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沒有方圓的，沒有規矩的，想怎么寫就怎么寫。”

　　◎“我們的技巧太圓熟了，我們什么都有，但是我們小說中沒有的是那種感情，沒有正常人的感情，沒有作家的感情。”

　　“我來自一個偏遠的山村，年輕時為追逐金錢和名利不停地低頭哈腰，是文學讓我找回了自我，讓我昂首挺胸，現在我只有在思索寫作內容時才低頭，那是在向文學致敬。”近日，閻連科獲得了馬來西亞“世界華文文學獎”，他在發表獲獎感言時這樣說道。幾天之后，在上海書展上，閻連科的出現也成為眾人關注的熱點。“書展的全部熱鬧和努力，就是把好作品賣成大白菜，把白菜豆腐樣的家常菜供成珍味與佳品”，這樣的一條微博也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很多人的共鳴與爭議。在本次書展“2013文景藝文季——文字中的故鄉與異鄉”環節中，閻連科還與止庵、章小東進行了對談，就文學創作的一些基本問題談到了自己的看法。

　　人情的溫暖在全世界都可以找到，要把它們表達出來

　　七八年前，有一次閻連科到挪威轉機去西班牙，那時候他不會英語，一位60多歲的老先生告訴他，需要到赫爾辛基去轉飛機，聽得他一頭霧水。老先生看他不明白，就走了出去，十分鐘后又回來，對他說：“我已經買好了機票，我從挪威把你送到赫爾辛基去。”閻連科很震驚，因為素不相識，其實告訴他怎么轉機就可以了，可是老人說他買好了機票。問為什么這樣做，老人告訴他：“我曾經到過北京，當時找不到路，我一個漢字也不認識，后來遇到一個老太太，帶我走了幾公里，送我到了要去的地方。這是我17年前欠中國人的外債，我現在還給你，心里就踏實了。當然，我專門買一張飛機票把你送到赫爾辛基讓你轉機，那邊香煙特別便宜，我買幾條香煙就把錢賺回來了。”

　　章小東是現代著名文學家章靳以的女兒，旅美女作家，在美國二十多年間也遇到過跟閻連科同樣的遭遇，同樣坐錯過車，走錯過路，同樣有幾個美國人把她送了回來。閻連科說：這樣做并不是哪種皮膚的問題，人情的溫暖在全世界都可以找到，而章小東新著《吃飯》把它們表達了出來。在閻連科看來，這部小說處處充滿了艱辛中的溫暖、溫暖中的艱辛，讀時總讓人想起余華的小說《活著》，《活著》是為了活著而不斷地死去，而《吃飯》為了吃飯才活著，作者在寫作上無技巧的技巧也讓這部小說達到了不一樣的狀態。

　　文學可以沒有章法，想怎么寫就怎么寫

　　寫作到底有沒有章法？止庵向閻連科的發問也問出了不少人的心頭疑惑。止庵指出，我們生活中經常突然跑進來一個人突然又走掉了，而作家卻不敢這么寫，比如契訶夫說你不能在第一幕寫到墻上掛了一支槍，到后來沒有人開這支槍，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時，包法利先生本來有一頂帽子，那個帽子沒什么用，福樓拜就把帽子刪了。

　　在閻連科看來，這也是一個令作家非常尷尬的問題。王安憶就曾說過，中國的作家太會寫小說了，寫得太有章法了。閻連科進一步強調：“然而問題也就出現在這里，我們的技巧太圓熟了，我們什么都有，但是我們小說中沒有的是那種感情，沒有正常人的感情，沒有作家的感情。”而《吃飯》這本書妙就妙在這里：作者從來不管托爾斯泰怎么寫小說，不管卡夫卡怎么寫小說，莫言怎么寫小說，自己就這么寫，把自己的情感呈現出來，呈現多少是多少。書中給我們非常親切地描繪了我們的前輩到西方、美國后所走過的道路，這是永遠不過時的，再過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我們的孩子再到美國去，有可能仍然沿著這條路走，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這本書呈現的就是所有我們在外面可能遇到的那樣一些境遇和命運。每個讀者已經不需要從文學上考慮，她給我們呈現的是一個鏡子式的東西，我們能否從她所呈現的道路中走出一種成功或者失敗的道路，這是我們要面對的。

