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李佩倫先生的20集電視劇本《京劇大師馬連良》（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之后，深深受益，思考良多。

　　如果從題材來劃分，《京劇大師馬連良》是一部人物傳記劇。馬連良跌宕起伏的人生，李佩倫先生出色的編創才華，使劇本呈現多重的意義。

　　首先，它是第一部再現京劇大師馬連良的生平的電視劇本，在題材上有開拓性的貢獻。

　　其次，它塑造了一個以德為本、德藝雙馨的京劇藝術家馬連良形象。劇中的馬連良，以京劇《朱砂痣》中的兩句唱詞“勸世人一個個終要學好，善與惡自有那天理昭昭”為自己演戲和做人的根本。馬連良在臨終彌留之際，還讓圍在身邊的兒女們吟唱這兩句唱詞。這樣一個注重“做人”且來源于生活真實的藝術形象，對當下面臨道德滑坡和誠信危機的中國社會，尤其是對面臨拜金主義、名利至上等等誘惑的文藝界，具有一種標桿和引領的作用。

　　它又是一部勵志劇。馬連良出身寒微，8歲入北京喜連成科班學戲，10歲即與譚鑫培、陳德霖和賈洪林聯袂演出《朱砂痣》。10歲兒童馬連良，與三位大師配戲，把一場重要演出拿下，可謂創造了梨園奇跡。17歲出科后，應邀去福州擔任主演，唱紅福州。18歲返回北京，重入富連成科班，成為京劇歷史上第一個二次坐科的藝術家。21歲初演于上海，風靡滬上，并灌制唱片數張。26歲時挑班演出，名掛頭牌。并和周信芳在上海合作演出，盛況空前。29歲組扶風社，并和梅蘭芳合演《法門寺》《探母回令》。32歲再和周信芳在天津聯合公演，被譽為“南麒北馬”。早在上世紀40年代，馬連良就在香港拍京劇電影《借東風》《打漁殺家》《游龍戲鳳》，50年代后又拍攝《群英會》《借東風》和《秦香蓮》。他曾擔任馬連良京劇團團長、北京京劇團團長、北京戲校校長。馬連良30歲就與余叔巖、高慶奎、言菊朋并稱“前四大須生”。40年代初，又與新崛起的譚富英、楊寶森、奚嘯伯并稱“后四大須生”，并成為首席。如此年輕就步入京劇的最高殿堂，已是令人嘆為觀止。可以說，馬連良在京劇領域創造了傳奇，他的寒門出身、他的勤學苦練和他的輝煌成就，對廣大青少年來說就是絕佳的勵志榜樣。

　　這部劇本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李佩倫先生是戲劇評論家，劇本展現了他對京劇的淵博學識和精湛研究。劇本如果拍攝，對普及京劇知識、培養新一代的京劇愛好者和觀眾，會起到推動作用。同時，它對如何振興京劇，京劇如何推陳出新，也可能再次提供議題。馬連良30年代起逐步探索出的“馬派”藝術，繼程長庚、譚鑫培之后，把老生行當的表演推向新的高度。這部電視劇本無疑也是一種提醒：“馬派”的藝術經驗，值得我們認真繼承和總結。

　　《京劇大師馬連良》還是一部反思劇。而進入新中國，對馬連良來說，開端應該說是美好的，他曾受到高度的禮遇和信任，他本人也追求跟上新社會的步伐，不僅演出眾多改編、新編的歷史劇，而且，還演出現代戲《杜鵑山》《南方來信》《年年有余》。甚而，還想演《紅巖》中的華子良。但是，極“左”的政治路線最終給馬連良的命運帶來悲劇。因主演《海瑞罷官》，他被卷入巨大的政治漩渦，在“文革”中遭受折磨摧殘，最終在屈辱中離開人世。作為一代京劇大師，馬連良是一個天才，但這個天才誕生在舊中國，卻毀滅在新時代，的確引人深思。閱讀這部劇本，很自然地讓人想到清明良好的政治是多么的重要，尊重藝術、尊重人才的社會環境是多么的重要。另一方面，馬連良的奮斗史和成功史，也啟發我們對歷史上中國的藝術教育傳統進行重新審視和思考，其中成功的經驗，應該說對改進今天的藝術教育機制、人才培養機制不無借鑒作用。

　　它又是一部具有少數民族色彩的作品。馬連良是回族，這一民族身份必然地給他的為人和藝術烙下印記。這部劇本注重從回族的宗教信仰、民族性格和風俗民情等方面塑造和詮釋主人公馬連良，為人們更全面和更深刻地理解馬連良的人生和藝術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同時，也賦予電視劇以一種民族風情和民族特色。

　　歷史人物傳記或許會點燃許多作者的創作欲望與激情，然而，歷史人物傳記也一直在尋找最合適的作者，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有的歷史人物會出現多種版本的傳記。李佩倫先生作為著名戲劇研究學者和評論家的造詣，他對馬連良生平和“馬派”藝術多年的研究，以及他的回族身份，使他當之無愧地成為馬連良傳記劇作者的最佳人選。誠然，作為一部人物傳記劇，《京劇大師馬連良》劇本既好寫也難寫。好寫是因為馬連良是當代人物，生平資料不難找；難寫也因為是當代真人真事，作者不可避免地要受真人真事的制約，創作中自由的藝術想象和虛構會受到相當程度的壓抑和束縛。但我覺得，所謂“大事不虛，小事不拘”這一歷史劇、傳記劇通行的創作原則，其中是可以包含著很大的藝術張力的。另一方面，在表現歷史、表現人物的真實性方面，又還可以再豐富與拓展。《京劇大師馬連良》這部劇本是以歷史編年的方式來展開敘事的，也就是說作者很注意表現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社會關系對人物命運的投射和影響。這是值得贊賞的。馬連良所交往、所經歷的一些人物，劇本還可以再增寫一些。他所交往與合作的還有一些京劇大師或京劇界重量級人物，這些交往與合作也使他的人生更為斑斕多姿，是他的藝術成就的一個體現。此外，對劇中有的“文革”人物的批判與反思色彩亦仍可強化。李佩倫先生不辭使命，不憚勞苦，擬將劇本擴寫為35集，對此令人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