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文學創作上，山東有莫言和張煒兩座高峰，這既是一個引領，同時還會形成籠蓋的力量，青年作家怎樣才能讓自己的聲音發得更響亮一些，這是面臨的一個難題。”

　　◎ 對于創作，李敬澤在與山東青年作家交流時提了兩點建議：第一是學習，第二是下苦工夫寫字。前者關乎作家的胸襟、眼光、氣度，后者體現了對于寫作的虔誠、認真、執著。

　　在第20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中國作家館“山東主賓省”活動成為一大亮點。8月29日上午，“山東主賓省”重頭戲“齊魯文學再創輝煌”主題論壇在中國作協舉行，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李敬澤，山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王紅勇，作家出版社社長葛笑政，山東省作協主席張煒，山東省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楊學鋒等出席論壇并致辭，雷達、胡平、葉梅等來自全國的著名作家、評論家圍繞齊魯文學的發展歷程和創作成就，在全國文學視野下研討分析了山東文學的地域特色、文化蘊涵和審美品格，分析和研究了山東作家文學創作的得失，探尋實現齊魯文學新突破的思路。當天下午在魯迅文學院，艾克拜爾·米吉提、劉慶邦、馮秋子等來自《中國作家》《人民文學》《詩刊》等雜志社的知名作家、編輯為東紫、宗利華等十位文學魯軍新銳把脈指向，結合他們的創作進行了點評指導。

　　從傳統走來的齊魯文學

　　山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發源地，文脈昌盛，人才輩出。山東作家的創作，無論是莫言、張煒這樣的名家，還是一些默默無聞的寫作者，無不深受傳統影響。這里是孔孟之鄉，因此，在很多人看來，山東的文化傳統就是儒家傳統。但是在山東籍作家、評論家看來，山東的文化傳統具有獨特的豐富性。

　　生于山東、在山東工作多年，后任教于北京師范大學的評論家張清華表示，在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之外，齊文化、墨家文化對山東文學的發展都曾產生過深刻影響。齊文化主治、詭譎的思維特征，在中國傳統文學當中均有體現，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集大成者。另外如果沒有墨家文化，就不可能產生《水滸傳》這樣的作品。

　　作為山東人，《民族文學》主編葉梅一直懷著欣喜和自豪關注著家鄉的文學發展。在她看來，山東文化是儒家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緊密結合，它裹挾著黃河文化的泥沙一路走向海洋，具有民族性、包容性，同時又具有西方文化那樣的開放意識。這些奠定了齊魯文學的基色。

　　魯文化與齊文化，一個不語怪力亂神，一個專寫怪力亂神，這種矛盾的共存，或許正是造就這塊土地上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齊魯文學的同與異

　　在評論家白燁看來，山東文學的高度就是中國文學的高度，而且是可以和世界文學對話的。至于山東文學的共性，白燁說張煒的作品具有代表性：既接地氣，又有距離，創作中不是完全地去擁抱當下生活，而是保持了一種觀察、反思、審美的距離。

　　張清華則指出山東作家身上另一種共有氣質：具有大抱負。莫言也好，張煒也好，他們的作品都帶有知識分子情懷，有一種對于歷史、現實的整體認知和宏觀把握，這些特點給他們的作品提供了一個內在的骨架，所以他們的作品有情懷、有格局、有譜系，是一個郁郁蔥蔥的龐大世界，當然也是富有個性與個體情懷的，這正是山東文學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這樣大的成就的內在原因。

　　說齊魯文學的共性，雷達的觀點很有代表性。雷達心目中的齊魯文學，第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對人的主題強有力、深刻的表達。雷達強調，文學中的人主要指大地之子，他們具有歷史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文學對人的表現，立足點主要體現于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尊重人權的話語。過去文學對人的理解很狹窄，只講積極性，不講人性，只講單一性，不講復雜性，只講理性，不講非理性等等，但是新時期以來的思想解放使得對人的理解有了重大突破，上世紀80年代張煒筆下的人物就具有代表性。在《秋天的思索》中，張煒不是寫莊稼人腰桿挺起來了、農民進行承包責任制了，而是寫了一個復雜的人，有著巨人的雄心和嬰兒的意志，這樣的寫作非常可貴。談到齊魯文學的第二個特點，雷達指出，山東是孔孟之鄉，儒家文化浸潤很深，來自深厚傳統的道德激情、道德理想加大了作品對人性的挖掘，增加了藝術的魅力。文學和道德的關系非常復雜，但是在文學中注入強烈的道德激情是好的。雷達指出齊魯文學的第三個特點是山東作家的民間視角、民間資源，民間性構成了齊魯文學獨有的特色。

