這個文化主張的本質是“多樣性文化的對話與交流”。文化對話與文化交流，不是消除特性和差異，而是消除偏見和隔閡；不是唯我獨尊、妄自尊大，而是潛心向善、躬身睦鄰。

　　六、“四點愿景”促進亞洲文化的繁榮和發展

　　我們強調中國地緣文化的時代擔當，不僅在于它是亞洲歷史文明最重要的策源地，而且在于它是當代亞洲文明最重要的前行者。由于中國在亞洲相對居中的地理位置和相對錯綜的地緣關系，中華文明注定要成為一種注重交流、包容差異、講究實際、強調傳衍的文明。宋以前有佛陀西來，有鑒真東渡；近現代以來更有仁人志士求真索理于俄羅斯，勤工儉學于法蘭西，習法通變于東瀛國，借石攻玉于美利堅……事實上，中國之所尚“中”，并非以“中心”自居，而是以“中和”自勵。中華文化的“和為貴”，貴的是“中和”與“兼和”。“兼和”者，強調的是“包容”；“中和”者，強調的是“厚德”。“厚德”之為“中”，體現為我們文化傳統中“過猶不及”的認知模式與“而不”的行為模式，《樂記》所載季札觀樂時所言：“……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我們既往談文化的多樣性，談“求同”多而談“存異”少，談“包容”多而談“交融”少，談“兼和”多而談“中和”少。事實上，我們思考中國地緣文化的時代擔當，要更多地關注后者并對之深思長考。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之前，習近平總書記于10月7日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了題為《深化改革開放，共創美好亞太》的演講。他談到中國“希望同亞太伙伴們攜手同心，共同創建引領世界、惠及各方、造福子孫的美好亞太”，談到他愿與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共同分享的四點愿景，即謀求共同發展、堅持改革開放、推動創新發展、尋求聯動發展。這使我們聯想起總書記更早些時候（8月19日）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上的一段重要講話，他說：“對世界形勢發生變化，對世界上出現的新事物新情況，對各國出現的新思想新觀點新知識，我們要加強宣傳報道，以利于積極借鑒人類文明創造有益成果……要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可以認為，“中國地緣文化的時代擔當”作為“亞洲文化藝術多樣性與和諧發展”的重要課題，需要認真理解并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上述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需要充分認識到中國是“基于自己幾千年歷史文化傳統，基于對經濟全球化本質的認識，對21世紀國際關系和國際安全格局變化的認識，鄭重選擇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作為實現國家現代化、參與國際事務和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路徑（見《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而現在我們更進一步強調周邊外交工作中的“睦鄰、安鄰、富鄰”，這無疑也是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舉措，是中國地緣文化促進亞洲文化繁榮和發展的時代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