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我說過煥頤辭世忽已六周年了，我該為他寫點紀念文字。但在腦海里“掃描”了一遍，“儲存”太單薄，好像與他只見過一面。那是1980年5月在北京朝陽區招待所一次會議上。那年他50歲了，是“上少”詩歌編輯，也知道他仍孑然一身，已“知天命”而尚未婚娶。那時我尚是工業部門的業余作者。至今保存在我記憶中的還是他50歲的音容。我和他完全談不上有“私交”，相互惦著的，無非我們都是繆斯的追隨者、癡愛者。之后我多次去過申城，甚至從未想到去造訪他一次。

　　煥頤長我七歲。我在故鄉崇明念高中時，就在《解放日報》等報刊讀過他的新詩作品，記住了他的名字。不知為何，我覺得他是個老詩人。現在算來，他那時其實也就是二十剛過，典型的小青年。他在什么單位，做啥工作，我毫無所知。只奇怪于他的長期“消失”。他的落難，被發配青海，都是后來知曉的。他這種悲愴經歷，白白葬送人生中最寶貴的、最該有作為的青春年華，國中所在多有，我未以為意。一旦災消復歸，就拼命奮斗，企圖扳回被迫中止的遠大追求，完全不要命地投入工作和事業，但自然規律是鐵鑄的，誰都受其無情制約。煥頤亦莫能外，雖然歸來接續了他的青春歌唱，也贏得幾許掌聲，但畢竟時不我待，“嗓子”也未免有點嘶啞。我注意到一些文學史家、新詩研究者的書寫，有的（多數）視煥頤為無，名字都不提的。倒是我在有關兒童詩的憶述文字中，偶爾提及煥頤作為園丁和澆花人的并不特別卓異的業績和奉獻。

　　1981年煥頤離開“上少”奉調《文學報》，他是及時函告我的。這年5月中旬，他來信約我寫兒童詩，他知我住處離金波兄近，要我轉請金波也寫，那時我還沒置自行車（非買不起，乃無票也），立刻跑金府轉達煥頤的邀約之意。幾天后，金波兄寫出后來廣受好評并被收入語文課本的童詩《信》，念給我聽，我以為極好。稍后這首詩和我的《小娃娃的歌》（兩首），經煥頤手，同時發表在1981年5月28日《文學報》上。

　　煥頤始終一往情深做的是新詩（成人）夢。也許由于曾在少兒編輯出版單位工作，他也寫一些兒童詩。但“身在曹營心在漢”，他用力最深的無疑還是在新詩上。也許我少時即接觸煥頤作品，故很喜歡他，他的詩，既傳統（體現在受舊體詩詞和1949年前新詩影響濃重，以及像大多數老一輩詩人一樣，很注意詩的韻律、音響、節奏）又現代——“現代”到個別詩我都看不太明白。

　　憑藉深厚的詩學藝術素養，煥頤不多的兒童詩（似未結集出版過），頗有些佳品在。例如發表在1980年第1期《小朋友》上的《春媽媽》，清新、純凈、美麗，有如一塊晶瑩剔透的碧玉：

　　春，是花的媽媽，

　　紅的花，藍的花，

　　張開小小的嘴巴，

　　春媽媽，

　　用雨點喂他……

　　反正我有機會編作品選，總忘不了選錄煥頤的詩。除《春媽媽》外，我還選用過他的《蒲公英》《我拾到一樹一樹的珍珠》《一條河》《長城放歌》等。

　　煥頤念茲在茲始終心系祖國的新詩事業，晚年創辦《中國新詩》雜志便是明證。為辦此刊，他動用一切關系，到處化緣募措資金，拼了老命。但大環境使然，孜孜矻矻、磕磕碰碰，出了幾期后終至辦不下去。壯志未酬，悲乎。

　　《中國新詩》每期送我的，也向我約稿。但主編煥頤公心磊磊，寄他拙作雖自認尚可，但無一能進入他的無私法眼。記得金波兄森林題材的一組新詩，是登了的。

　　我的詩兄煥頤，天堂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