　　“小說原來可以隨意這樣去寫，真的可以沒有章法的。”閻連科說，在當天的飛機上他也還在想，他自己能不能寫一部這樣的小說，不管是散文也好，故事也好，小小說也好，新聞報道也好，完全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文學是沒有方圓的，沒有規矩的，想怎么寫就怎么寫。”這或許就是閻連科的答案。

　　找到你的故事可以生存的地方，最好的作品離不開屬于它的土地

　　地域對于作家有著重要意義，比如高密東北鄉之于莫言，馬橋之于韓少功，耙耬山區之于閻連科，很多作家都有屬于自己的土地。在閻連科看來，故事發生的場所更多是文化意義上的，“每個人都要找到你真正可以生根的地方，你要找到你的故事可以生存的地方，有的是鄉村的，是河南的，某一個縣的，有的是美國的，找不到的話你就無法讓你的故事飛揚起來”。每一個作家都有他不可改變的地方，移植到另外一個地方大概是不可能的。

　　幾年前上海世博會期間，閻連科去西班牙，見到了西班牙在上海世博會委員會的主席，這個主席請他吃了一頓飯，用去了5個小時，從晚上九點吃到凌晨兩三點，菜品一樣一樣上來總共有70種，到最后每個人都吃不下了，吃不下也不能走，也要每種都嘗一嘗，因為這是大廚花了兩天的時間才準備出來的，你一定要吃5個小時，否則就是對大廚的不尊重。他們告訴閻連科，西班牙館最想做的事就是把這樣的西班牙餐帶到中國，5個小時70道菜，但是完全無法帶到上海去，最后只好放棄了。他們想把這樣的文化帶到中國來。

　　“有些文化是不能移動的，只能在屬于它的土地上，換一個土地，就變成一種笑料。”閻連科生于河南農村，從小生活在那里，至今所有的親人都還在那里生活，閻連科說，假如他要寫有關家鄉的任何一個小故事，也許可以寫得比巴金好，但如果寫上海，也許還沒有一個上海中學生寫得好。他指出，我們在寫作的時候，什么路都可以走，彎路是不可以走的。如果不屬于你，一般不要去碰，碰也是彎路。一位作家的一生可能有一千部作品，但是最好的故事一定是與他的土地、他的文化結合最親密的。這個根是什么，你一定要掌握到。就章小東來說，她寫上海寫不過上海的作家，寫美國寫不過美國的作家，但是寫在美國的中國人，沒有人寫得過她。

　　見過一粒芝麻，寫出一個西瓜，需要你的想象力

　　作為一個好的作家，生活經歷與寫作技巧相比哪一個更重要？一位初學寫作者問閻連科。閻連科回答，經歷也好，技巧也好，哪個都非常重要。一個人有天大的技巧，卻沒有任何的生活經驗，談技巧就毫無意義，說到底文學小說都是要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的；但是一個人有一大堆的經驗，沒有一點技巧，也是不行的。

　　不過，在生活經歷和寫作技巧之外，閻連科更看重的是一個人的想象力，認為一個作家要想長遠地寫作，就要看他的想象力。一個人坐在這兒講他二十年五十年的經歷，總有一天會寫完。比如卡夫卡寫得那么好，但是到后面就基本都是重復的了。一個作家的想象力可能遠比他所有的經驗、所有的經歷、所有的技巧重要得多，有了想象力，沒有經歷過這件事情也可以寫出來，“你能否見過一粒芝麻，寫出一個西瓜來，這就需要非常大的想象力”。