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冷暖人生》十周年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行。

　　《冷暖人生》十年了。十年間，這個被認為有些“小眾”的欄目，從最開始的獵奇，到后來一步步成熟，目光始終都關注個體的命運。如欄目主持人陳曉楠所言，這個節目希望提供的是一幅“清明上河圖”，“在時間延展開后，讓一個個人物形成一幅畫卷，展現出離你非常近，但似乎又很遙遠的中國。”十年走來，其中多少不易，從《冷暖人生》，亦可窺見中國當下紀實類人文電視欄目的普遍境遇。

　　孤島十年 碼頭建好，老人要走

　　2003年，《冷暖人生》制片人朱衛民登上海南一個孤島，采訪一位老人。老人年輕時被人誣陷強奸罪，判了10年。出來后到處上訴，但上訴書石沉大海，沒有回音。老人覺得人間已無公平可言，聽說小島上有鬼，便上去捉鬼為他申冤，一個人在孤島生活了20多年。朱衛民在島上和老人喝酒、打魚，回來后做了一期節目《人·鬼·島》。

　　前段時間，朱衛民又去了小島一次。老人已經75歲，除了頭發白了，其他一樣沒變。但小島變了，高速路通了，碼頭建好了，孤島馬上要消亡了。“島消亡的那天就是我走的那天，墳地我都選好了。”老人說。

　　這讓朱衛民感慨，回頭想想為什么《冷暖人生》能堅持十年。朱衛民覺得就像主持人陳曉楠說的，節目希望提供一幅“清明上河圖”，“在時間延展開后，讓一個個人物形成一幅畫卷，展現出離你非常近，但似乎又很遙遠的中國。”

　　欄目十年 電視紀錄片漸入低潮

　　像《冷暖人生》這樣的電視紀錄片欄目，其實在中國電視史上自有其脈絡。1993年上海臺推出《紀錄片編輯室》，央視隨后出現了《東方時空·生活空間》，它們都摒棄了慣用的宏大敘事，而通過一些普通人的日常經驗來反映時代變化，“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了街知巷聞的口號。隨后更多體制內的電視人開始嘗試用紀實語言來進行欄目創作，小人物的悲喜人生取代了之前熒幕上常見的高大全人物。但朱衛民覺得用小人物形容并不準確，“在鏡頭面前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都是和我們一樣的人。”

　　進入21世紀，此類電視紀錄片漸漸進入低潮期。不久前，學者呂新雨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們現在在主流媒體看到更多的是人文歷史類的，很難看到現實題材的紀錄片。雖然人文歷史類的紀錄片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在任何國家的紀錄片版圖里，如果你缺少對當代社會的解讀和觀察的視角，都是不完整的。”《看見》欄目制片人李倫也曾說“現在，媒體更多的是關于歷史類、風光類，各種各樣的說明性、知識性的片子，觀察式紀錄片的缺失是我們時代的遺憾。”因此他覺得《冷暖人生》的存在算作一種安慰，“觀眾看見還有這樣一個節目，會覺得這個時代總不算太壞吧，至少還讓這樣一個節目活著。”

　　環境十年 最笨拙方式應不應該保留？

　　十年算是一個節點，中國的電視環境已經全然不同。鐘大年覺得《冷暖人生》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在媒體形態和紀錄片都在發展變化的情況下，如何繼續向前走。李倫認為《冷暖人生》更應該關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真正的高級沖突都發生在人心之間”，他考慮這類的電視紀錄片在訴諸情感關懷的時候，有沒有機會把一個人物、事件打開，從而展現出人物和他舞臺之間的關系，“有時我們的影像敘事方式顯示出編導過強的企圖心，反而忽略了事件的復雜性”。王紀言則將視角放得更寬，他覺得更應該考慮的是電視人的態度問題，當你拿著這個工具走入社會的時候應該用什么樣的態度，“而像《冷暖人生》這樣看起來最古老的、最笨的、最弱勢的、最無能為力的方式是不是應該在電視上保留？”

　　陳曉楠的希望是感性的：當大家都無限奔跑，被信息碎片襲擊的時候，他們還可以慢慢向前走，某一天奔跑在前面的人一回頭，發現這幾個老家伙居然還在做這件事時，“我希望他們能再加上一句，他們做的事還是那個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