　　共性之外，雷達也表示，同一地域的作家風格千差萬別，作家本身又是個性奔放的。這一觀點得到了現場不少專家的共鳴。《文藝報》總編閻晶明指出，孔子對山東文學影響深遠，但這并不是說歷史上的山東作家都要照著孔子的思想來寫，或者山東作家就比山東以外的作家更有思想。李清照是山東人，現在看她是小資作家，儒家思想不是很重；到了蒲松齡，算是寫穿越小說的，也跟孔子沒有關系。閻晶明說，文學合起來看有其特點，但是分開來卻哪個都不像。

　　另外，不同時期的齊魯文學也具有不同的特點。評論家孟繁華敏銳地發現，十七年文學期間，山東著名作家都是抒寫革命歷史題材，他們的創作為今天理解中國現代革命歷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參照。進入新時期以后，山東作家最突出的貢獻則是抒寫鄉土。孟繁華說，農村題材和鄉土文學不是一回事，農村題材是要建立起意識形態，書寫農村階級斗爭；鄉土文學是書寫中國的社會狀況，對于如何讓人們認識鄉土中國，新時期以來的山東作家居功甚偉。

　　齊魯文學的未來

　　《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在濟南整整生活了18年，人生當中最關鍵的時期、最具成長性的時期是在山東大學度過的。當年他和張清華同在山東時，經常談論一個話題——青年文學創作。他說，現在回過頭看，愣頭青年代發表的一些看法，思考的一些問題，和現在很多年輕人是重合的，尤其在山東這個地方非常明確：在文學創作上，山東有莫言和張煒兩座高峰，這既是一個引領，同時還會形成籠蓋的力量，青年作家怎樣才能讓自己的聲音發得更響亮一些，這是面臨的一個難題。難題如何突破呢？施戰軍認為，青年人可以在自己的天地里有獨到的發現，青年作家應該在這個維度上建立自己的事業。張煒20多歲時已經開始發表非常有影響的作品，而現在山東的青年作家確實是成長得太晚了。“事實上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狀況和我們這一代人基本的才智和抱負有關系。我們的抱負太小了。不妨放大一點野心，不要只會做一個向前輩學習的乖乖男，乖乖女。”施占軍說。

　　對于創作，李敬澤給青年作家提了兩點建議：第一是學習，第二是下苦工夫寫字。前者關乎作家的胸襟、眼光、氣度，后者體現了對于寫作的虔誠、認真、執著。在與山東青年作家交流時，李敬澤問道，面對現在這么復雜的時代、人心和事態，作家有沒有自己獨有定見的立場，有沒有對事件深入的理解、認識和把握？李敬澤覺得很多時候沒有。作家在寫男女關系時，眼光、能力沒有問題，但題材稍微放大一點，可能就會出現簡單和粗陋。李敬澤說，面對時代的紛繁復雜，作家有一種深刻的無力感，此時的作家并不比網絡上那些看熱鬧的人更高明、更深刻一點點。這個時代比過去要復雜得多，作家需要的知識裝備、知識能力也要比過去復雜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說，年輕作家一定要有學習的自覺性。提出下苦工夫寫字的第二條建議，李敬澤更是有感而發。他看到現在有些青年作家的稿子，話都說不清楚，字都寫不順溜。由此想到古代文人，哪怕寫個便條、文書，提筆文字就是行云流水，神采飛揚，可是現在很多作家連寫字這一關都過不了。時代有浮躁的一面，作家心里鬧騰，但是寫作依然需要沉靜與刻苦的自我修養，以嚴肅、虔誠的態度對待手中這支筆。

　　李敬澤表示，山東的文學有著悠久的傳統，特別是當代文學出現了莫言、張煒這樣的具有深遠的世界性影響的大作家。山東在上世紀90年代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涌現了一大批非常有才華的中青年作家，其中很多人都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和評價。齊魯文學曾經有很大的輝煌，也會不斷再創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